王夫之和他身後的知音

作者：王強山

來源：《書(shu) 屋》2015年第1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二日壬子

           耶穌2017年7月24日

我們(men) 今天提到王夫之，總會(hui) 把他當作湖湘文化史上與(yu) 周敦頤並峙的兩(liang) 座豐(feng) 碑之一，或者是明清之際的一代儒宗，與(yu) 黃宗羲、顧炎武並列。事實上，他在他生活的時代卻是寂寞而孤苦的，在他逝世後也長期不為(wei) 人所知。他之所以贏得如此崇高的曆史地位，與(yu) 他身後的一批知音群體(ti) 有很大的關(guan) 係：曾國藩竟然捐出俸祿3萬(wan) 金大批量印刷船山遺書(shu) ，彭玉麟捐出俸祿1萬(wan) 2千兩(liang) 白銀興(xing) 建船山書(shu) 院（據了解，清朝中期，1兩(liang) 銀子大約折合人民幣1萬(wan) 元，大家可以估摸一下這些個(ge) 巨款了）；清廷首任駐英、法大使郭嵩燾畢生為(wei) 讓船山進孔廟奔走呼號，但禮部一直沒有滿足其請求；在大清被推翻的三年前，飽讀船山遺書(shu) 的光緒皇帝終於(yu) 下令將這位先師請進孔廟，也算告慰了他的十年前犧牲的同誌、同為(wei) 船山隔代弟子的譚嗣同……

壹

王夫之自幼即隨父兄攻讀儒家經典，諸子百家以及漢唐詩賦，文名重於(yu) 鄉(xiang) 裏，十四歲中秀才，二十四歲中舉(ju) 人，其時已到明王朝存亡之秋，遂未參加明末最後一科會(hui) 試。

崇禎十六年（1643），張獻忠部攻下衡陽，邀請王夫之參加，遭其拒絕。順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陽舉(ju) 兵抗清，旋即戰敗。第二年王夫之南下廣東(dong) 肇慶，投奔南明桂王永曆朝廷，被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職（八品）。在永曆小朝廷，他親(qin) 眼目睹小朝廷爭(zheng) 權奪利的內(nei) 幕，且受到東(dong) 閣大學士王化澄的打擊迫害，不得已投奔在桂林的抗清將領瞿式耜。桂林失陷，瞿式耜被殺後，王夫之為(wei) 躲避清軍(jun) “薙發令”而流離於(yu) 湘南零陵（今永州）的荒山野嶺之間，自稱瑤人，居瑤洞，生活十分艱難。順治十四年（1657）年近四十，他回到衡陽老家，從(cong) 此開始隱居著述的生活。

船山先生隱居生活條件十艱苦，“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至暮年，他體(ti) 弱多病，難以下筆，“猶時置楮墨於(yu) 臥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他一生著述一百多種，四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哲學、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chuan) 》、《尚書(shu) 引義(yi) 》、《詩廣傳(chuan) 》、《張子正蒙注》、《思問錄》、《讀四書(shu) 大全說》、《讀通鑒論》和《宋論》等。逝世前，他自題墓誌：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cong) 致；

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意思是說，他一生決(jue) 心像西晉的名將劉琨那樣抗擊匈奴，報效國家，但命運不濟；學術上他仰慕北宋的張載，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但才力使他不能及。這是船山先生對其畢生政治活動與(yu) 學術活動的自我總結。他對宋明理學乃至中國古代經學和史學既進行了係統性的批判總結，又有大膽的創新，對傳(chuan) 統學術的繼往開來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由於(yu) 船出先生流隅鄉(xiang) 曲山間，且極少授徒講學，所以當時作為(wei) 學問家和思想家的聲名鮮為(wei) 人知。時人對船山先生的認識，主要限於(yu) 一個(ge) 失國的遺民，一個(ge) 有節氣的士大夫，而鄉(xiang) 人所知不過一個(ge) 倔強而苦命的老頭。

船山先生最早的知音是順康時期的劉獻庭。劉獻庭（1648-1695），字繼莊，別號廣陽子，著有《廣陽雜記》。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萬(wan) 斯同之薦，劉入京參明史館事，編《明史》和《大清一統誌》，康熙二十九年（1690）離京返吳，第二年冬天抵衡州，在衡州司馬茹儀(yi) 鳳署中過年。翌年正月十八遊南嶽，此時船山先生剛逝世不久（正月初二日去世）。劉獻庭依所聞見，始“識”船山，並大力稱說船山：“其所學無所不窺，於(yu) 六經皆有發明”，並說：“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jin) 此一線耳。”劉氏對船山先生的認識可以說是當時對船山先生的最高評價(jia) ，已屬難能可貴，但其評論仍然屬於(yu) 對傳(chuan) 統儒學的繼承與(yu) 發揚的角度，還無法認識到船山先生思想的劃時代意義(yi) 。至於(yu) 船山先生真正的知音或者知音群體(ti) 的出現，要到大約一個(ge) 半世紀以後。

貳

嘉道年間，由於(yu) 曆史風潮所激，一個(ge) 後世稱之為(wei) “經世派”的湖湘士子群體(ti) 拔地崛起，從(cong) 陶澍、魏源到湯鵬、賀長齡、王文清、羅典、歐陽厚均、丁善慶、鄧顯鶴和唐鑒等人，他們(men) 慨然卓立，衝(chong) 破保守愚昧，強梁自私的傳(chuan) 統藩蘺，以經營天下為(wei) 誌，主張通經以濟世，不為(wei) 古學所囿，“義(yi) 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錢基博語）。這一批湘籍士人相與(yu) 往還，以鄉(xiang) 為(wei) 黨(dang) ，關(guan) 心國事時務，深究天下利弊，對國家的漕運、河務、鹽政、科舉(ju) 、官製、賦役、錢幣、兵丁、邊輿以及道德、風氣和學術等都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思想，使嶽麓書(shu) 院逐漸成為(wei) 經世派的大本營，並深刻影響了一大批在同光時期政壇上具有舉(ju) 足輕重地位的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和郭嵩燾等，他們(men) 既是經世派的後勁，又是洋務派的先驅。

以上所舉(ju) 許多人物，構成了船山先生的隔代知音群體(ti) ，他們(men) 理解、認同並大力闡發船山先生的“通經以致用”的思想，並為(wei) 刊刻船山遺著殫精揭慮，或者為(wei) 爭(zheng) 船山先生在全國的學術地位不遺餘(yu) 力。

在這個(ge) 船山先生的後輩湘人群體(ti) 中，唐鑒對船山先生的理解與(yu) 評價(jia) 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即上承劉獻庭，下啟曾國藩和郭嵩燾。

唐鑒（1778-1861）字栗生，號鏡海，湖南善化（今長沙縣）人。唐鑒是這樣評說船山先生的：

“理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失興(xing) 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yu) 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shu) 三百餘(yu) 卷（實為(wei) 四百餘(yu) 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跡自甘，立心恒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好邪莫之能攖，渠逆莫之能攝，嶺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為(wei) 學也，由關(guan) 而洛而閩，力抵殊途，歸宿正軌。”

唐鑒對船山先生的極力推崇深刻地影響了其弟子曾國藩，並通過曾國藩影響到郭嵩燾。

曾國藩不僅(jin) 服膺船山先生學說，並身體(ti) 力行，成為(wei) 早期洋務事業(ye) 的核心人物，而且對船山先生遺著的刊刻和流傳(chuan) 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船山先生去世以後其子王敔於(yu) 康熙四十一年（1702）開始刻印《船山遺書(shu) 》，僅(jin) 十餘(yu) 種，船山先生著作大多淹沒無聞。直到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在鄧顯鶴等人的基礎上，專(zhuan) 門開書(shu) 局刻印《船山遺書(shu) 》，收入著作五十七種，二百八十八卷。

鄧顯鶴（1777-1851）字湘皋，湖南新化人，首開組織大規模點校、刊刻《船山遺書(shu) 》之功，並且最早把船山先生提到與(yu) 顧炎武和黃宗羲並列的地位，使船山之學得以顯揚於(yu) 世，湖南後學稱他為(wei) “楚南文獻第一人”，而梁啟超則稱之為(wei) “湘學複興(xing) 之導師”。

鄧顯鶴最早接觸船山先生著作是在嘉慶年間，當時衡陽翰林馬倚元主持匯江書(shu) 室，曾刊刻幾種船山著作，贈予鄧幾冊(ce) ，立即引起鄧的高度重視，從(cong) 此“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shu) ，精審鋟木，嘉惠來學”。

道光二十三年（1842）鄧在長沙編纂《沅湘耆舊集》，征求船山遺詩、遺著。船山先生裔孫王世全得此訊，遂通過歐陽兆熊引見鄧，並送來船山詩集，後匯刻船山遺著50餘(yu) 種，180卷，稱王氏守遺經書(shu) 屋本。

鄧顯鶴自知自己精力、財力有限，難以全部收羅船山遺著，遂托請其私淑弟子曾國藩廣為(wei) 收羅。

曾國藩早年求學嶽麓學院，對船山先生經世致用之學深有認同並極力推崇，後組建湘軍(jun) 與(yu) 太平軍(jun) 作戰，每攻下一地必盡力搜羅船山著作，後匯至62種計322卷。此時《船山遺書(shu) 》之前刻版已毀於(yu) 戰火，曾氏遂有重刻《船山遺書(shu) 》之念。

同治二年（1863）曾國藩“捐廉俸三萬(wan) 金”，在安慶設書(shu) 局，準備刻印《船山遺書(shu) 》。書(shu) 局由歐陽兆熊負責，參加校刊的有十六人，而曾國藩盡管軍(jun) 務繁忙，對於(yu) 書(shu) 局的許多事務仍親(qin) 自過問，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wei) 精刻船山遺書(shu) ，曾國藩不惜重金，追求最好的正紅梨木板，“書(shu) 板俱選八分厚”，並且延聘寫(xie) 、刻俱佳的通人。校刊除十六位名士宿儒外，曾國藩也於(yu) 軍(jun) 事政務之餘(yu) 親(qin) 自校閱“《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shu) 》、《易》、《詩》、《春秋》諸經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yu) 事”（曾國藩《船山遺書(shu) 序》）。

正是在曾國藩的親(qin) 曆親(qin) 為(wei) 下，《船山遺書(shu) 》曆時兩(liang) 年，從(cong) 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計56種288卷，比前述王氏守遺經書(shu) 屋本多出138卷，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較為(wei) 係統全麵的船山著作匯編。

叁

郭嵩燾可以說是道、鹹、同、光時期經世派與(yu) 洋務派中在思想上與(yu) 情感上最能與(yu) 船山先生相通的知音。

郭嵩燾於(yu) 道光十六年（1836）就讀於(yu) 嶽麓書(shu) 院，其時山長為(wei) 歐陽厚均（1766-1846）。歐陽山長掌教嶽麓書(shu) 院達二十七年之久（1818-1844），極力推崇船山先生提倡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對郭嵩燾影響頗大。

也正是在嶽麓求學之時，郭與(yu) 曾國藩、劉蓉、江忠源及羅澤南等湘中人物成為(wei) 莫逆之交。他們(men) 聲氣相投，慨然以天下為(wei) 己任，在學問與(yu) 人格上都深受船山先生的啟迪與(yu) 感化。終郭氏一生，他最為(wei) 仰慕的前輩鄉(xiang) 賢除濂溪先生（周敦頤）外，就是船山先生。

郭嵩燾不僅(jin) 是政治家，而且是學問家、思想家，他於(yu) 經、史、子、集均有涉獵，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尤其在經、史方麵造詣頗深。他的治學路徑，遵循的即是“通經史以致用”、“通經史以治身心”、“通經史以為(wei) 政”。在船山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他最為(wei) 推崇的是《讀通鑒論》與(yu) 《宋論》。他說：

“國朝王船山先生《通鑒論》出，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粹然一出於(yu) 正，使後人無複可以置議。故嚐以謂讀船山《通鑒論》，曆代史論可以廢。”

船山先生史論的精要除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外，還有民族主義(yi) 之大端，郭嵩燾雖未論及，想必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不能明言，有意回避。但郭氏對船山先生幾十種著作單單推崇《讀通鑒論》和《宋論》，其深層意蘊不難窺見。郭氏去世後，近世英傑紛紛研讀《讀通鑒論》與(yu) 《宋論》，多少受到了郭嵩燾對船山先生史論推崇的影響。他們(men) 在反滿的時代大潮中，需要張揚船山先生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以助成民族主義(yi) 革命。梁啟超說：

“自將《船山遺書(shu) 》刻成之後，一般社會(hui) 最歡迎的是他的《讀通鑒論》和《宋論》。這兩(liang) 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的著作，但在史評一類書(shu) 裏頭，可以說是最有價(jia) 值的。”

梁任公講的這種價(jia) 值，就在於(yu) 其民族主義(yi) 思想，正如楊昌濟所言：

“王船山一生卓絕之處，在於(yu) 主張民族主義(yi) ，以漢族之受製於(yu) 外來民族為(wei) 深恥極痛。此是船山之大節，我輩所當知也。”

船山先生史論得到郭嵩燾之後的後輩學人如此推崇，亦可見郭氏識見之不凡。

郭嵩燾還通過建船山祠，建思賢講舍以及奏請朝廷將船山先生從(cong) 祠文廟兩(liang) 廡等具體(ti) 行動，弘揚船山思想。

同治九年（1870）郭嵩燾掌教城南書(shu) 院，隨即於(yu) 書(shu) 院南軒祠（張栻祠）旁建船山祠，並親(qin) 自撰寫(xie) 碑記，將王夫之與(yu) 周敦頤並列為(wei) 湖湘古代學術上的兩(liang) 大豐(feng) 碑。其後郭又撰《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蓋濂溪周子與(yu) 吾夫子，相去七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亙(gen) 湖湘而有光。其遺書(shu) 五百卷，曆二百餘(yu) 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鹹以謂兩(liang) 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yu) 其鄉(xiang) 。如嵩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為(wei) 之表章！意庶以鄉(xiang) 賢之遺業(ye) ，佑啟後進，辟吾楚之榛荒。

在這篇告文中，郭氏希望王夫之也能像周敦頤一樣從(cong) 祀文廟（孔廟）兩(liang) 廡。在中國古代，一個(ge) 學者能獲得皇上恩準而從(cong) 祀文廟兩(liang) 廡是最高的榮耀。周敦頤在南宋理宗時即被批準從(cong) 祀。光緒二年（1876），郭時任兵部左侍郎，在出使前夕，專(zhuan) 門上奏《請以王夫之從(cong) 祀文廟疏》，疏中稱：

夫之為(wei) 明舉(ju) 人，篤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經說，言必征實，義(yi) 必切理，持論明通，確以據依。亦可想見其學之深邃，而其他經史論說數十種，未經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內(nei) 傳(chuan) 》、《讀四書(shu) 大全》，實能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其精蘊，足補夫子之義(yi) 所未備。生平踐履篤實，造次必依禮法，發強剛毅，大節懍然。

在該疏的最後，郭嵩燾呼籲：“如王夫之學行精粹，以之從(cong) 祀兩(liang) 廡，實是以光盛典而式士林。”

光緒三年（1877）郭嵩燾在英國得知其疏被禮部議駁，於(yu) 是又上一折，請總理衙門代進，仍被駁回。光緒五年（1879）郭氏歸國，得知奏疏被駁回的詳情，決(jue) 定回鄉(xiang) 開立思賢講舍，私祀船山先生。

郭嵩燾逝世後，先後有孔祥麟、趙啟霖等上奏朝廷，請求王夫之從(cong) 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辛亥革命前夜，趙啟霖的奏疏《請三大儒從(cong) 祀折》才被禮部批準。有意思的是我們(men) 今人所謂的“明清之際三大儒”這個(ge) 名稱正與(yu) 從(cong) 祀過程暗合。

肆

船山先生晚年有一首《鷓鴣天》詞自題其肖像：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雲(yun) 此是薑齋。

龜於(yu) 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亂(luan) 猜，

誰筆仗，此形骸，閑愁輸汝兩(liang) 眉開。

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cong) 天乞活埋。

王夫之生前的孤苦與(yu) 悲涼溢於(yu) 言表，但作為(wei) 一個(ge) 學問家與(yu) 思想家的船山先生，又是無比幸運的。在他的後輩同鄉(xiang) 中有如此龐大的一批知音群體(ti) ，他們(men) 認同他的人品，弘揚他的思想，從(cong) 他的身上獲得充足的精神養(yang) 料。他們(men) 扛起船山先生這麵湖湘文化的大旗，拯斯民於(yu) 水火，挽大廈之將傾(qing) ，此船山先生之大幸矣！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