瀏覽了一下劉軍寧先生關於《傳統演化與中國文藝複興》的對話。劉軍寧作為自由派，對中華文化有所認可和回歸，值得肯定。但他對中華文化、對儒家的認識很多地方是很不準確的。《傳統演化與中國文藝複興》結尾的一段話說：

“我相信人類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我們把中國文化當中人類文化共同的價值觀汲取出來，然後把它繼承下來。比如說以孔子為例，孔子思想遺產當中有兩個截然對立的成分，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個非常平等、公正、理性、文明的態度。當然另一方麵他也強調忠君服從王權，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除此之外還有仁愛和其它的成分，很顯然我們是可以從中做出取舍的，而不是不能取舍的。所以說我們是有可能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詮釋和選擇的。”（《傳統演化與中國文藝複興》）

“孔子思想遺產”十分豐富，有經有權有不同的層次，但都相輔相成、血肉相聯，融合無間，絕無“兩個截然對立的成分”。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設及忠君思想“截然對立”起來，是劉軍寧理解有誤。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具有普適性，適用於所有的人，是對君臣父子雙方的道德要求，要貫徹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建設中去。而且，儒家對“上位”者的道德要求還特別高，所謂春秋責備賢者。

儒家強調盡心盡性，立心中正。中心、盡心為忠。忠君思想有其曆史的合理性。在君主時代，君是國家的象征，君與民的利益也不乏一定程度的重疊，正常情況下忠君是應該的。儒家忠君，其實是忠於民忠於國、更是忠於道、忠於仁義的表現。在民主製度被“發明”出來之前，一味反對君主、主張暴力、號召革命，反而缺乏正麵意義，反而會禍國害民造亂天下。

儒家忠君是有條件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主的言行舉止必須合乎仁義道德、合乎各種禮儀規範。否則，為臣就要加以勸諫和批評，這也是忠君的表現。勸而無效，就應該離之棄之，甚至不妨反對之誅殺之、不妨“湯武革命”。

忠於仁義則是無條件的。仁義，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要求。仁義體現在政治上是以民為本，故儒家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從來沒有經典認可“君本思想”。某些儒者及儒家群體如有這種思想行為，那不是儒家經典和義理本身的問題。至於古代王朝“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的事實，原則上不能由儒家負責。因為儒家幾乎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政權。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禮，時為大”，在儒家，大大小小各種規章、法律、製度包括社會製度都要以仁義為本、為道德服務。在民主時代，自然以民意為尊，以民眾為“君”，各級領導包括最高領導人則降而為“臣”，故稱為公仆，這是新時代的“禮之大者”、新社會的君臣秩序。

不過，儒家對民意的尊重也不是無條件的。儒家是民本主義但不是民粹主義。當民意偏離或違背了道義的時候，儒家必須堅持原則，“雖千萬人吾往矣”，同時有責任通過文化啟蒙和道德教化，盡量對民意開展糾偏、導良工作。

劉軍寧在這篇關於《傳統演化與中國文藝複興》的對話中思想問題還有不少。例如他說：

“一個是像康有為純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傳統當做一個改製的工具，他把這個思想完全降低為一個工具，甚至做了一定的修改來作為自己證據來使用。我覺得這純粹是他個人行為，但是一個比較可取的做法是，你對待傳統文化其中有什麽好，你把它作為好說出來，而不僅僅是把它當做一個工具。”

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學術上不夠嚴謹，說其目的是康有為在“為他變法尋找正當性依據”也沒問題。但是，康有為並未“純粹把儒家思想或者把傳統當做一個改製的工具”，而是以儒家為本、為政治變革的指導思想的。這是一個儒者的基本立場。

這方麵，康有為和譚嗣同們的立場是堅定而鮮明的（譚嗣同思想上極富革命精神，在政治上則主張改良，其文化立場也一直很中華。）當年改良與革命之爭，爭的是製度變革的路線方針方法論，更是指導思想價值觀，不僅關涉漸進還是激進，虛君還是“倒君”，更關涉以什麽文化為“體”、為本、為原則、為意識形態的問題。

倒是現政府的做法，還有某些自由派及馬列派的儒家包括劉軍寧，真把儒家思想、把孔子“完全降低為一個工具”了。劉軍寧認為，中國傳統當中“最有價值的應該是老子的思想”，連“自由派儒家”都談不上，隻能稱為自由主義中的儒家同情者。

儒家思想當然是有用的，當然具有工具價值，但絕不局限於此。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儒家即器即道，徹上徹下，道器不二。或者說，儒家即體即用，全體大用，體用不二。君子不器，不局限於“器”，不為“器用”所限。如果“下學”而不能“上達”，對“形而上”沒有一定的解悟，或理解得不對，有違儒家道體的大中至正，那是不配為儒者的。

2010-3-25東海老人餘樟法於南寧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