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日本的《春秋》學

作者：張德恒（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廿七日己酉

          耶穌2017年5月22日

日本人批注十三經圖 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編者按：曆史上的中華民族，不僅(jin) 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文化，從(cong) 而豐(feng) 富自己的文化與(yu) 文學內(nei) 涵，同時也以文明大國的文化優(you) 勢，對東(dong) 亞(ya) 國家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曆史、文化與(yu) 文學的建構。這裏所輯的三篇文章，張德恒、劉世明的兩(liang) 篇，是關(guan) 於(yu) 一個(ge) 半世紀之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在對江戶時期日本《春秋》《尚書(shu) 》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國經典文化作為(wei) 重要的精神資源，對日本近代曆史與(yu) 文化的影響。王偉(wei) 的一篇，主要談的是“引進來”的問題，是兩(liang) 千多年前中國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吸收，並希求通過對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開《楚辭》等上古文獻中的文化謎團。雖然這些觀點還在探討中，但對我們(men) 研究視野的開拓，對推進古代文學與(yu) 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yi) 的。（劉毓慶）

德川時期的日本文化繁盛，成就斐然，其顯著標誌便是中國儒學在扶桑的廣泛傳(chuan) 播，深入影響。德川時期，隨著對儒家經典研探的不斷深入，日本湧現出很多儒學名家、儒學流派，產(chan) 生了一大批學術價(jia) 值頗高的研究著作，為(wei) 推動日本社會(hui) 的進步產(chan) 生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春秋》學的發展及其對德川幕政、思想觀念、思維方法，乃至近代日本曆史的影響，即具有代表性意義(yi) 。

德川《春秋》學的發展可分四個(ge) 階段。第一階段是德川初期（1603—1691）。此期的研究以幕府官學為(wei) 主，作為(wei) 德川朱子學派領軍(jun) 人物的幕府大學頭林羅山，不僅(jin) 在收集、校勘、刊刻、傳(chuan) 播《春秋》經學文獻方麵用功甚巨，而且直接開啟了德川日本《春秋》經學的考證考據之風，為(wei) 進一步研究打下堅實基礎。林羅山的子孫及後學，著作紛披，成就蔚然，使朱子學派在此期的《春秋》經學研究中占據絕對優(you) 勢地位。德川初期《春秋》學的傳(chuan) 播和發展，對幕府統治的維護和鞏固裨益良多。這突出地表現在幕府對大名的分封中。幕府依據大名與(yu) 德川家族關(guan) 係之親(qin) 疏，將大名分成不同種類，其中親(qin) 藩與(yu) 德川氏關(guan) 係最近，親(qin) 藩中的紀伊、水戶、尾張三地的藩主組成“禦三家”，統轄著關(guan) 東(dong) 地區和其他軍(jun) 事要地，實為(wei) 幕府之藩屏。這種為(wei) 政之法顯然是對《春秋》經傳(chuan) 的資鑒。《左傳(chuan) 》（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左傳(chuan) 》（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qin) 戚以蕃屏周。”親(qin) 藩之下依次設有譜代大名、外藩大名，幕府經常以各種名義(yi) 剝奪、轉封大名的領地，而這，或許亦受到《春秋》經傳(chuan) 中諸侯國遷徙封地之啟發。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列出二十個(ge) 曾經遷徙的國家，而陳槃列考春秋諸國，複增益遷徙的國家七十一個(ge) 。德川幕府正是資鑒於(yu) 《春秋》經傳(chuan) ，權時製宜，妥善措置，從(cong) 而結束諸國長期混戰之局麵，為(wei) 其統治的長治久安打下堅實基礎。

第二階段是德川中期（1692—1779）。此期日本儒學中的古學派占據明顯優(you) 勢，在其推促下，日本儒者對《春秋》經傳(chuan) 的攻研開始朝著深細精微的路向發展。儒者們(men) 不再滿足對《春秋》經傳(chuan) 的一般性了解，亦不再株守著中國古人的注疏視若拱璧，而是開始對經傳(chuan) 含義(yi) 展開具體(ti) 而微的探索、闡釋。較之初期，德川中期的《春秋》學研究陣容明顯擴大，著作數量明顯增多。德川中期《春秋》經學的發展，促成了日本文化意識的覺醒，提升了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德川之前，日本自居偏邦遐夷之地位，文化自信力較弱。德川時期，隨著《春秋》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日本逐漸提升了文化自信力，這突出地表現在德川儒者對“中國”這一概念的詮解中。原本，中國早期經典如《詩經》中出現的“中國”，多涉政治或地理意義(yi) ，如《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國，具贅卒荒”等。但是到了《春秋》三傳(chuan) 中，“中國”一詞獲取了豐(feng) 富的文化內(nei) 涵，“中國”往往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語境中被提出，如《穀梁傳(chuan) ·成公九年》“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公羊傳(chuan) ·宣公十五年》“離於(yu) 夷狄，而未能合於(yu) 中國”，《左傳(chuan) ·莊公三十一年》“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中國”與(yu) 夷狄彼此對立，語意互敵。德川儒者從(cong) 文化的立場重新定義(yi) 了“中國”一詞的含義(yi) 。如上月專(zhuan) 齋說：“華言者以漢土為(wei) ‘中華’、‘中國’，不識《春秋》名分，俗儒之紕繆也。夫天地廣大寥廓而無際限，是以天地之中，無一定之中，則所居之民人，各中其國、華其國，是天地自然，非人為(wei) 矣。”淺見絅齋（1652—1711）言：“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孔子若亦生日本，必從(cong) 日本立場立《春秋》之旨，是所謂善學《春秋》者也。今讀《春秋》而曰日本為(wei) 夷狄，非《春秋》害儒者，係不能善讀《春秋》者害《春秋》也。”毋寧說，正是《春秋》經傳(chuan) 促使日本擺脫了以遐夷偏邦自處的文化自卑，從(cong) 而促進了日本文化意識的覺醒，提升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第三階段是德川晚期（1780—1852）。此期的《春秋》學走向全麵繁榮。在清代考據學的持續影響下，此期的日本《春秋》學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學的統治地位，也打破了古學派的一統江山，諸派並作，蔚成大觀。德川晚期《春秋》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啟蒙了日本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為(wei)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順利實現脫亞(ya) 入歐奠定了思維基礎。儒家經典中，需要運用天文曆算等科學方法進行探研的首推《春秋》經傳(chuan) 。德川中晚期的《春秋》經學研究，巨細靡遺，眾(zhong) 彩紛呈，對《春秋》經傳(chuan) 中所涉及的天文曆法問題之探究，促進了日本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的形成。關(guan) 於(yu) 天文曆法的記錄，散見於(yu) 《春秋》經傳(chuan) 之中，雖經杜預以迄清代眾(zhong) 多中國學者之鑽研，但仍有開拓之餘(yu) 地。對此，中井履軒、帆足萬(wan) 裏，在其《春秋》經傳(chuan) 研究著作中均有細致闡述。履軒本“格物致知”之精神，批判鬼神之說，反對教條主義(yi) ，深細推闡《春秋》經傳(chuan) 中的天文曆法問題，其研究方法旁涉多門，精微細密，對日本科學思維的建構起到重要作用。帆足脈承履軒，不僅(jin) 對《春秋》經傳(chuan) 中的天文曆法問題多事闡發，而且廣求天地自然之道，“大塊之所以生，星行之成側(ce) 圓，地之廣狹，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氣二質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氣息，是其學之至要者”（米良倉(cang) 《帆足文簡先生墓碑銘》）。由皓首窮經之儒到細推物理之科學研究者，此種轉變，實受《春秋》經傳(chuan) 之發啟。

第四階段是幕府末期（1853—1867）。其時陽明學大行日本。內(nei) 憂外患的政治局勢，激發此期的《春秋》經學走上了致用、實踐一途。幕末乃至明治初年的《春秋》經學突破對純學術的攻研，學者們(men) 針對日本的現實，通過撰述《春秋》經傳(chuan) 研究著作而對時代難題作出回應，因此，這些著作往往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從(cong) 而具有經世致用的品格。幕末《春秋》經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日本近代的曆史，對“尊王倒幕”、明治維新，產(chan) 生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春秋》經學的主要價(jia) 值取向是“尊王攘夷”。幕末的日本，內(nei) 部四分五裂，外受列強侵逼，當此之時，依托萬(wan) 世一係的皇室作為(wei) 統一日本之基礎，進而內(nei) 安外攘，成為(wei) 延續國脈、擺脫危機的唯一方式。於(yu) 是“大義(yi) 名分之聲起，雖甚為(wei) 微弱，然茲(zi) 有國難，無論如何，必須統一國家。以此之力，同擔國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此一精神猛然而起，就產(chan) 生了攘夷黨(dang) 、勤王黨(dang) 。勤王黨(dang) 、攘夷黨(dang) 結為(wei) 一體(ti) ，產(chan) 生了‘尊王攘夷’，終成一民族之大運動”（大隈重信《明治憲政經濟史論》）。幕末誌士正是在《春秋》經傳(chuan) “尊王攘夷”觀念的啟發下，賦予“尊王攘夷”以鮮明的現實意義(yi) ，身體(ti) 力行，躬自實踐，才終於(yu) 使日本擺脫危機，實現國富民強，這是《春秋》經學影響近代日本曆史的一大顯征。“尊王攘夷”的觀念也深刻地影響著德川幕府內(nei) 部成員。水戶藩德川光國於(yu) 明曆三年（1657）創設史局，將尊王思想灌注於(yu) 《大日本史》的編纂之中，可以說，“尊王攘夷”正是曆經二百五十年編纂修訂才最終完成的《大日本史》的主體(ti) 精神。德川光國倡導大義(yi) 名分論，力主尊王，此種精神之感召，流風所及，直接影響到幕府末代將軍(jun) 、光國後裔德川慶喜。德川慶喜五歲就學於(yu) 水戶藩弘道館，在父親(qin) 德川齊昭和教授們(men) 那裏受到嚴(yan) 格教育，深受大義(yi) 名分論及尊王思想濡染。職是之故，在幕末內(nei) 憂外患的危急形勢下，德川慶喜果斷做出“大政奉還”之決(jue) 定，從(cong) 而使日本避免了被殖民地化的命運，順利實現明治維新。這亦是《春秋》經學影響近代日本曆史進程的典型事例。

總體(ti) 而言，德川《春秋》經學的發展，對江戶時期的文化思想、政治統治皆產(chan) 生了顯著影響。《春秋》經學在德川日本的發展及其所產(chan) 生的深廣影響，充分彰顯了中華文化深刻而強韌的感召力、影響力。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夠在危機重重的困境中走出陰霾，迅速實現國強民富，正是內(nei) 蘊中國文化、外師西洋科技之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