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文史出版社推出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國儒學發展史》（以下簡稱《發展史》）。這部220萬(wan) 言的煌煌巨著，是由已故學者黃宣民同誌與(yu) 其弟子陳寒鳴共同主編的。該書(shu) 的產(chan) 生過程極不平凡。它從(cong) 最初醞釀到最終出版，曆時達20餘(yu) 年，傾(qing) 注了作者們(men) 特別是編者的大量心血。初讀該書(shu) ，筆者感觸最深是其鮮明的學派特色。黃宣民、陳寒鳴兩(liang) 位同誌都是在海內(nei) 外享有盛譽的“侯外廬學派”的重要傳(chuan) 人[①]，他們(men) 在這部書(shu) 中亦自覺地貫徹了該學派“社會(hui) 史研究與(yu) 思想史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和原則。在我們(men) 看來，“社會(hui) 史研究與(yu) 思想史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和原則，實際上體(ti) 現的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侯外老本人曾明確地說：“從(cong) 曆史唯物主義(yi) 觀點來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曆史從(cong) 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cong) 哪裏開始。因此，社會(hui) 曆史的演進與(yu) 社會(hui) 思潮的發展是相一致的。……我的具體(ti) 方法是，在研究社會(hui) 史的基礎上，注重對社會(hui) 思潮作比較全麵的考察，力圖把握社會(hui) 思潮與(yu) 社會(hui) 曆史的聯係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特點，進而研究不同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曆史地位。”[②]這已成為(wei) 侯外廬學派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原則。該書(shu) 就是一部自覺地用唯物史觀來總結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力作。它的這種理論立場和方法，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著重從(cong) 思想與(yu) 社會(hui) 互動的角度探討儒學發展與(yu) 社會(hui) 變革之間的相互影響，明確指出：“儒學經曆了漫長的歲月，而且隨著社會(hui) 曆史的變化不斷地改變其自身。社會(hui) 變革對於(yu) 儒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反之，儒學在其演變中又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hui) 變革。”[③]該論斷所強調的內(nei) 容主要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

其一，社會(hui) 變革對儒學發展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關(guan) 於(yu) 儒學的起源及其在各個(ge) 時期的發展，該書(shu) 都是結合著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發展狀況來加以探討的。政治生活對儒學的發展有直接的重要影響，比如在講到朱熹理學思想得到官方認可的過程時說：“有宋一代，黨(dang) 爭(zheng) 與(yu) 學禁交織一起。學術之隆替與(yu) 政治勢力之消長緊密相連。尤其是程、朱理學，迭經元祜黨(dang) 爭(zheng) 與(yu) 慶元學禁的打擊，終於(yu) 在南宋理宗時得到了朝廷的尊崇，此後，成為(wei) 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思想。”[④]與(yu) 此同時，該書(shu) 也十分關(guan) 注社會(hui) 經濟生活對儒學發展的影響，比如在講到明後期平民儒學產(chan) 生的原因時指出：“明中葉以後，由於(yu) 商品市場經濟在沿海和長江流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引起了社會(hui) 生活的新變化。而此時盛行的陽明心學，對‘愚夫愚婦’即普通民眾(zhong) 也產(chan) 生了吸引力，出現了以泰州學派為(wei) 代表的平民儒學，這是兩(liang) 漢以來所沒有的。”[⑤]

其二，儒學演變對於(yu) 社會(hui) 變革亦有深刻影響。關(guan) 於(yu) 儒學演變對社會(hui) 變革的影響，該書(shu) 是從(cong) 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來加以論述的。比如，在總結漢代儒學的正麵作用時說：“漢代儒學不僅(jin) 有助於(yu) 穩定漢代社會(hui) 的統治秩序，而且有助於(yu) 漢朝文官製度的建立，由此而言，漢儒實踐了先秦儒家的經世理想，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⑥]對南北朝時期北朝儒學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作用，該書(shu) 也給以高度評價(jia) ，指出：“儒學推動了當時北朝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hui) 改革及其與(yu) 漢族的文化融合，最後是民族大融合。”[⑦]關(guan) 於(yu) 儒學發展對社會(hui) 政治的負麵影響，《發展史》也不回避，而是如實加以闡明。比如在評價(jia) 漢代經學思潮時說：“漢代所形成的儒家經學思想權威與(yu) 現實的專(zhuan) 製王權政治權威一體(ti) 化，作為(wei) 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傳(chuan) 統，在曆史上發生了持久而又極其惡劣的影響。”[⑧]

以上兩(liang) 個(ge) 方麵，可以說是《發展史》一書(shu) 力圖貫徹唯物史觀思想指導的最有力的說明。因為(wei) 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有兩(liang) 點，一是社會(hui) 存在決(jue) 定社會(hui) 意識，二是社會(hui) 意識對於(yu) 社會(hui) 存在的反作用。《發展史》一書(shu) 深入探討了社會(hui) 變革與(yu) 儒學演變的交互影響，既堅持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也完全符合中國社會(hui) 和思想發展的實際。這比那些僅(jin) 從(cong) 思想邏輯推演的角度去寫(xie) 儒學史的著作來說更具有科學性，因為(wei) “用曆史去解釋思想的唯物史觀要比用思想來解釋曆史的唯心史觀正確、有效和優(you) 越得多。”[⑨]

其次，較為(wei) 全麵地總結了幾千年來中國儒學發生發展的過程，注意到儒學作為(wei) 一個(ge) 複雜的思想體(ti) 係，曆史上不同的社會(hui) 力量都企圖從(cong) 中尋找對自己有益的思想資源，對其作了不同向度的發展。要寫(xie) 出客觀的科學的儒學史，就必須對這些不同的向度均給以一定的關(guan) 注，這樣自然就擴大了儒學史的研究範圍。

其一，以往的一些思想史和儒學史著作，關(guan) 注的主要是曆史上的精英思想家，而對在社會(hui) 上占據統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以及在下層社會(hui) 具有廣泛影響的民間思想卻關(guan) 注不夠，因此寫(xie) 出來的隻能是不完整的精英思想史或儒學史，而不能全麵反映儒學發展的整體(ti) 麵貌。《發展史》突破了這一局限，除了關(guan) 注以往儒學史中的重點人物之外，還把居於(yu) 統治地位的“廟堂儒學”和在民間發展的“平民儒學”（或稱為(wei) “山林儒學”）皆納入研究的視野。

就“廟堂儒學”來說，該書(shu) 一方麵考察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封建君主如漢武帝、朱元璋、朱棣、康熙帝等人的儒學思想，另一方麵也評述了王安石、張居正等重要官方學者的儒學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ge) 階級是社會(hui) 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hui) 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⑩]儒學作為(wei) 在中國封建社會(hui) 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官方思想對其發展趨向有著直接而深刻的影響，要客觀全麵地揭示儒學的發展脈絡，對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不予關(guan) 注、不深入研究是不行的。該書(shu) 在這方麵的貢獻實具有開創性。

在“平民儒學”研究方麵，該書(shu) 除了用相當的篇幅對明代儒學中泰州學派的王艮、顏鈞、韓貞、羅汝芳、焦竑等人的思想進行了係統研究之外，還對南宋以及明朝後期的“書(shu) 院儒學”也做了概括性的介紹和評述。對平民儒學的特別關(guan) 注，是兩(liang) 位主編治學的一個(ge) 特點，不但體(ti) 現了他們(men) 共同的學術旨趣，也是認真貫徹唯物史觀的一個(ge) 重要方麵，因為(wei) 唯物史觀的一個(ge) 基本思想就是重視人民群眾(zhong) 在曆史上的作用。曆史學家郭沫若曾提出過曆史研究要堅持人民本位的主張，該書(shu) 作者的研究實踐也可以說是在自覺貫徹“人民本位”的思想。

其二，在關(guan) 注學界研究現狀的同時，還發掘出儒學發展史上一些人們(men) 不甚關(guan) 注的新論題和新人物。郭店楚簡的出土對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來說是一件大事，它為(wei) 人們(men) 了解戰國早期儒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文獻根據。該書(shu) 有專(zhuan) 門章節對此加以論述。就新論題來說，該書(shu) 評述的“敦煌儒學”也為(wei) 先前的儒學史著作所未講。另外，該書(shu) 還繼承和發揚了侯外廬學派獨立自得的“闡微”精神，從(cong) 文獻資料中發掘出一些不被前人重視的儒學思想家，比如對程敏政和鹿善繼兩(liang) 位明代學者在儒學史上的地位之確立就是顯著例證。該書(shu) 認為(wei) ，程敏政對了解王陽明思想的來源關(guan) 涉極大，因為(wei) 其所提出的朱、陸“早異晚同”論，“實為(wei) 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濫觴”[11]；鹿善繼不但是晚明北方王學的重鎮，而且他所開創的“燕南王學”以躬行實踐為(wei) 主要特色，並沒有“陽儒陰釋”、“玄虛空疏”的理論缺陷，對全麵正確了解晚明王學亦有重要意義(yi) 。

再次，該書(shu) 從(cong) 當今中國社會(hui) 的現實出發，對儒學的現代化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所周知，唯物史觀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之外，還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即革命實踐的品格，它不僅(jin) 是認識世界的理論工具，而且也是變革現實的思想武器。因此，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儒學發展史，除了要對其加以客觀的了解之外，還需要結合中國當前社會(hui) 發展的實際，批判其中阻礙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封建糟粕，繼承和弘揚其中能夠“與(yu) 當代社會(hui) 相適應、與(yu) 現代文明相協調”的那部分思想內(nei) 容，以促成其現代轉化。《發展史》在這方麵也做了有益的嚐試。 

其一，“切實體(ti) 認儒學固有的內(nei) 在精神，重振儒學的內(nei) 在生命力”[12]。該書(shu) 認為(wei) ，“經世致用”是儒學固有的內(nei) 在精神。“曆史上，真正的儒者倡揚的乃是同現實社會(hui) 實際生活緊密聯係的體(ti) 用兼賅之學，而‘經世致用’、‘學以致用’的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則是儒學固有的內(nei) 在精神。”[13]同時指出，“不斷創新和自我改造”是儒學的內(nei) 在生命力。正是在“經世致用”精神的激勵下，曆代的儒家學者自覺地隨著社會(hui) 發展的變化而對儒學不斷進行改造、完善和創新，使其顯示出曆久常新的內(nei) 在生命力。“我們(men) 分析、研究、評價(jia) 儒學，必須看到它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創新、自我改造和發展完善的開放性思想體(ti) 係。”[14]該書(shu) 對儒學現代化問題所進行的建設性探索，可以說是儒學這兩(liang) 大優(you) 良傳(chuan) 統的現代繼承和發展。

其二，“依據當代中國社會(hui) 生活實踐來開辟儒學的發展新路”[15]。對此，該書(shu) 提出了三點探索性的意見：一，“基於(yu) 對當代中國社會(hui) 生產(chan) 生活實踐的體(ti) 認，調整、轉換儒學的生長基點和思想內(nei) 容。”[16]該書(shu) 認為(wei) ，伴隨著中國社會(hui) 從(cong)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向現代工業(ye) 類型的轉換，儒學的生長點也需從(cong) 家庭轉變為(wei) 企業(ye) ，它要想獲得現代性的發展並進而在現代生活中發揮作用，就必須實現其整個(ge) 思想體(ti) 係的創造性轉化，即將儒家傳(chuan) 統的宗法（宗族）倫(lun) 理轉化成為(wei) 現代工業(ye) 社會(hui) 所必須的企業(ye) 倫(lun) 理、市場倫(lun) 理和經濟社會(hui) 倫(lun) 理。二，“將儒學作為(wei) 一種重要的傳(chuan) 統資源投置到當代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建設之中，使儒學能在現實的社會(hui) 政治生活中發揮一定的作用。”[17]該書(shu) 在從(cong) 儒學史中發掘可能轉化為(wei) 現代民主的“民本”思想資源的同時，也揭示了“民本”思想不能“一線”開出民主政治的具體(ti) 原因，即傳(chuan) 統中國農(nong) 業(ye) ——宗法社會(hui) 與(yu) 王權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結合。基於(yu) 這種理論立場，該書(shu) 還大力表彰了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和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三，“將儒學融通到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以使其多層麵地滿足當代社會(hui) 的現實需要。”[18]具體(ti) 說就是，將儒家“愛人”和“愛物”相結合的仁的思想滲透到現實社會(hui) 之中，使當代中國人克服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然、人與(yu) 人、公與(yu) 私等方麵的不和諧現象，形成與(yu) 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生態文明觀念。

如何在馬克思主義(yi) 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寫(xie) 出科學的中國思想史或儒學史，侯外老在《宋明理學史•序》中講的一段話對我們(men) 很有啟發，他指出：“我認為(wei) ，要符合曆史實際地將理學產(chan) 生和演變的曆史寫(xie) 出來，研究者如果以理學思想作為(wei) 指導，以理學寫(xie) 理學，那是不能揭示曆史發展的真實麵貌的，而且還會(hui) 歪曲這個(ge) 曆史過程。如果隻是停留在封建社會(hui) 裏進步學者的水平，象黃宗羲、全祖望那樣，充其量隻能編纂出象《宋元學案》這樣的思想史著作；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來看，它隻是曆史編纂學，還遠遠不是科學的思想史，不是科學的理學史。如果我們(men) 采用資產(chan) 階級史學觀點和方法，寫(xie) 出象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那樣的著作，同樣不能算是一部科學的理學史。我們(men) 的研究必須嚴(yan) 格地置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指導之下。馬克思主義(yi) 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cong) 五四運動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國曆史證明：隻有以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作為(wei) 指導，曆史研究才能成為(wei) 科學。隻有以馬克思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作為(wei) 指導，進行宋明理學史的研究，才能還它以本來麵目，使我們(men) 了解它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9]

侯外老的這一段話，對於(yu) 當前包括儒學研究和國學研究在內(nei) 的整個(ge) 中國思想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yi) 。在當前的“儒學熱”中，一些人自稱儒家，“以儒學寫(xie) 儒學”，完全脫離開儒學產(chan) 生的經濟基礎和社會(hui) 製度根源，正如侯外老所指出的，這隻能是一種“頭足倒置”的觀念史。在上世紀3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曾發出這樣的呼籲：“談‘國故’的夫子們(men) 喲！你們(men) 除飽讀戴東(dong) 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men) 輕談。”[20]80年過去了，今天的儒學和國學研究者也不應忘記郭老的警策之言！今天倡導“新國學”的學者，有的仍然主張走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當年所走的與(yu) 世界漢學研究接軌的新國學之路，即用西方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新國學之路，從(cong) 文化觀來說仍然屬於(yu) “中體(ti) 西用”的範疇。侯外老當年也很推崇王國維的近代研究方法，但是並沒有停留在他那裏，而是提升到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水平，他自己說，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接受了馬克思《資本論》方法的薰陶。我們(men) 今天也不能停留在以資產(chan) 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為(wei) 指導來研究國學的階段，而是要像侯外老指出的那樣，把這種研究“嚴(yan) 格地置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指導下”，創建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時代需要的新國學。

侯外廬學派的最新代表作《中國儒學發展史》一書(shu) 在當前的“儒學熱”中出版，以其鮮明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立場而成為(wei) 頗為(wei) 引人注目的一家之言，在我們(men) 看來實具有導正儒學研究航向之作用。正是由於(yu) 堅持以唯物史觀為(wei) 指導來研究中國儒學史，它才能作出上述諸多創新性的貢獻。由於(yu) 該書(shu) 是多人分工執筆在20多年間陸續修改定稿的，第一主編黃宣民同誌又不幸過早地辭世，使該書(shu) 也留下了一些遺憾，比如整體(ti) 結構比較鬆散，思想前後關(guan) 照不夠，內(nei) 容詳略安排失衡等。特別是插進去16篇“附錄”，難免有架漏牽補之嫌，若能將其與(yu) 有關(guan) 章節的內(nei) 容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就好了。另外校對不精、錯字較多也是一個(ge) 遺憾。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但該書(shu) 的學術貢獻是主要的，它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方向無疑將成為(wei) 當代學術文化發展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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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外廬學派”是由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學家侯外廬先生開創的學術派別，其基本主張是用以唯物史觀為(wei) 核心的馬克思主義(yi) 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中國思想的發展，強調思想史研究與(yu) 社會(hui) 史研究相結合，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已有三代人薪火相傳(chuan) ，具體(ti) 說就是：第一代是以該學派創始人侯外廬為(wei) 代表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yi) 學者，包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等人，代表作是他們(men) 共同編撰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代是解放後隨侯外老一起編著《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的“諸青”，以及侯外老在“文革”前培養(yang) 的研究生和助手，如張豈之、李學勤、黃宣民、盧鈡鋒等人，代表作是《宋明理學史》和《中國近代哲學史》；第三代是侯外老在文革後招收培養(yang) 的研究生以及第二代學者培養(yang) 的學生，其代表人物有薑廣輝、陳寒鳴等人，代表作是薑廣輝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和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

[②]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③]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3頁。

[④]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8頁。

[⑤]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8頁。

[⑥]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6頁。

[⑦]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7頁。

[⑧]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463頁。

[⑨]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yu) 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52頁。

[11]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1370頁。

[12]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3頁。

[13]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3頁。

[14]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34頁。

[15]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3頁。

[16]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3頁。

[17]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4頁。

[18] 黃宣民 陳寒鳴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6月，第2066頁。

[19] 侯外廬 邱漢生 張豈之：《宋明理學史•序》（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