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百姓，芸芸眾生，個人甚至家庭、家族的窮通得失、悲歡離合，對當事人來說，就是整個世界，全部人生；但對於世界和曆史，不啻纖塵，毫無影響。一個人的生命的毀滅可以是一個悲劇，但在彼“非人”眼裏，即使死百千萬億，不過是一串數字。記得一個電影鏡頭：希特勒口沫橫飛之間，一伸手把眼前的地球儀撥的滴溜溜轉，那個球上的生靈的遭遇，不是可以想見，而是曆史已經作了證明。然而，戰火終於熄滅，人類繼續生存，彼希特勒“而今安在哉”？

 

我不曾直接遭受過德國法西斯的暴虐，卻經曆過日本法西斯的侵害，我唱過“盧溝橋，二次動刀槍。搶占了黃河北，又占我揚子江。南京殺人幾十萬，國都變屠場，哪一個見了不心傷，咿呀嗬嗨！”所以我曾“少小存心打日本”。還沒等我長大，日本就投降了。赫章縣城大操場匯集全縣十六條龍燈，歡慶勝利。那個場麵之壯觀，民情之激昂，不說絕後，確實空前。所以，我一直憎恨日本皇軍，從而卑視甚至敵視稱道日本皇太君（即皇軍）的家夥。

 

鼎革之際，年僅弱冠。參加小學教師培訓，從事教育工作，最初那一段經曆，我已寫在《誌學前後》裏。那是應邀之作，囿於編者所限字數，實在掛一漏萬，簡略得很。然而既已寫成而且印行，也無可奈何了。該文寫到一九五六年任教於赫章中學。現在就從那一年續起罷。

 

 

 

一九五六年元月十日，我滿懷信心地決定與十五歲時由母親包辦結婚的妻子離婚，事實是已經分居了兩個整年，根據是《婚姻法》：“男女一方提出離婚，經調解無效時，準予離婚。”然而後來我才知道，此時此地的法律是不作數的，這是一起依法提出的離婚案，引起許多糾紛，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元月十四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十分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對他們的進步作了充分肯定。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興高采烈，精神振奮，希望在祖國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做出貢獻。我這樣的準知識分子，也私自製定了個向科學進軍的計劃。內容早已忘記，不外是做好本職工作，讀書學習，搞研究，寫文章等。二月，由肖清祥接任鉛豐小學校長，調我到教育科籌建教研組，任組長。調區小學校長徐仁芳、白果小學教導主任胡謙昌和劉宗道老師的夫人楊蓮春為組員。

 

去年年底，我、袁桂榮、王永壽三人組成的視導組，已對四、五、六區中心小學和葛布民族小學進行視導檢查。今年上半年，擬跑遍其餘各區中心小學和礦山、興發兩所民族小學。根據李登峰縣長指示，新任一小校長是農會出身的黨員幹部，不大懂學校教育，要教研組幫助他搞好開學工作。視導工作的常規是聽取學校校長、教導主任的工作匯報，檢查學校各項規章製度、工作計劃、行事曆等文字資料，檢查教師學期教學計劃、課時計劃（教案）、班主任工作計劃、學生作業，分別組織教師和學生座談或個別交談，向當地黨政領導匯報，征得同意之後，召開教職工大會作出視導總結。在一小的視導總結，是集體討論之後請劉老師在會上作報告。

 

第二站是三區鉛豐小學校。這是我的老窩，肖清祥新從可樂調來當校長，他也才離開一年，一切還按老規程辦。我向朋友說了李縣長不同意我報考大學的事。她很難過，甚至流了淚，說她的幾個要好的同學，男朋友都是大學生，而我隻是個初中生……，於是我決定報考。視導組經過礦山民族小學，到窩皮寸興發小學（二區中心小學），我給組織部長周玉啟打電話，說我要報考大學，他同意了。在窩皮寸，我告訴鄢道明，畢節師範將辦一個專招在職教師的中師班，問他願不願意去學習。他很樂意，我就給科裏打電話，給他個名額。中心校的校長徐廣純，是我表哥，一九五四年我從興發小學調鉛豐小學，他由教導主任升任校長。

 

廣純長我六七歲，一九四四年他以赫章縣政府勤雜人員身份參加青年軍，其時我還在水塘中心小學上五年級。一九五二年暑期，全縣小學教師照例在城關一小集中學習，除了時事政治之外，主要學習《防疫簡要讀本》和有關教學業務的一些文件。公辦教師、民辦教師各百多人。編為兩個分隊，一個中隊，我任中隊長，成立學委會，我任主任。在正式學習之前，我們都到了城關。一天我同幾位女教師站在一起，看見廣純走進一小辦公室。我問一小教師孫月華：“那人是誰？”孫答：“部隊複員的，大概想找工作。來過幾次了。”我說：“他是我表哥，但他認不得我。”孫說：“那你不幫他點忙？”我說：“再說吧。”第二天，我和七區小學校長彭德宏走到中街，廣純從鄢家巷邊石坎上跳下來同德宏握手。德宏說：“我介紹一下，這是二區的陳校長。”我說：“陳紹炎。”廣純參軍之時，我還不曾叫這個名字，他問：“陳校長家是哪裏？”我說：“在西屯。我們是老表。”他大悟，說：“我三爹家。”談到他找工作，我建議他到區政府去寫個介紹信過來，縣裏正需要教師。

 

正式報到，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分冊登記，以便於安排住宿和編學習組、桌次。前者交生活費，後者因無工資，按大灶標準報銷。小學教師黃大堃，黔西人，上過一年高中，從專區師訓班畢業分配來赫章一小，為人陰陽怪氣，一臉奸笑。他填報到冊其中兩項：職務：教師兒，是否黨團員：不一定。經辦人給我看，我覺得此人刁頑，置之不理。一次我對孫月華說：“你們那位師訓班同學太無聊。”告以彼填表的事，月華說：“還有更無聊的哩。”從荷包裏掏出一紙遞給我，上麵的字是：“孫老師：我給你寫這封信，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你沒有什麽，我也就沒有什麽了。”最後是簽名。細談才知道，孫是結了婚的，黃也有老婆兒子。間或碰上閑談，黃對我總有幾句奉承話，什麽中流砥柱啦、甚至英名領導啦，話從他嘴裏說出來，我總以為並非真心，意在嘲諷。一天中午飯前集合，我正通知一些事項，黃站在隊伍中喊“中隊長！”聲音不大，我本已聽見，但不予理睬，各自講話，他惱羞成怒，說：“兒嘍，說話都要敷水。”我也動了氣，吼他：“黃大堃，你充哪個的兒？”並上前指問，隊伍立即混亂，人們圍上來勸阻。爭吵雖無粗話，卻也激烈。袁桂榮時為一小校長，站出來高聲指責黃無理取鬧，往後，這事就被說是水塘派派性的表現。學習結束後，我們建議從民辦教師隊伍中選拔徐廣純和郭長炯二位為公辦教師，因為他倆的才能，在公辦教師隊伍中都不可多得。教育科采納了我們的建議，，徐同我到二區窩皮寸小學，郭同徐仁芳到五區恒底小學。第二年兩人都升任教導主任。

 

結束二區的視導工作，就到八區。八區中心校在勝陶鄉即野馬川，校長袁桂榮，是一九五四年春季從城關小學校長任上調過來的。桂榮長我十歲，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其叔袁月恒老先生任校長，桂榮曾給我們上過幾天課。我高小畢業後考入畢節弘毅中學，又在這裏和他同學，而且和他同在一處搭夥。他曾在赫章縣政府任過科員之類，一九五○年參加過農會工作，後轉入教師隊伍，一九五二年任一小校長。他有學問，有為人處世的經驗，工作認真，學校管理有條不紊。個性剛直，我們兩人都有這個缺點，有時得罪了人，自己還不知道。

 

桂榮喜籃球，當時風氣，每天下午有機關之間的籃球賽。全縣教師集中學習期間，也組成個球隊，隊名魯迅，推我為隊長，每天約縣機關球隊賽球。一天，團縣委書記周光宗約我去他的辦公室，給看一件省團委轉來的匿名信，說：“陳紹炎在赫章組織籃球隊以魯迅為隊名，是對魯迅的大不敬。”我說：“這有什麽，蘇聯就有高爾基球隊、保爾球隊。”周說：“蘇聯是蘇聯，國情不同。他們那裏，孫子可以和爺爺用一個名字。中國不行，中國講究避諱。你給改了吧，免得逗狗叫。”這句話好聽，又在理。我同桂榮商量怎麽改，他提議改為“赫章教工。”我說：“改墨特，因為赫章原名墨特川”。最後就定了“墨特”，男女隊員都製了球衣，印上袁寫的“墨特”兩字。

 

六月初到水塘小學。水塘鄉是民國時期全縣十六個鄉鎮之一。城關叫金鍾鎮，一九五○年合並劃為第一區。全縣八個區，八所中心小學，三所民族小學。因其地人煙較稠，所以水塘小學論規模，論教學質量都屬於中心小學之列。此時校長是郭應康。

 

郭應康，水塘鄉人，長我九歲。讀過威寧簡易師範。一九四五年我們高小畢業時的數學教師。當年他插班讀畢節師範二年級，比他的學生高一級。一九四九年讀完中師二年級，回來任水塘中心小學校長。一九五一年參加小教班學習之後，任城關一小教導主任，主持學校工作。次年其家庭被劃為地主，調四區可樂小學。其後調回城關一小當主任，再調水塘任校長。資格雖老，能力卻不太強，好開玩笑，卻心胸狹窄，對學生嚴格，有時不免粗暴，教學業務，主要由其族叔教導主任郭長炯負責。本來，各中心小學負責人都是縣政府選拔任用的，論資曆才能也是一時之選。但陸續分配來一些科班出身的中師生和調來的更有學曆的人，這些領導人就有些不孚眾望了，其時區裏無人分管教育，全區學務統由中心校長管理。位雖不高而權重，不免有人羨而且嫉。

 

結束了水塘小學的視導工作。我和袁桂榮、周修仁、劉永芬、郭瓊華十來個人一道，乘貨車到畢節，在那裏複習一個月，準備參加高考。七月十五日上午考語文，專區教育科長到考場巡視，下午考完地理，他就派人把我叫去，說把我撤了，不要考了，讓我就去教中學，並且派我立即到貴陽參加教育廳舉辦的北京語音訓練班學習。當時的革命紀律是一切服從組織分配。我於是當了赫中的語文教師。張科長認識我，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的畢節專區政府委員擴大會議上，我作為赫章縣教育界代表出席。其後他赴威寧和石門坎，兩次到鉛豐小學視察，並指導工作，同我有較多的交談。

 

我們民族素有尊師傳統。縣委書記劉大嵩告訴我，在他們山東老家，教師很受尊敬，哪家有紅白大事，總是請老師坐上席。在赫章其實也是如此。我在畢節讀書的時候，私心以為中學校長比個縣長還有地位，中學教師的道德學問文章和聲望，一般鄉鎮長是不可比的。所以，我以嚴恭敬畏的心態對待這新的工作，力求不負領導厚望。學生是帶出來的，最有效的“帶”是教師的榜樣。教書育人不隻是灌輸知識，知識也不是一桶水，可以想灌給誰就灌給誰。我任一年級甲班班主任，我們班集體確實做到團結而勤奮。無論任何活動都走在前頭。學生何鏡全在鉛豐小學時我把它超升一級，到中學後還想跳級，每夜十二點關燈之後，自備蠟燭在教室裏用功。有老師起夜多次發現，反映給主持工作的劉主任，劉主任叫我勸他不要這樣玩命。這樣的思想工作，沒有幾個班主任做過吧。可惜他讀到初二就回山東老家了。薑壽南（後改江楓）後來真跳了級，提前一年畢業。

 

寒冬的一個中午，幾個女生到我宿舍，圍著火盆烤火。我在一邊伏案讀書，聽到她們嘻嘻的笑，我問什麽事？誰也不說話，你望我我望你地笑。我再問到底什麽事，一位遞過來一個信封。我一看明白了，是未拆的郵件，寄自人民銀行，無疑是所謂的求愛信。我說：“給我做什麽，我不看，人家寄給你，你怎麽處理是你的權利。”她說：“你叫我們不談這些，我們就交給你。”我說：“我叫你們不談，是現在你們還沒得資格談，你們的嘴還搭在爹媽的碗邊哩。將來出息了，有成就了，不但要談，而且要挑選個更好的。”她問：“這信怎麽辦？”我說：“你不談是你的權利，人家追求你也是人家的自由，不必報告領導，不要害人家。”她問：“這信呢？”我說：“看也行，燒也行，你自己處理。”她把信丟在火紅的木炭上燒了。我說不害人家是有來由的。五區區委書記陳某人給黨員學生王秀雲寫了封戀愛信，王交給了組織，陳遭到縣委書記劉大嵩的當眾斥責：“學校是培養建設人才的，不是給你培養老婆的！”

 

因為同學生年齡懸殊不大，所以很能談知心話。劉宗道老師表揚說：“小陳這一點我們做不到，和學生打成一片。學生信任他，什麽話都和他講。”

 

 

一九五七年元月至二月，畢節專區九個縣（含水城縣）的中學教師（少數民族教師除外）集中在畢節中學（今畢節衛校）肅反學習。通過聽報告、學文件，個人檢查交代，群眾幫助，最後認定了九個曆史反革命，戲稱“九大行星”。這期間，赫中負責人劉宗道主任、織金中學校長——我在弘毅中學上初三時的班主任未婚的劉貽禎先生、織中的教導主任（已忘記他的姓名）、一位教美術的姓何的未婚女教師、我和王道衛多有聚會，兩位主任想當紅娘，我是兩位劉先生的學生，沾光恭陪末座。專區張承業科長也參與過。一次席上張科長問我：“赫章有個鄢道明，你認識不？”我說：“認識。就是我大姐的兒子。”問：“他是怎麽開除學籍的？”我說了：他進入畢師從在職教師中招的中師班，由於學員文化程度懸殊過大，教師為了照顧多數，所以要求太低，學不到東西，他給我寫信要求退學，我不同意，他沒回來。宗道先生也知道此事，叫我勸他安心，利用機會自學。但他不安心，連續來信。我雖是他親舅父，卻隻長他兩歲，覺得不好過分管人，就回信說你自己拿主張吧。他就跑回赫章。隨後學校相繼通知開除團籍、取消學籍，他失業了才向各級領導寫信。張說：“回去給丁應芳講，給他安排工作算了。小年輕人嘛。”我回來後向丁轉達了張科長的話，丁滿口答應。而實際上他又打電話問了張科長，才照辦的。學習結束，因錯捕入獄的張五燦老師要求到赫章，我們同車回來。

 

三月，從報上知道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不曾得見全文。接著是中共中央召開有黨內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強調繼續貫徹“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的方針。四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赫章縣委也開宣傳工作會議，傳達了有關文件精神，號召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但不準作記錄。宋福均老師聽了傳達，讚頌毛主席的雙百方針“高瞻遠矚、博大精深。”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興盛，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我不知從哪裏得到個小冊子，印上毛澤東的《報告》和康生的闡釋性的講話，康生說：誰倒黴，我就同情誰。（大意如此。）我視為寶貝，反複研讀。才過兩個月，形勢急轉直下。六月，《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號召開展反右派鬥爭。毛澤東的《報告》正式發表，話就不那麽說了，最重要的是加上了“六條標準”。原來，這是預謀，深信不疑的人全上當了。但我頗慶幸，我不曾攻擊過黨，因為我不曾受過歧視，在許多人眼裏，我是破格重用的，還以我作為攻擊縣委（其實與縣委無關）的借口；我也不曾攻擊過黨的政策，我對農業、農民和農村也從未留心，一無所知。

 

暑期，按教育廳的通知，學校派我到貴陽學習。由共產黨整風一變而為共產黨打擊異己的反右運動，已是轟轟烈烈。通街是大幅宣傳標語，商店櫥窗裏陳列著儲安平等人的醜化“模特兒”，儲的舌頭吊出尺多長，上書“黨天下”。看的人毛骨悚然。一天，街上見到郵局次日下午五點出售《收獲》創刊號的廣告，大喜，早在赫章就從報上見到《收獲》創刊的消息，即到郵局預頂，說未得征訂通知。這是多好的機會。我提前趕去，才三點半，排在第五，買回來愛不釋手。魯迅《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艾蕪《百煉成鋼》、康濯農村題材的小說主人公叫申玉枝，老舍《茶館》連續讀下去……。

 

沒學幾天，突然宣布解散，各自回縣參加反右運動。我們畢節專區的幾位一起買了車票，天不亮就摸黑上車。車上還有個小集體，是衛校畢業的青年男女，嘻哈打笑，旁若無人，真令人厭惡，甚至有人取出二胡“殺雞殺鴨”地刺耳欲聾。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客車突然“拋錨”，駕駛員自行檢修。畢節縣燕子口中學的葉祖耀老師取下他囊中的二胡，奏一曲《二泉映月》，再一曲《空山鳥語》，前者悠揚婉轉，後者歡暢清脆，給“殺雞殺鴨”的喧囂畫了個休止符，這耳朵才得安寧。

 

赫章搞政治運動從來不會落後，這時已揪出幾個人來批判，陳彥伍、黃槐等，主要罪名是反對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一個北方老幹部批判黃槐：“黃槐就是黃木鬼，是鬼不是人，講的是鬼話。他說農業合作化搞糟了，我們說是搞好了！”農業合作化好不好，我一點不知情，說不上來。但這樣的批判，使我想起一句話罵倒馬克思：什麽馬克思牛克思！

 

十二月，赫章縣小學提前放假，教師都集中到縣，食宿於城關一小，開展反右運動。起初，有幾個老師還來我這裏小敘，往後就沒人來了，風言風語也飛遍全城。就說赫章教育界有個小集團，主要成員都是水塘人，而且以我為首，不但把持赫章教育界，還有政治野心。這之前，稅務局股長孟慶仁調教育局任副局長，不到兩個月，被打為右派，經不住批判鬥爭，乘夜跑到後河邊，掛在一株柳樹上，“畏罪自殺”了。形勢之嚴峻恐怖，可見一斑。赫中遵照地區頒發的校曆，繼續上課。有些學生跑到一小看大字報，回來告訴我，一聽之下真叫人生氣、忿怒……思來想去，也就坦然，隨他去吧。

 

縣委組織部長張廣德電話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說：“你的大字報多得很，揭下來讓你挑你也挑不動。你不要去看。”我問：“為什麽不能看呢？”張說：“老實告訴你，群眾意見也不一定都符合事實。你的脾氣不好，如果有不符合事實的，你有什麽表現，人家更忿恨了。你不要去看。什麽問題需要你檢查，我們會告訴你。”我感謝這種關懷，心情平靜多了。

 

學生告訴我大字報的一些內容。有人批我作風腐化，另一個指責他避重就輕，不抓要害。肖某某大字報標題：“向陳紹炎開火”，另幾個人的標題“肖某某是陳紹炎的頭號走狗”。有人畫了一張《水塘派聯係圖》，總部注明“赫章中學陳紹炎”，分支機構有“教育局丁應芳”及幾所中心小學的校長、主任。學生還以為是我們的秘密被檢查出來的，當然不是。可歎這位先生“機關算盡太聰明”，立功心切欠考慮，給總部和支部各安插了一麵旗，居然是紅旗而不是黑旗或X色旗，犯了忌諱，被人指為替水塘派歌功頌德，揪了出來，連帶他在舊政權下的黑色曆史，成了曆史反革命，判處勞改。

 

有人就“墨特”隊名分析批判，說：“墨指墨索裏尼，特指希特勒。陳紹炎要建立法西斯王國。”罪名大的嚇人。因為太離譜，也太無知，反倒不覺得可怕。十五年後我見到縣革委給郭應剛的處分決定，說郭是墨特學會成員，長期為陳紹炎效勞。

 

我姐的兒子鄢道明重新安排工作了，當然參加運動，寫了大字報《我的舅舅陳紹炎》，我十五歲娶的那個老婆劉朝德，已經分居不往來三年多。有人幫她代筆寫了大字報，揭批“陳紹炎和牛永芬。”本來都是姓劉，卻硬編人家姓牛，以示侮辱。致使我母親傷心地說：“這樣的親戚，不認了。這樣的媳婦，早點離掉好。”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三日，一早起來，天氣黑沉沉的。天穹像一口大鍋，劈天罩下來，一頭搭在太和山頂，一頭搭在青山錦屏岩。黃泥坡的文風塔，半截戳進天裏頭。這樣的天氣持續好些日子了：不見風霜雨雪，幹冷幹冷，陰沉陰沉，一派荒蕪，死樣脫氣。除開學生，無論遇到誰，都躲避我，或者掉過頭或者順著眼，總之不看我，自然也就無從搭腔。午飯時，段興燡通知：“老師們，吃飯後立即到縣府大禮堂開會。”

 

我當然知趣，獨自走進大禮堂：密密麻麻已坐滿了人。我插進幾個陌生人中間，落座時，餘萬奎從後排伸手來示意借我手裏的書，我把書遞給他，自己卻失去了掩飾的東西，目不斜視，木然瞧著主席台上的畫像。幾個頭頭腦腦，仿佛都有一副驕矜之氣、躊躇之誌。

 

通常，這種集會，秩序總不會好。女人編毛衣，男人抽香煙，又都嘰嘰咕咕，嘈雜不斷。今天大不相同，人多而擠，熱而不鬧，鴉雀無聲，死樣的寂靜。劉文漢主持大會，說：“人都到齊了，下麵請劉政委講話。”縣委書記劉大嵩是最早到赫章的領導幹部之一，人們一直稱呼他劉政委。

 

劉大嵩武高武大，虎臂熊腰，走到前台正中，大聲宣布：“赫章教育界有沒有個水塘派，辯論了幾十天。今天大家和陳紹炎辯論。”並且指著我說：“陳紹炎，你上來。”下麵一片吼聲“叫他上來。”

 

我不曾也不敢“上來”，隻是前去，走到台前，掉轉身來，屁股對著台上，麵對群眾“我說、我說”的狂叫。

 

聽著人們的揭發批判，我想到是要作檢討的，掉臉問：“可以作記錄嗎？”劉大嵩答：“可以。”我從荷包裏掏出鉛筆和筆記薄，對每個人的發言作了幾個字一條的記錄。劉大嵩插一句：“劉文漢，拿個椅子叫他坐下記。”劉文漢推給我一把藤椅。

 

發言的人們義憤填膺，一個比一個高聲，一個比一個激動，但我的耳朵一直聽著，手也不曾麻木。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記不準有幾個人發言，到劉文漢宣布會議暫停，叫我先回去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從政府後院籃球場邊土牆門洞出來往赫中走，突聽背後有腳步聲，掉臉仔細辨認，是段興燡。我明白，他是奉命監視我的。怕我學孟慶仁的樣。不是誰仁慈同情我這條小命，是怕這個反革命大案定不了，他們立不了功，升不了官。

 

走到宿舍，發現房門已經裝潢一番，白紙黑字的楹聯：“反動分子企圖資本主義再生；水塘集團妄想封建王朝複辟。”橫批：“反動透頂。”不用問，是何斌的手筆，撰句者是誰，就猜不準了。也許是集體創作吧。對於這樣天字頂級的稱頌，我是不敢承受的。其實他們也明白，陳紹炎不會有這麽大的野心。連他們自身在那裏盡心效忠，拚命效力，也不過期望一個副局長光宗耀祖。無非是陳紹炎的罪越大，他們的功也就越高。梁興順在韭菜坪因一屋子癩蛤蟆而扯旗造反，隻是砸門牌、砍電杆、種洋煙，不過幾百烏合之眾，鬧了幾天，不曾搶物擾民。被周西成活捉後，周縫龍袍給他穿上照相，稱他梁大王，同是一種伎倆。“妄想企圖”雲雲，不過是加諸我身的“龍袍”而已。好笑的是，當天氣齁齁的幾位勇士，三個月後，我們又一同在平山林場監督勞動。這叫不是冤家不聚頭吧。阿彌陀佛！

 

第二天劉大嵩和剛從省裏調來加強領導的縣委副書記薑毓萱，帶著一個抱文件夾作記錄的張邦君來到我宿舍，劉說：“情況已經明朗化，水塘派是一個反革命集團，袁桂榮、彭德宏、徐廣純都是國民黨員，骨幹分子，原本是公開的敵人，暗藏下來的。你是我們看著長大的，沒有曆史問題，一直受到重用，相信不會反黨。不過，你和他們攪在一起，真要拉開陣線，明火執仗的時候，你怎麽辦？站在那一邊？”我說：“我工作中有缺點，生活上有錯誤，我認真檢討，我願意接受處分。”薑說：“生活作風的問題，都是小事，一律不講。關鍵是政治問題，爭奪政權問題。”我說：“我沒有想到問題會這樣嚴重，我從來不曾反對過黨，連想都不敢想。”劉說：“這個我們相信，但你的個人英雄主義太嚴重了，個人英雄主義也是個人主義，這是萬惡之源。發展下去就會鬧獨立，搞小集團，同黨對立。”這話，我是相信的，表示願意作深刻的反省，檢查交代；但我確實沒有反黨意圖。薑說：“你要深挖思想根源，深挖這種思想發展下去的嚴重危害性。他們幾個與你不同，他們是有野心的，有行動的，你知道的要全部揭發，不得包庇隱瞞。你即使不說，他們也會包不住要說的，那樣，你就被動了。”劉說：“黨的政策是明白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思想批評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我們相信你會正確選擇的。”我說：“我辜負了黨的教育培養，深感痛悔，一定深刻反省，認真檢討。”薑說：“那好，從今天起你就什麽也不做，寫好你的檢查。”

 

從這天起，每天都有一名常委到我這裏來，看我已寫出來的書麵檢查。從中提一些問題深入追究，聯係引申，提到政治高度來認識某些言行的危害性。也就是思想批評從嚴。不管來的是劉、薑或張廣德、周玉啟，都有張邦君抱著個文件夾跟隨，有時也動筆記點什麽，卻從不發言。

 

從這天起，我雖然仍享受著教師食堂的飯菜，但不能上桌，由掌勺人單獨給我盛湯、菜，各自盛飯，單獨進食。不是我有了什麽傳染病，而是成了敵人，打入底層，被人家專政了，雖然沒有經過什麽起訴，更說不上定讞。

 

元月二十九日，學校派人通知，叫我帶上檢查到縣委去。幾個常委端坐一屋，命我讀檢查，讀完後有人說了話，總之是通過了。叫我等候通知，在大會作檢查。這回算鬆了一口氣，似乎我這個圓圈，比阿Q畫的要圓一些。

 

一九五八年元月三十日下午七點，在赫章縣政府大禮堂莊嚴的主席台上，劉大嵩宣布我作檢查。我站在台上主席的位置，向暌違了七天的幹部和教師們宣讀了我的檢查。宣讀完畢，劉大嵩講話，我記得這麽幾句：“陳紹炎的檢查是縣委通過的，以後他還要繼續檢查，交代問題。從他的身上，你們要吸取教訓。他是我們看著長大的，有點小聰明，有點工作能力。他曾經八次申請入黨，縣委委員們大都同意了，我不同意，我說他不成熟，有個好黨員帶著，他是個好幹部；讓他負責一個部門、一個單位，他就要鬧獨立王國，最後走到反黨。”他還點名批評某人老奸巨猾，居然稱陳紹炎英明領導。“老實說，陳紹炎是你們這些人捧壞的……”沒等他說完，我就被帶回學校。

 

事後聽說，有人私下議論，這家夥不簡單，要不揪出來，不曉得他會幹出什麽來。廿三日批鬥我，廿四日就把袁桂榮、彭德宏、郭應康等揪出來批鬥。事後得知：三十日我檢查交代，三十一日，毛澤東命令撤銷章乃器、章伯鈞和羅隆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長、交通部長和森林工業部長的職務。他們定然也寫過檢查，不知檢查的深刻否。

 

 

教師隊伍裏開展許多場次批鬥會，我未得躬逢其盛。往後聽說，這些被鬥者，有的前幾天還是批鬥人的炮手。所謂批鬥，內容有的真實，但更多虛構，這從二十年後的改正可知。當時則一概列為罪行。被批鬥者除被侮辱外，被罰站，被推搡。一個跛子還給彭德宏一記耳光。沒過幾天，他作為壞分子被清除，早已湮滅無聞。我也不願提他那個名字，雖然我腦海裏還顯現出他在麵前一跛一拐，躬身不迭的形象。

 

我倒好。赫中教師不多，在飯廳裏燒幾爐火，分別圍坐；給一條凳，讓我坐在爐邊，手執筆和本子，記錄我認為應記的東西。中學教師，畢竟高一個層次，批判也算尖銳，卻沒有粗魯言語。抑或因為我是頭目，上邊有所交代，也未可知。每天批判會時間不長；記不確切，次數也不多。

 

三月，小學開學了。開除的壞分子回農村勞動，教師都回校上課。右派們降了工資，留在縣城。每天到大溝邊抬石頭，這是勞動改造的熱身。我也不能特殊，被指派為工地篩石灰。活路不重，卻髒，特別是風吹灰起，嗆得人難受。我這回算知道勞動人民的偉大（承受力）了。

 

中學開學，張永來當校長，此公江西人，從軍區下來，雖為知識分子，卻是軍人性格。身為黨員，政治上自信；與我無任何牽連，不避嫌疑。公餘有暇，也可能忙裏偷閑，敢同我聊天。一次疲倦了，在我的床上倒頭便睡。他叫我管衛生室，不過給學生發點指名要的藥物。他創《赫中校刊》，要我當編輯，刻蠟紙、油印，一人包辦。開校運會要我為他寫開幕詞；為《校刊》寫報道、寫小詩。學生熊慶仙長跑中摔倒，我帶學生用擔架抬到醫院。他說他將向縣委建議讓我留校監督勞動。可能也說過，但絕對辦不到。五月間，我被送到新籌辦的平山林場，原來教育係統的右派們都在這裏，恰似舊書上畫的“無常”的高帽上所寫“你也來了！”

 

名為林場，既未確定所轄地域，也未組建領導機構。調一位生產大隊長來管這群右派，也招了幾個上了年紀的工人。這位顏隊長個頭矮，駝背，視力也不大好，為人忠厚，動作遲緩，說話輕言慢語，非常和氣。成天帶我們上山 “砍山”。平山堡周遭的山林，都是灌木叢，中有柞樹，可以養蠶，為建柞蠶廠，必先砍除柞樹之外的一切樹棵。每人鐮刀一把，清晨八點從住地財神廟出發，走到工地，稍事休息，大夥動手砍山，就派人回住地挑飯菜。帶孩子的兩位女右派留守做飯，單身女性也上山。先是顏隊長命令作息，倒也不累。過後縣裏派來書記和廠長，也曾親自上山視察，然後確定新招的一位工人任記分員，每天收工時丈量各人砍山麵積，以考勤績。

 

我那天到場已過午，袁桂榮獨留廟內，為場部寫材料。我新來乍到，搭鋪鋪床，進進出出，發現住寺廟廂房一間小屋的一個少婦，著一身紅，放肆地瞅我。我悄悄問袁其人為誰，袁說：“你不認識？親戚哩。”我問：“什麽親戚？”袁說：“老七的大嫂。”明白了。所謂老七，是已經調離赫章的一位畢節籍的女教師。

 

一天，母親使從弟仁軍背一支豬腿送來，我就到廂房這家借一付碗筷。進門向家主老太太喊：“伯娘，跟你家借一付碗筷。”老人滿麵堆笑，掉頭向碗櫃裏拿碗。紅衣人叫她三四歲的兒子：“小華，起來讓姑爹坐。”我說：“不要開玩笑吧。”她說：“開玩笑？還怕是冤枉你的。我們到赫章去看過你。”我說：“我怎麽不知道？”她說：“你大忙人嘛。你的相片我家多得很。”老太太笑著遞給我碗筷，我接到手就出門。不幾天，她也進了場當上工人。在一起勞動，有說話的機會。她告訴我，五四年我到畢節開會，幫老七帶信到家，信上就說是她的男朋友。但我一直沒到家去，害的老人念叨：“這小夥怎麽不來，開會真個太忙。”蒼天在上，那時節，我不但沒和她談情說愛，連想都沒想到她。世間好多事，真是弄不明白。一個人的親身經曆尚且說不清楚，何況上千年的曆史，那麽多人的言論行為。

 

林場招批工人，辦個技術學校，抽幾個右派上課，有我，也有劉永芬。過幾天就不要我，我自然明白個中因由：一是不讓我同劉繼續交往；二是書記借此公報私仇。這位書記太粗，非僅指形體而言。他通過朋友，想讓我給他介紹一位小學教師，偏偏人家已有朋友，我直言謝絕；況且我認為殊不般配。這下淪為奴隸，他鳴鞭示威了。所以，幾乎每次訓話，都要點我的名，也不忘提及劉永芬。在勞動上找不到紕漏，卻因為幾天沒刮絡腮胡而被斥責為對現實不滿。

 

那本是度日如年的歲月，創痛都麻木了本就遲鈍的記憶。一天，正在車浪附近砍山，突然通知緊急集合，立即返回街上場部。一路上誰也不敢交談，心裏卻在打鼓：是不是美蔣武裝入侵，是不是哪裏發生反革命事件，抑或我們中哪一個將要被捕……，不知工人和學生們作何感想。右派，至少是我，心裏一陣陣淒惶。胖書記站在高處發言，原來要大躍進，煉出一千零七十萬噸鋼鐵。

 

勞動任務大大加重是肯定的，沒有驚險，不是政治上的腥風血雨，也就謝天謝地了。不僅如此，我還真有些激動：說是三年不種莊稼都有飯吃，這就穩了心；騰出手來煉鋼鐵，搞工業，強國強兵，跟老大哥並肩攜手，美國鬼子何足道哉。這是多麽豪邁的事業！正好在這大運動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基本的自我要求，勞動不能落後。俗話說：力氣是個怪，今天用了明天在。年紀輕輕，正是使力的時候。

 

建高爐的第一步是選定地址，領導一句話定奪。其次是清除樹棵，平整場地，修通道路。工作麵寬，人手眾多，一擁而上，進展迅速。主體工程是築高爐，這就非壯勞力不可。打夯這種活，不是誰都能夠勝任。爐體漸築漸高，撮箕盛土遞不上去；用繩子勾吊倒是辦法，卻趕不上趟；最方便的是拋土，每級站個強手，背對爐體，底層有人把土端到麵前，拋者手捧撮箕使勁往頭頂上拋，上一級的人接住就勢往更上一級拋。速度之快，真令人目不暇接。誰要走神失手，就會造成損傷事故，追查下來，分析開去，定是吃不了兜著走。好在身強力壯，眼明手快，幹的熱火朝天，汗流浹背，率性脫光膀子，吼起號子，儼然是光榮的勞動者。我慚愧，從小四體不勤，無任何技藝，隻能下苦力。高爐建成，背運礦石。那天偏偏下雨，雖不大，卻不停。冒著微風細雨走在泥濘的山路上，也是一路歡聲笑語。龍惠鶴一路山歌，聲振林木，大出風頭。本人穿膠鞋跑滑路而未閃失，也備受讚揚。累是很累，但肚子飽足。行李留在住處，爐房上沒有睡覺的地方，什麽時候歪著躺著，舒個懶腰眯下眼打個盹，肯定會有的，卻印象全無了。直到領導叫我回場部，一算日子，才發現過了十四天。

 

林場要在雪窩碗廠附近建一個分廠，分派幾個右派和幾個工人，由場長率領先去安營紮寨，借住在老百姓屋裏，自設食堂。徐正雲她們幾個女的做飯。我們的任務是平屋基、築土牆，抬木料、割茅草曬在山上，待曬幹後背回來苫房。集體出勤，勞而不苦，晚上還可以就著自製的墨水瓶煤油燈看書。在這裏不到一個月，通知我帶上全部行李到赫章。我報告說有些衣服在平山，請假往取。這天正好星期，我托人叫來劉永芬到一戶五保戶家，告以情況並告別。我們共同認為：我是極右頭目，沒有曆史問題，最重是勞動教養三年。都快一年了，再苦再磨，一咬牙就挺過，總有個出頭之日。內心是沉痛的，卻強作鎮靜，也不怨尤。這種心情，彼此相差不大吧。纏纏綿綿，時間不早，我非走不可了。劉說：“我送你一程。”我說：“你包了，周胖子正找茬呢。”她說：“不怕，死都死在一起。”我突然臉熱心跳，自愧還不及女人有膽量，就說：“好，走吧。”我抱著一包衣服走，她緊湊在一側，並肩走過平山堡小街，直走到水庫壩上，走上鬆林小徑，她才轉身回去。都曾幾度回首，卻不曾流淚。有淚，也是往心裏流的。吉人天相，居然沒碰上一個認識的人。

 

 

第二天，背上行李到赫章，被放置在監獄的行政拘留室。過了一夜被送到畢節德溝。這裏借民族語文學校校舍，集中了一批有政治曆史問題的舊官僚、商人、國民黨三青團成員或嫌疑人……近百人，名義叫政訓隊。這才發現袁桂榮也在這裏，還有我們上初中時的地理教師李南風先生。

 

這裏離城不遠，卻偏僻荒涼。已經進入冬季，一天比一天冷。管理人員全為警察，一臉嚴肅，氣氛緊張。我感到了問題嚴重。看來不單是右派問題，人家要拔高一檔，作為反革命來落實了。自知沒有反革命野心，更沒有言行，但不可不慎重從事。偶然碰上袁桂榮，道路以目而已。十目所視，彼此心照。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平山和彭德宏一起被帶走之後怎麽又來這裏，而彭德宏為什麽不見。不敢搭話啊。

 

我所在的這個組，大都是畢節人，三個大方人，每天上午學習，就是讀報紙社論，認識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然後結合實際，反省罪惡曆史，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這叫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我的曆史單純些，從學校讀書到學校教書，就這麽兩件事，從未參加過反動黨團。說了幾遍就滾瓜爛熟。不幾天組長傳達，要我作小組記錄。這很好，專聽別人的，信筆作記，力求準確完整。這當然不是難事，反而覺得平靜輕鬆了許多。

因為年老體弱者居多，又不曾定下罪名，所以勞動不太重，進城背米，到黑泥坡挑碳（這要花一整天），挑試製水泥的羊肝石，都是各自盡力而為。不過也明白身份，不敢偷奸耍滑，似乎要用勞動的誠實證明交代的不虛假。所以，真是人人盡力而為的。有時候，也會有幹部到組裏來深入了解，或對某一人提出一些問題，態度雖然嚴肅，但並不凶惡。至於是否成為壓力，隻有各人心裏明白了。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做過賊自然就會心虛，這說的是常人常性。

 

一天早餐時得知，一位隊友夜間自縊身亡，這自然是當天的討論題目。人人都發言，也是一個調子：黨的政策英明，群眾的眼睛雪亮，坦白交代才有出路，蒙混過不了關。自殺是堅持反動立場，與黨和人民對抗到底，死有餘辜。最後免不了聯係自己，做一番向黨交心的表白。我記錄大夥的發言，也給自家寫了幾句。心裏的話是：死者太糊塗，你若有死罪，還讓你活到今天？能活就活下來，留得青山在總會有柴燒；萬一活不下去，也不可悄無聲息的死掉。

 

傍晚，組長通知：我們組派一個人去看守死者屍體，另外還有一個人相伴。明天補瞌睡。我搶先報了名。另一組來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半老者，現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大概沒什麽文化。他來了也不多說話。坐個小凳子，背靠牆壁打盹，棉大衣從胸部蓋到膝蓋以下，不多會就打起呼嚕。我坐在電燈下，讀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注》，死屍停放在屋中間的草席上，衣履完整，麵部蒙一張白紙，無聲無息，肯定不會起來逃跑。隊領導隻消叫人鎖上門就得，為什麽還要叫我們來守呢？在我，則是一個鍛煉膽量的機會。漫漫長夜我也眯糊過吧。一個死人，兩個活鬼，同在一間屋裏過夜，是多麽難得的經曆呀！好像高爾基曾有過這樣的體驗吧。

 

人為萬物之靈，其實比笨豬“靈”不到哪裏。農村宰年豬，通常是鄰居兩三家同一個日子，請一位屠夫，燒一鍋開水，輪流作業。第一隻豬殺翻在地，第二隻豬吆到現場，等待開水的間歇，它在灶火和宰凳之間遊來走去，悠然自得。毫無驚恐之意，更無逃避之心。待到鍋裏的水滾開，屠夫們揪住它的耳朵和尾巴，抓住後腿，將它連拖帶提弄到宰凳上，它才敞開喉嚨嚎叫……

 

論陽曆，一九五八年即將結束。為了慶祝大躍進的豐碩成果，迎接新的更大的躍進，迎接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新年元旦，隊領導布置各組排練文藝節目，開個迎新晚會。所選節目，當然經過審查。參與排練的人們，晚上不參加學習討論。這就使這所一直陰森沉寂的校園在夜晚有了絲竹之聲，顯現出一絲活氣。桂榮參加了他們組的大合唱，所唱歌曲中有“一條大河波浪寬”，他站在後排，唱的很投入，很動情。我眼眶都熱了，無可奈何啊！

 

晚會是熱烈的，演出雖然平平，一直掌聲不斷。誰都明白，此時此地，政治是壓倒一切的。在我個人，會後卻增添了無限淒惶：萬象更新了，我人呢？瞻念前途，心驚肉跳。更有白發紅顏，何以依恃，我是天下不孝不義之人麽？我流了淚，隨後也睡著了。第二天元旦，放假休整。在校園內遊來走去，一腔心事，不知道寫在臉上沒有。誰也不顧誰，誰也不問誰。

 

一九五九年元月二日上午，政訓隊緊急集合，出門發現，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武裝，氣氛突然緊張起來，肯定要拘捕人了。我想：會不會抓我呢？……全體鴉雀無聲，當官的上台講話，首先是宣傳共產黨的寬嚴政策，其次是斥責抗拒不交代不認罪的反革命分子，最後宣布對一些人進行處理，宣布逮捕十二個人。我記得印象清楚而深刻的是上麵喊：“曹典謨。”下麵應：“到！”應聲站起來走到前麵的是我們組的杜洪清，原來他是隱姓改名的反動軍官。及至喊“袁桂榮”，袁桂榮站出來，緊咬牙關，麵不改色，宣布他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反動小集團水塘派頭目之一……我的心蹦跳起來，下一個就是我啦。然而不是……

 

十二位遭逮捕法辦，立即被戴上手銬，由武裝警察帶離現場。

 

然而我也逃不脫，被宣布為反動集團水塘派頭目之一，極右分子，處以勞動教養。散會之後，收拾行李，被裝上貨車，押送到畢節的所謂“大監”（十二年前常常在大門口球場玩籃球的地方），住進了行政拘留室。晚上同犯人們一起看反特電影，至今連片名也記不起來。想起年邁的母親她能想象我住在什麽地方嗎？想起命運相同的戀人，她在哪裏呢？突然想起魯迅的一句詩：“夢裏依稀慈母淚。”我於是背誦全詩。我於是發現，背詩，是消除煩惱，分散心思，自我安慰的好辦法。每有情況，我就背詩；環境縱然變化，積習一直未改，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

 

 

 

                                二〇一〇年四月四日

 

聯係地址：貴州省赫章縣老幹局

劉孟轉陳紹炎（收）  郵編：5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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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