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現代儒學定位

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院政治學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來源：《科學時評》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初七日己未

          耶穌2017年6月1日

近幾年大陸新儒學的一些朋友，尤其“新儒教”的朋友把自己的立場設定為(wei) 否定“新儒學”——不僅(jin) 僅(jin) 是港台新儒學。新儒學其實不止港台，因為(wei) 新儒學第一代出去的不多，第二代最有學術成就。

回應“現代”的不同方式

整個(ge) 說來，現代新儒學要應對的問題是中國從(cong) 傳(chuan) 統到現代轉變之際，怎樣使儒學的言說應對這種變化？這是現代新儒學之為(wei) 現代新儒學最重要的理論表征，如果喪(sang) 失了這個(ge) 表征，可以說是處在純粹時間概念的“現代”的儒學言說，但不等於(yu) 是現代新儒學，因為(wei) 你可能沒有對現代轉變的處境做出回應。

這其實有三種知識立場，第一，是反現代的新儒學，可不可以？可以。在這一點上，我並不認為(wei) 一定要是為(wei) 現代辯護的新儒學，我主張學術研究的無禁區。

第二種立場是反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新儒學”，就是你那種現代新儒學不夠現代，我這個(ge) 才更現代。比如大家批評的蔣慶，蔣慶的政治儒學設計顯然是現代性的，他那套言說在公羊學傳(chuan) 統裏是找不到的，而且他要應對中國國家政體(ti) 建構的結構性轉變，所以他的這種設計會(hui) 有現代——西方的現代和西方的傳(chuan) 統兩(liang) 種政體(ti) 因素。

我對蔣慶儒家三院製的歸納很簡單，國體(ti) 院和庶民院接近於(yu) 上議院和下議院，或者參議院和眾(zhong) 議院，這種設計沒有什麽(me) 新穎性，特殊之處在於(yu) 增加了通儒院，加在一起就是三院製。這是一種政教合一的想法，因為(wei) 通儒院說到底就是要在政治運作的實際權力之上提供直接正當性的政治控製機製，就是“隻有我們(men) 儒者能夠來裁製”，這實際上就是中世紀的政教合一，要注意這是一個(ge) 重大變化。

無論討論內(nei) 聖還是外王的問題，其實都是儒家中人的知識立場或者政治主張，因而並不是一種政治操作。我也認為(wei) ，蔣慶給予董仲舒較高的評價(jia) 可以理解，因為(wei) 什麽(me) ？董仲舒想以儒家的混合性價(jia) 值立場和主張來限製王權，但是沒有一套政治建製，這正是反“現代新儒家”的現代新儒家要去解決(jue) 的問題，當然我們(men) 可以說他沒有可行性，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是第二種立場。

東(dong) 西方都經曆古今之變

第三種立場就是混淆傳(chuan) 統和現代的“現代”的立場，就是我們(men) 一方麵可以把中國的現代轉變時限上提得很早，空間上漫無邊際，有講“我們(men) 秦代就有現代國家的經驗和基礎”，加上福山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給我們(men) 以巨大鼓舞——國際知名的政治學家都這麽(me) 說，現代國家的三大支柱，行政管理體(ti) 製的國家、法製和責任製政府，我們(men) 春秋戰國至少到秦時已經有了。

但是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時間上將現代無限提前，無論是福山或是國內(nei) 同樣的論著，都沒有意義(yi) 。因為(wei) 現代之為(wei) 現代，其實不單純是中西文化衝(chong) 突維度上西方的現代跟東(dong) 方的傳(chuan) 統的對峙，更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對於(yu) 西方而言，現代也是斷裂的產(chan) 物。我們(men) 通常以為(wei) 西方“兩(liang) 希”融合就順利地發展出了現代，以為(wei) 其與(yu) 中國的傳(chuan) 統當然就是碰撞的、衝(chong) 突的，這是漢語學界的最大誤會(hui) ，其實是錯的。即使從(cong) 古代西方的立場來看，西方的現代也是陌生的。

比如說，大家習(xi) 慣將西方現代的市場經濟追索於(yu) 希臘雅典的商業(ye) 天才，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在整個(ge) 雅典做生意的人不超過百分之三，大多數以不做生意為(wei) 榮。大家想象了一下，往前擴展就會(hui) 把一種現代社會(hui) 的結果去無限地前推，推到以往的社會(hui) 群體(ti) 。同樣的，雅典的民主政治與(yu) 現代的民主政治的差異之大簡直是天淵之別，我們(men) 不用去做太多的考證，因為(wei) 討論已經相當多了，已經成為(wei) 一種常識。更關(guan) 鍵的是，學界所認為(wei) 的現代之為(wei) 現代的四大特征——工業(ye) 、技術、軍(jun) 事（現代的戰爭(zheng) 手段）和懲罰的體(ti) 係化，在西方古代是絕對找不到的。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劃分古代、現代最為(wei) 關(guan) 鍵問題在哪裏呢？第一就是學者趙尋強調的，試圖要把儒學麵對的政治史、社會(hui) 史、觀念史的複線勾勒出來，這個(ge) 複線在中世紀晚期發生了重大轉變，從(cong) 城邦國家到世界社會(hui) ，再到基督教帝國，這時人類社會(hui) 的群體(ti) 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對於(yu) 古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了。因為(wei) 在古代，戰爭(zheng) 是建立所謂國家的形式結構的唯一手段。

比如說漢代與(yu) 匈奴的戰爭(zheng) ，匈奴人沒辦法了，一路掃蕩到歐洲，這是西方對黃種人畏懼的第一次記憶。我們(men) 今天因為(wei) 1840年以來的曆史，隻強調歐洲的侵略，但忘記了曆史上黃種人曾讓歐洲聞風喪(sang) 膽。

西方現在還怯怯地講“帝國史不是中國的朝代史”，其實他們(men) 很畏懼。按照古代的征服邏輯，如果承認黃種人跟我們(men) 有不可切斷的種族和血緣關(guan) 係乃至於(yu) 文化關(guan) 係的話，那就應該承認民族是國家建構的主體(ti) 。以民族作為(wei) 國家主體(ti) 結構的主體(ti) ，那麽(me) 領土、主權、文化就變成了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形式元素，至於(yu) 政體(ti) 上的選擇，那要看政體(ti) 選擇的諸因素以及民族政治發展的運氣。

我們(men) 以前很少講民族政治發展的運氣問題，這個(ge) 運氣就是“萬(wan) 事俱備，隻欠東(dong) 風”。民國初年，我們(men) 作為(wei) 亞(ya) 洲第一共和國，已經成功地建立了共和國的架構，但是這個(ge) 民族運氣不夠的是，所有政客都不願意被歸順到現代政體(ti) 上來，袁世凱一複辟，張勳也複辟，民國時占據國家高位的人帝王思想太濃厚了，這就是運氣不夠。當時知識界也認為(wei) 我們(men) 應該有現代政體(ti) 選擇，但它就落實不下來。從(cong) 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性上講，它應該落實下來，但偶發性因素就是使它落實不下來。這就是運氣與(yu) 諸條件不匹配的問題。

對儒學必須重新闡釋

今天大陸思想界討論新儒學最大的麻煩就是，我們(men) 的視野不如上個(ge) 世紀初年興(xing) 起的現代新儒家，也不如後來轉移到海外的港台新儒學家，他們(men) 深刻地省悟到，現代社會(hui) 的結構性轉變是人們(men) 無可奈何的。因此在價(jia) 值取向上，他們(men) 對儒學必須要有重新的闡釋。

大陸一批新儒教朋友批評說，現代新儒學受“五四”影響太深，我認為(wei) 這種說法太籠統。我一向批評國內(nei) 把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運動混為(wei) 一談。新文化運動麵臨(lin) 的核心問題，是麵對我們(men) 文化雙重亂(luan) 了方寸的挑戰，該怎麽(me) 辦？

為(wei) 什麽(me) 說雙重亂(luan) 了方寸？第一，傳(chuan) 統已經解決(jue) 不了中國現代的問題；另外，一想到宏觀設計就想找個(ge) 靠山。我有時候提醒“新儒教”的朋友們(men) ：你們(men) 是欺軟怕硬，你不知道從(cong) 製度上終結製度化儒學的是清政府自己——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ju) 考試，遠在辛亥革命前六年，1905年正式終結科舉(ju) 考試。

終結科舉(ju) 考試的意義(yi) 遠比辦《新青年》的那幾個(ge) 人進行文化批判要重要得多。為(wei) 什麽(me) 你們(men) 就不批判清政府在這個(ge) 時候不改革呢？其實學堂製度、書(shu) 院製度也可以在以前的基礎上改良的嘛。可清政府就是不願意，曆來都是非常功利地拿一個(ge) 有利於(yu) 維持統治的法寶在手裏捏著。

學者們(men) 這時也恰恰是揀軟杮子捏，文化學者之間互相捏。能不能在現代國家建立時，在政治立約之際，把握住問題的核心？你去捏當時真正起決(jue) 定作用的，捏不了你就是非現代的，價(jia) 值非常有限，無益於(yu) 促進中國的現代轉變。

對中國而言，晚清是一個(ge) 路口，民國是一個(ge) 路口。我們(men) 今天向前挺進，可以遵循德先生與(yu) 賽先生的基本價(jia) 值選擇，成為(wei) 一個(ge) 現代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現代新儒學的價(jia) 值定位就在於(yu) ，它適應了人類的現代變局。我現在已經不願意把現代新儒學隻看作是中國特有的現代轉變，我特別反對中國的學者思考問題時喜歡加上“中國”兩(liang) 字，馬基雅維利寫(xie) 《君主論》，沒有寫(xie) 成《意大利君主論》，洛克沒有寫(xie) 成《英國政府論》，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以民族國家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套價(jia) 值體(ti) 係或權利體(ti) 係，這是都普遍適用的。

早前幾年，我寫(xie) 過一篇文章，發在《開放時代》2011年第3期，後來收在台灣大學出版的《複調儒學》裏，特別談到普遍主義(yi) 的形成比古典普適主義(yi) ——實際上是區域主義(yi) ，因而是特殊主義(yi) ——在現代有巨大的拓展，因而現代新儒學之為(wei) 現代新儒學，就在於(yu) 它的普遍主義(yi) 立場適應了現代的轉變。

如果你要保有現代新儒學的“反現代新儒學”或“協調與(yu) 模糊傳(chuan) 統的新儒學”這類立場，去為(wei) 中國的當下處境作一種籌劃，我覺得要麽(me) 就是沒有良心，要麽(me) 就是知識判斷有相當的問題。

內(nei) 聖歸內(nei) 聖，外王歸外王

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回過頭來看，現代新儒學在大變局時產(chan) 生了重大分裂。我現在並不想簡單地去區分誰的判斷更清晰，因為(wei) 可能隻要一得出簡單的結論就會(hui) 流於(yu) 一個(ge) 立場的宣示。但很顯然，從(cong) 中國曆史的發展來說，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人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中國現代轉變的堅持，以及對現代國家建構的清醒，顯然要更清晰，這不是一個(ge) 價(jia) 值評價(jia) ，而是一個(ge) 事實描述。

他們(men) 必然發現，無法沿著康有為(wei) 等人所期待的道路向前挺進，隻能沿著學術的道路進行文化的申辯。因而，理性的建構便成為(wei) 他們(men) 唯一能夠有作為(wei) 的舞台。這個(ge) 時候，他要解決(jue) 中國傳(chuan) 統、現代轉變的壓力，尤其是現實治理轉變的壓力，但一幫文人有多大能力去推動轉變？

我常說，隻要看看戊戌變法時康有為(wei) 在政治上的極端幼稚，就不會(hui) 對康有為(wei) 抱有太高期望了。我最近寫(xie) 了一篇《共和與(yu) 國情》，專(zhuan) 門討論康有為(wei) 兩(liang) 篇關(guan) 於(yu) 共和主義(yi) 表述最明確的東(dong) 西，一個(ge) 《共和政體(ti) 論》，一個(ge) 《共和評議》。康有為(wei) 完全是預設一些虛君共和理念，然後綁架國情，認為(wei) 中國也應該虛君共和。我說，此國情非彼國情，英國可以搞虛君共和，在中國，當時就隻能搞實君專(zhuan) 製，虛君絕無可能。為(wei) 什麽(me) ？沒有一種社會(hui) 力量能與(yu) 君王抗衡而達成契約的可能。

《洪範》是觀念性的，可以達到對古典政治治理的約束，因為(wei) 古典治理是倫(lun) 理性的，因而可以發揮作用。但在我看來，在現代的處境下，內(nei) 聖外王的問題必定要經曆分裂，內(nei) 聖的歸內(nei) 聖，外王的歸外王。誰要想開出或轉出，那就是一場現代迷夢。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