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為康曉光辯護

欄目:伟德betvicror国际
發布時間:2010-04-1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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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

作者簡介:冼岩,男,獨立學者。

     
     
    康曉光先生“儒化”宣言一出,舉(ju) 世嘩然,罵聲四起。康曉光是我對之認同最多的當世學者,眼見眾(zhong) 口滔滔,自然想起而為(wei) 之一辯。但還未開口,就已有人斬釘截鐵地斷言:“冼岩(閑言)就是康曉光”,然後附和者眾(zhong) 。為(wei) 避嫌疑,我本不想再趟此渾水。但這一回樊百華先生在其長篇鴻論《“替代陽謀”、“仁政”和其他》中,一再提到“冼岩(閑言寫(xie) 作組)”,這倒使我有了一個(ge) 理直氣壯與(yu) 之理論的理由。 
    
    一,首先正名,說說所謂“冼岩(閑言寫(xie) 作組)”
    
    從(cong) 何清漣女士由“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每天工作24小時,大概也無法寫(xie) 出這種風格多樣的大量文字,並閱讀海量般浩大的信息”、從(cong) 而暗示冼岩是“國安部的寫(xie) 作班子”,到樊百華先生“閑言寫(xie) 作組”的提法,冼岩個(ge) 人搖身演變成了令樊百華等西方民主自由救國論的信徒們(men) 咬牙切齒的“寫(xie) 作班子”。冼岩本來自願作一個(ge) 何清漣女士所描繪的“網路幽靈”,僅(jin) 僅(jin) 以文字與(yu) 公眾(zhong) 交流,並不親(qin) 身介入言論界、思想界的糾葛。但人非太上,難能免俗,在各種“身份質疑”的追剿下,冼岩終於(yu) 現身於(yu) 上月18日在北京舉(ju) 行的某個(ge) 學術座談會(hui) ,與(yu) 自由派的劉軍(jun) 寧、秋風,新左派的韓德強、楊帆對簿當場。當然,這種現身仍然不可能堵塞天下好事者悠悠之口,他們(men) 仍然可以演繹:這個(ge) 出來的冼岩莫不隻是一個(ge) 替身?他後麵說不定還有一個(ge) 閱讀班子、一個(ge) 寫(xie) 作班子? 
    
    人類的猜忌心是不可戰勝的,冼岩也隻能做到這一步了。你能夠證明某件東(dong) 西確實有,卻萬(wan) 難證明其確無。以後,如再有以“身份”相質疑者,冼岩唯有恕不奉陪,請斷言者自行舉(ju) 證了。 
    
    
    二,說說康曉光的“智囊”身份 
    
    
    這又是一個(ge) 身份問題,我原來一直奇怪,為(wei) 什麽(me) 許多所謂自由民主人士往往辯論還沒開始,就能“發現”對方的身份或動機有問題;說是講理,七繞八繞,總要把思想之爭(zheng) 演變成身份之爭(zheng) 或道德批判?我原以為(wei) 這些帽子高手都是師法文革,再現姚文元遺風。最近終於(yu) 弄明白了,這其中很多人確實不是在有意攪渾水、故作陷害,而是真心實意地認為(wei) 凡與(yu) 自己“持不同政見者”都身份或動機“有問題”。換言之,持這種身份論或動機論的人往往道德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他們(men) 的智力。 
    
    這些人的智障根源於(yu) 自以為(wei) 天下事或者說中國問題隻有一個(ge) 答案,那就是他們(men) 所主張的自由民主;而且這個(ge) 答案是如此的顯而易見,它既是普世真理,又已經被光輝典範所證明。不承認這樣的答案,就是別有用心,就是朝廷鷹犬或者禦用智囊。如果你的“不同政見”隻是在他們(men) 的“普世真理”之外另作蹊徑,他們(men) 或許還會(hui) 相信你隻是“認識問題”;如果你的見解竟然與(yu) 他們(men) 的“普世真理”發生衝(chong) 突,那無疑就是在有意搗亂(luan) 、居心叵測了。 
    
    在這些手持葵花寶典的原教旨主義(yi) 者看來,一切問題都早已有了答案,根本無須再作求索;一切答案都在書(shu) 中寫(xie) 著或西方擺著,唯一問題是看你敢不敢揮刀自宮。對於(yu) 這種偏執自信,中國人並不陌生,半個(ge) 多世紀以前,對這種人有個(ge) 專(zhuan) 門稱呼,即“布爾什維克”--曆史往往重複,唯有標簽不同。 
    
    今天的布爾什維克比之半個(ge) 多世紀前的先輩並沒有什麽(me) 進步,其自以為(wei) 絕對真理在握的神情與(yu) 王明、李德們(men) 並無二致;其所依恃以支撐自信的東(dong) 西也差不多,一是普世價(jia) 值,二是先進示範。就普世價(jia) 值而論,自由民主價(jia) 值的崇高性比之馬克思主義(yi) 的平等價(jia) 值頗有不如,因此在上個(ge) 世紀製度實踐優(you) 劣未判之際,自由主義(yi) 在爭(zheng) 取人心方麵一直屈居下風;就先進示範而言,成功經驗都有其成功的具體(ti) 條件,經驗有其具體(ti) 性,成功有其時效性,如果曆史已經證明依據於(yu) 1930年代資本主義(yi) 大蕭條、社會(hui) 主義(yi) 迅速崛起的具體(ti) 經驗並不具有普世意義(yi) ,那麽(me) 這一次冷戰終結的經驗為(wei) 什麽(me) 就能普世呢? 
    
    與(yu) 冷戰終結相伴隨的世界性“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的實際表現已經在否證自由民主成功的普世性。就連極力頌揚西方民主製的美國當代著名學者亨廷頓也不得不承認:20世紀後期開始走向民主化的國家麵臨(lin) 一係列的嚴(yan) 重問題,如重大叛亂(luan) 、種族與(yu) 社會(hui) 衝(chong) 突、極端貧困、嚴(yan) 重的社會(hui) 經濟不平等、長期通貨膨脹、巨額外債(zhai) 、恐怖主義(yi) 、國家過度幹預經濟,等等;這些國家在服下自由民主製度這劑補藥後,所希望根治的病症不但未見好轉,在很多情況下還導致病情惡化。 
    
    反之,權威主義(yi) 在東(dong) 亞(ya) 一些國家卻有驚人表現。四小龍不用說了,中國自己近20年來的社會(hui) 經濟表現和它的權威主義(yi) 取向即同時受到舉(ju) 世矚目。依據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組織(這是兩(liang) 個(ge) 被公認為(wei) 具有自由主義(yi) 立場傾(qing) 向的國際組織)2003年所公布的全球治理評估報告、世界發展報告及透明國際年度報告等各國資料,康曉光先生作了一個(ge) 很有意義(yi) 的比較:在與(yu) 中國條件相似、相對具有可比性的國家(即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人口規模比較大、國土也比較大的一些國家,如亞(ya) 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ya) 、馬來西亞(ya) 、菲律賓,歐洲的俄羅斯、南斯拉夫,非洲的埃及,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魯,以及與(yu) 中國文化比較接近的幾個(ge) 地區和國家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日本)中,雖然中國的民主化程度最低,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最好(比較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長平均值),腐敗居中,貧困的指數相對來說比較低,基尼係數也居中。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正象立足於(yu) 中國國情的毛澤東(dong) 思想被實踐證明優(you) 越於(yu) 王明、李德們(men) 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樣,從(cong) 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鄧小平道路顯然也優(you) 於(yu) 照搬西方樣板的“第三波”民主化模式,也即是優(you) 於(yu) 樊百華們(men) 的信念主張。當然,看問題可以有多個(ge) 角度;角度不同,鏡中映像就不一樣,由此就可能衍生多種判斷、多種主張。同一種病,在西醫看來是病毒侵入,在中醫看來可能是陰陽失衡。兩(liang) 種看法都能夠作為(wei) 治療疾病的依據。它們(men) 所描述的,分別是事物的不同方麵、不同層麵;由於(yu) 不同鏡像都由本相而生,所以都可以作為(wei) 影響對象的依據。 
    
    如果在自然科技領域尚且可以采用現代科學體(ti) 係之外的不同視角、不同療法,那麽(me) 在本來就眾(zhong) 說紛紜的社會(hui) 領域,當然會(hui) 存在、也需要多種視角。因研究對象的不同,社會(hui) 理論至今不能、或許永遠也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和統一性,某些自由民主人士所臆想的“終結曆史”隻可能是癡人說夢。關(guan) 鍵在於(yu) ,對不同方案的評判取舍不能依據某種方案所得由產(chan) 生的絕對觀念、普世真理,而必須依據對具體(ti) 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分析判斷。抽象說,中西醫兩(liang) 種方式都能治病,但具體(ti) 到某一病例,方法當然有高下之別;決(jue) 定這種高下優(you) 劣的,就是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果西醫的方法雖能治病,但是需要開膛破肚,恰巧病人又孱弱不能承受,那麽(me) 縱然西醫的療法可能治療更徹底,恐怕人們(men) 也隻能選擇見效較緩的中醫保守療法;如果中醫雖能治本,但其藥方需要以傳(chuan) 說中的千年靈芝為(wei) 引,那麽(me) 恐怕人們(men) 隻能退而采用僅(jin) 能治標的西醫療法。 
    
    上述問題對於(yu) 自以為(wei) 真理在手、因而滿懷著十字軍(jun) 義(yi) 憤的樊百華們(men) 來說都不是問題,他們(men) 的邏輯倒也單純:既然觀念所描述的理想比現實“好”,那就應該付諸實施;既然人家美國已經成功了,這就說明此觀念普世可行,說明中國也得照做;不照做就是逆世界潮流的惡魔,讚成不照做者就是智囊、幫閑。因此,他們(men) 主張用自由民主的標尺來丈量一切;而在與(yu) 他們(men) 相反的另一個(ge) 極端,遺老遺少們(men) 卻主張用另一種絕對觀念的尺度、即馬克思主義(yi) 的尺度來丈量一切。當初正是為(wei) 了擺脫這種絕對觀念對社會(hui) 進程的窒息,鄧小平才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求解脫;執政黨(dang) 好不容易才掙脫的這種精神樊籠,樊百華們(men) 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戴上去--隻不過換個(ge) 標簽而已,其客觀效應同樣是取消當代人的自主探索和選擇,將曆史進程“固化”在絕對觀念所指定的“唯一”方向上。 
    
    自由主義(yi) 者雖然以“自由”為(wei) 名目,但並不意味著他們(men) 即有自由之精神。不需要任何實證,就可以將“持不同政見者”虛構為(wei) “智囊”或“寫(xie) 作班子”,這集中顯示了某些民主自由的口頭主張者本身既不民主又不自由的作派。如果自由主義(yi) 也隻能對它的附和者、不關(guan) 痛癢的異議者講自由民主,而視其反對者為(wei) 寇仇,這與(yu) 其它“主義(yi) ”又有何分別?被樊百華先生所一唱三歎的秦暉,更提出什麽(me) “自由先於(yu) 主義(yi) ”,意即凡要和自由主義(yi) 者進行討論,首先必須讚同或踐行自由主義(yi) 主張,這和歐洲中世紀時凡要與(yu) 天主教信徒討論首先必須信主否則火刑伺候,現代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國家凡要與(yu) 國家意識形態理論首先必須成為(wei) 革命隊伍之一員否則必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其在爭(zheng) 奪話語霸權的意義(yi) 上如出一轍。秦暉的取巧之處,也無非是把自由主義(yi) 與(yu) 其它主義(yi) 的區別由是否讚成“自由至上”、“自由優(you) 先”偷換成為(wei) “要不要自由”而已。 
    
    上月的北京之行,也首次見到了康曉光。當時“智囊”之說已在網上甚囂塵上,但我所接觸到的北京學者,無論左中右,對“康是智囊”之說無不嗤之以鼻。一方麵觀念雖易使人偏執,但並非每個(ge) 人都會(hui) 因此喪(sang) 失常識理性(那個(ge) 自言“一個(ge) 人可以沒有專(zhuan) 門的知識學問,但不可以沒有健全的常識理性”的人,僅(jin) 憑他口口聲聲“智囊”、“寫(xie) 作組”,即已可知他到底還剩餘(yu) 了多少常識、多少理性);另一方麵,凡是對康曉光的處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hui) 產(chan) 生“智囊”的想象。 
    
    康曉光關(guan) 於(yu) 政治的文章,在國內(nei) 原來隻有《戰略與(yu) 管理》可以發表;現在連《戰略與(yu) 管理》也關(guan) 閉了,他的文章隻能在網上傳(chuan) 播,專(zhuan) 著也隻能在國外出版。這樣的“禦用智囊”,倒確實古今未有。 
    
    三,我所理解的“仁政” 
    
    以己度人,我理解康曉光與(yu) 我一樣,同樣是作為(wei) 中國人,關(guan) 注於(yu) 中國的前途和未來。我們(men) 和那些真誠的自由派、新左派在出發點上並無不同,同樣是希望這個(ge) 社會(hui) 能夠走好、民眾(zhong) 能夠少受苦難,隻不過由於(yu) 對病理的認識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因此對症狀的判斷不一樣,開出來的藥方也不一樣。我自己很希望能夠被說服以作出改變,從(cong) 而可以與(yu) 某種更流行的觀念趨於(yu) 一致。可惜迄今為(wei) 止我還沒有碰到足可以說服我的事實和道理;不僅(jin) 如此,前來“說服”者很多並不準備擺事實講道理,而是更熱衷於(yu) 戴帽子打棍子。象吳思、王思睿般願意且能夠進行理性討論者,在普世價(jia) 值或“共同底線”陣營已屬鳳毛麟角。 
    
    我所理解的康曉光思路是: 
    
    1,由“第三波”民主化的實踐效果看,普選製不適合於(yu) 中國這種國情的國家。 
    
    2,由中國1980年代的政治風波及前蘇聯、東(dong) 歐1990年代的政治轉型實踐看,中國轉向普選製可能遭遇滅頂之災。 
    
    3,所以,西方以普選製為(wei) 核心的政治製度可能僅(jin) 適用於(yu) 西方發達國家,憲政民主製的普適性隻是一個(ge) 從(cong) 先驗觀念出發、卻不斷遭到實踐否證的理論假設。 
    
    4,反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表現引人注目,它與(yu) 東(dong) 亞(ya) 四小龍的經驗一起,共同昭示了“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 
    
    5,這說明,社會(hui) 進步並非隻有西方一種模式,中國問題可以立足於(yu) 中國國情找到新的出路。
    
    6,20年來中國社會(hui) 既創造了驚人績效,也積累了許多問題,現狀不可能原封持續,需要作出改進。 
    
    7,既然自下而上的普選製不可行,那就隻能仍然依托於(yu) 自上而下的權威主義(yi) 體(ti) 係,並對此進行改進。 
    
    8,這種改進用官方語言說就是提高執政能力,建設和諧社會(hui) 。 
    
    9,當前對執政能力的提高構成根本限製的是意識形態的虛置與(yu) 合法性的倒置,官方傳(chuan) 統的意識形態與(yu) 試圖強國富民的實際作為(wei) 背道而馳,且相互扯後腿;執政能力不但得不到合法性的支持,反而被削弱。 
    
    10,康曉光的合作主義(yi) 國家構想和現代仁政理論主要就是著眼於(yu) 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即為(wei) 執政者鍛造一種新的合法性,使意識形態能夠與(yu) 政府強國富民的努力方向一致,相互支持。 
    
    11,這種新的合法性理論能夠在強化和支持政府行為(wei) 好的一麵(如市場經濟、和諧社會(hui) )的同時,又對政府行為(wei) 不好的方麵(如精英聯盟、權錢交易)作出限製,它在提高政府執政能力的同時又規範了政府行為(wei) 。
    
    12,仁政在古代中國未竟全功,而是迭遭反複。但在當代,它的可行性大增。仁政在當代中國可能成功的關(guan) 鍵與(yu) 普選製在西方成功的關(guan) 鍵具有某種一致性,那就是資本等市場力量、社會(hui) 力量已經壯大,現代社會(hui) 再非吳思思考時所依據的官吏一強獨大的格局。
    
    13,當然,即使這樣,仍不能保證仁政作為(wei) 政治製度方案可以成功,但它作為(wei) 合法性理論,肯定優(you) 於(yu) 現行理論。在可行性方麵,它比之其它方案的優(you) 點是可以緩緩而進,無須推倒重來。雖然它未必能將社會(hui) 改造得很好,但肯定不會(hui) 導致更壞(民主化轉型則可能導致更壞), 而隻會(hui) 或多或少導向於(yu) 善。 
    
    14,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它是各種已知方案中的次優(you) 選擇。它的不完善之處,可以通過開放性來予以完善、補充。它雖然發韌於(yu) 古代,但並不排斥各種現代價(jia) 值觀念,隻是拒絕可能導致不測之險的普選製。 
    
    按我個(ge) 人的判斷,合作主義(yi) 國家和現代仁政社會(hui) 有兩(liang) 種可能的前景:1,它有可能隻是一種中期性的替代方案,中國可能最終還是要回到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來,因為(wei) 後者畢竟是迄今為(wei) 止最適用於(yu) 經濟發達社會(hui) 的製度形式;2,也有可能,中國可以從(cong) 合作主義(yi) 國家和現代仁政社會(hui) 中走出一條能夠長期發展的新路,為(wei) 人類的政治進步貢獻一種迥然不同於(yu) 西方的新型模式。
    
    無論如何,它都是中國在當前階段上最適宜的選擇。
    
    四,回應其它批評
    
    康曉光《我為(wei) 什麽(me) 主張“儒化”》一文發表後,在一片罵聲中,最多的是象樊百華先生這種“連一般[自由民主人士]常見的冷漠、矜持、虛驕都不要了”的“粗暴”宣泄,外加一些康曉光先生所描述的“之所以喜歡民主,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民主是他所珍愛的價(jia) 值。民主有用更好,沒用也無所謂,他都一樣喜歡。什麽(me) 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社會(hui) 不公、國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隻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的“走火入魔”。其實,康先生還是低估了民主魔咒的魔力。中咒的人是絕不可能承認民主“沒用”的。對於(yu) 他們(men) 來說,觀察世界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觀念“判斷”;他們(men) 對於(yu) “民主沒用”的標準答式是:人們(men) 談論民主政治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指的是為(wei) 人類曆史所證實了的長時段的效果;很少有人認為(wei) 民主化在短時間內(nei) 必定會(hui) 促進經濟增長--對於(yu) 這種自以為(wei) 可以知後五百年的“長期論”迷信者,凱恩斯的聲音最為(wei) 震撼有力:在“長期”中,我們(men) 都已死去。
    
    更有一位“腦袋空空、大話亂(luan) 說”的陸興(xing) 華先生,說什麽(me) “談政治學或憲政問題我自己覺得應守一條自律原則:就是,不要居高臨(lin) 下地把問題說死,而應把問題談得越來越開放,把問題說活”--不知道他“見過”哪一種“政治學”是象他“覺得”的這樣“自律”:自由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還是法西斯主義(yi) ?又說什麽(me) “製度和立法的事,應交給代表民意的立法機構去定奪,不應讓康曉光這樣的學者知識分子篡奪走”--“製度和立法”都由立法機構“定奪”,那知識分子還發什麽(me) 言?所謂“民意”又如何形成?
    
    這位離開**斯**夫就不會(hui) 說話的先生,偶一放下拐杖亂(luan) 說大話,立即原形畢露。顯然,他既不知道真正的思想言論的“開放”性正是依靠不同的人分別從(cong) 不同角度“把問題說死”、然後相互碰撞而形成的,而不是靠他所“覺得”的隻讓挖茅坑不讓拉屎的“自律”;開放社會(hui) 的所謂“民意”,也是在包括知識分子在內(nei) 的多種聲音的競相表達中形成的--隻能說這個(ge) 人其實並不知道他自己所說的那些夢話究竟有什麽(me) 含意。
    
    在這場標榜自由民主的仁人義(yi) 士們(men) 對康曉光的大圍剿中,有針對性的理性聲音寥寥無幾,堪稱理性討論的代表作是自稱“對政治和儒學均無專(zhuan) 門研究”、署名juechao的作者在網上發表的《對康曉光先生“建國大綱” 的幾點疑問》一文,該文對康曉光提出了三點質疑。
    
    juechao提出的三點質疑(1、“合法性” 完全是“辯護”和“欺騙” 嗎?合法性真的與(yu) 效率無關(guan) 嗎?2、紅色政權真的是“全盤西化” 嗎?3、“混合政體(ti) ” 能歸結為(wei) “仁政” 嗎?)都有其道理,但過於(yu) “摳字眼”,也誤解了康的原意。茲(zi) 根據我自己的理解,一一作答如下:
    
    1,合法性當然不完全是欺騙,合法性本身也有成功失敗之分。合法性要能夠成立、能夠被受統治者接受,必須有實際行動和效果的配合。康曉光所說的欺騙,是針對其理想化的觀念表述而言。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人類曆史上所有的合法性宣示都從(cong) 未真正兌(dui) 現過,都可以說隻是一種“辯護”和“欺騙”;有限的實際行動和效果,正是配合使“辯護” 和“欺騙”成功的手段。
    
    從(cong) 被統治者的切身處境來看,統治者願意“辯護”和“欺騙”比僅(jin) 僅(jin) 依靠武力壓製好,有實際行動和效果配合的“辯護”和“欺騙”比沒有實際行動和效果配合的“辯護”和“欺騙”好。但是不管怎樣,對不同合法性的評價(jia) 和比較,不能看它說得動不動聽,隻能依據其實際效果。
    
    2,中國的紅色政權當然沒有真的“全盤西化”,但其主體(ti) 設計(馬克思主義(yi) +斯大林模式)是從(cong) 西方舶來的,康曉光也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指其“全盤西化”。我們(men) 通常所說的“全盤西化”,也隻是這個(ge) 意思。正如juechao文章所言:世界上何曾存在“全盤西化” ?任何民族借鑒外來文化(包括政製),都不能不受製於(yu) 傳(chuan) 統和國情而有所變通。
    
    主張“全盤西化”的自由民主人士與(yu) 提出“中國特殊論”的康曉光的區別,僅(jin) 僅(jin) 是製度或道路設計究竟是以西方主流觀念和標準示範作為(wei) 出發點,還是以中國的具體(ti) 國情作為(wei) 出發點。
    
    3,juechao指責說:康曉光設計的“體(ti) 現仁政特點的新政”,包括了結社自由、法團(社群)主義(yi) 、獨立媒體(ti) 、新聞自由、平衡製約等等主張,這些都是借鑒於(yu) 西方民主社會(hui) 的;康曉光卻將這種“把君主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 的“混合政體(ti) ” 稱為(wei) “仁政”,刻意回避了“民主” 二字。juechao因此很為(wei) “民主”抱不平,甚至將問題追溯到作者是否“誠實”的人格高度。
    
    其實,juechao誤解了康曉光。現代政治學關(guan) 於(yu) 民主製的核心定義(yi) 是普選,有真正自由、公平的普選方可稱為(wei) 民主製, 否則即不能稱為(wei) 民主製,那怕你同時兼有結社自由、法團(社群)主義(yi) 、獨立媒體(ti) 、新聞自由、平衡製約等等特征,也不能妄戴民主的帽子。
    
    不錯,結社自由、法團(社群)主義(yi) 、獨立媒體(ti) 、新聞自由、平衡製約等等,正是民主政製的主要支撐;但正因為(wei) 它們(men) 是導致民主製成功的重要因素,康曉光所設計的仁政才會(hui) 借鑒它們(men) 作為(wei) 支撐仁政成功的要素。juechao的誤解說到底還是黑白二分法在作怪,和秦暉一樣,將仁政與(yu) 自由民主主義(yi) 的區別由是否讚成“自由至上”、“自由優(you) 先”轉換成了“要不要自由”。
    
    五,結語
    
    理性爭(zheng) 論的好處之一是,可以通過互動不斷剔除誤解和誤會(hui) ,逐漸接近真問題和真分歧,最終就解決(jue) 問題達成一定共識。我相信康曉光先生發表“儒化”宣言的目的之一也正是為(wei) 了引發思想界的大討論。鑒於(yu) 當前民間學界普遍彌漫的“民主救世論”氛圍,就象我當初提出“自由主義(yi) 讓路”一樣,康先生的某些表述,或也有“矯枉必過正”的考慮。 
    
    以上解釋、辯護,僅(jin) 代表我個(ge) 人的看法、意見,歡迎各種不同見解批評、指正。
    
    寫(xie) 於(yu) 2005年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