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尚書(shu) 》對江戶時代的影響

作者：劉世明（大同大學文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廿七日己酉

         耶穌2017年5月22日

《光明日報》編者按：曆史上的中華民族，不僅(jin) 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文化，從(cong) 而豐(feng) 富自己的文化與(yu) 文學內(nei) 涵，同時也以文明大國的文化優(you) 勢，對東(dong) 亞(ya) 國家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曆史、文化與(yu) 文學的建構。這裏所輯的三篇文章，張德恒、劉世明的兩(liang) 篇，是關(guan) 於(yu) 一個(ge) 半世紀之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在對江戶時期日本《春秋》《尚書(shu) 》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國經典文化作為(wei) 重要的精神資源，對日本近代曆史與(yu) 文化的影響。王偉(wei) 的一篇，主要談的是“引進來”的問題，是兩(liang) 千多年前中國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吸收，並希求通過對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開《楚辭》等上古文獻中的文化謎團。雖然這些觀點還在探討中，但對我們(men) 研究視野的開拓，對推進古代文學與(yu) 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yi) 的。（劉毓慶）

《尚書(shu) 》不僅(jin) 是中華民族的經典，同時也是東(dong) 亞(ya) 諸國家的經典。早在公元六世紀，《尚書(shu) 》即由五經博士段楊爾傳(chuan) 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則將《尚書(shu) 》定為(wei) 大學寮課程的教科書(shu) 。在日本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1603—1867），《尚書(shu) 》研究出現高潮。當時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窩、林羅山、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中井履軒、佐藤一齋等，皆有著述。其對《尚書(shu) 》的關(guan) 注，主要集中在三個(ge) 方麵。

關(guan) 於(yu) 聖王之道的探尋

《尚書(shu) 》自《堯典》開篇，終於(yu) 《秦誓》，記載的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國理民之道。對此，江戶學者極為(wei) 關(guan) 注。如古文辭派領袖荻生徂徠曾言：“《書(shu) 》者，帝王之大訓也。聖人之言，義(yi) 莫備焉，道之所在也。夫《書(shu) 》者，義(yi) 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與(yu) 義(yi) ，折衷於(yu) 《論語》，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尚書(shu) 學》）其初，程朱理學盛行，朱子學派講道學，也談堯舜禹湯相承傳(chuan) 的道統。其後，古學派崛起，則更是要從(cong) 古經古史中探尋道統的蹤跡。如伊藤仁齋、伊藤東(dong) 涯父子扛著“尊古”的大旗，從(cong) 儒家經典中尋求儒學的真諦，而荻生徂徠、太宰春台師徒則是將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堯舜禹的原始時代。《尚書(shu) 》中反複倡導的“德”“仁”“敬”“誠”等，也被他們(men) 認作為(wei) “聖道大義(yi) ”。然而，日本學者在感受“德”“仁”“敬”“誠”的過程中，卻將“忠君”視作了尊王尊聖、恪守道統的第一要義(yi) 。如林羅山在解讀《尚書(shu) 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一句時，便說：“‘放’當作‘教’，蓋古文‘放’‘教’相肖，傳(chuan) 寫(xie) 之誤也。太甲不順，故尹教誡之於(yu) 桐，而後順於(yu) 道。”（《林羅山文集·示恕靖百問》）伊尹為(wei) 臣，豈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為(wei) 了強調“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經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安國《傳(chuan) 》解釋為(wei)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這是指不同級別的人所用的禮物。林之奇《尚書(shu) 全解》就曾說：“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yi) 理於(yu) 其間。”日本岡(gang) 白駒則說：“雉性不馴，不可生為(wei) 贄。士執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尚書(shu) 解》）即將此與(yu) 忠義(yi) 之行聯係在了一起。這體(ti) 現了江戶時代日本學人及民眾(zhong) 的價(jia) 值取向。重義(yi) 輕生，美化死亡，忠君死節，變成日本一種普遍的社會(hui) 信仰，《尚書(shu) 》等中國經典為(wei) 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和理論依據。

對民本思想的重視

《泰誓》曰：“惟天地萬(wan) 物父母，惟人萬(wan) 物之靈。”《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些思想直接影響了日本學者，以此為(wei) 理論基礎，他們(men) 構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如塚(zhong) 田虎在《尚書(shu) 補注·大禹謨》中說：“政之善者，在導之以德，而所謂政者，以撫養(yang) 民為(wei) 本。”岡(gang) 白駒在《虞書(shu) ·堯典第一》中言：“農(nong) 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書(shu) 解》）所謂交易，即是指商業(ye) 活動。注者把商業(ye) 對民生的意義(yi) 與(yu) “農(nong) ”一並提出，這一點的確值得注意。中國的傳(chuan) 統經濟是重農(nong) 輕商，而江戶學者則農(nong) 商並重，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尚書(shu) 》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盤庚》篇有“無總於(yu) 貨寶，生生自庸”之句，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釋為(wei) “直戒其所不可為(wei) ，勉其所當為(wei) 也”。而日人龜井昱則說：“不斂貨財於(yu) 己，以散之於(yu) 國，生生自勉也。”（《尚書(shu) 考》）同樣，佐藤一齋亦言：“貨寶是生生，各自所用，無專(zhuan) 以總之於(yu) 己也。”（《尚書(shu) 欄外書(shu) 》）他們(men) 希望統治者不要獨占財貨，而是將其施之於(yu) 人民。此既表達了江戶學者對於(yu) 商業(ye) 貨物的態度，又體(ti) 現了其對下層百姓的牽掛與(yu) 同情。重“民本”，必關(guan) 注“人情”，故中井履軒《尚書(shu) 逢源》說：“事何分大小，人何論聖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欽訓解《西伯戡黎》時亦言：“天與(yu) 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蓋可知矣。”（《筆記書(shu) 集傳(chuan) 》）農(nong) 商並重，注重人情，對《尚書(shu) 》中此種思想的發掘，助長並促成了日本町人階級的興(xing) 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為(wei) 工商業(ye) 者。他們(men) 創造的淨琉璃、歌舞伎、浮世繪、浮世草子等大眾(zhong) 文藝模式，被後人稱之為(wei) 町人文化。

對政治典謨意義(yi) 的關(guan) 注

荻生徂徠曾說：“學《書(shu) 》者之可從(cong) 政也”（《尚書(shu) 學》）；豬飼彥博亦言：“此篇（《堯典》）所載，為(wei) 萬(wan) 世帝王為(wei) 治之本”（《尚書(shu) 纂傳(chuan) 》）；宮田五溪更是說道：“夫《尚書(shu) 》之傳(chuan) 於(yu) 吾邦也，朝廷立之學官，與(yu) 我政典並用，而後千歲，無有異論。”（《古文尚書(shu) 總辨》）可見，《尚書(shu) 》在日本被立於(yu) 學官，起著治國政典的作用。而大槻東(dong) 陽仿照《尚書(shu) 》文體(ti) 寫(xie) 出的日本詔令集——《皇朝尚書(shu) 和解》，更可視作是《尚書(shu) 》言政之楷模。當然，政治行為(wei) 必定會(hui) 凸顯其實用價(jia) 值。在江戶時期，《尚書(shu) 》的這種實踐性最先是從(cong) 日用倫(lun) 常之處表現出來的。如中村敬甫在《筆記書(shu) 集傳(chuan) 序》中說：“大經者，綱常倫(lun) 理也。”又伊藤東(dong) 涯在《古今學變》中言：“日用彝倫(lun) 為(wei) 當務，濟世安民為(wei) 極功。”而帆足萬(wan) 裏在注解《禹貢》“六府孔修”時亦說：“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須，修之令各得其宜也。”（《書(shu) 經標注》）同時在陽明心學（日本當時的陽明學派）的影響下，他們(men) 將《尚書(shu) 》完全視作了求心之書(shu) 。如佐藤一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書(shu) 辨》中說：“《鹹有一德》，治心之大訓也，廢之而天下複有此邪？”又注《大禹謨》時言：“獨心學醇明，而後灼見情偽(wei) ，洞察肺腑。”（《尚書(shu) 欄外書(shu) 》）由此而造就了吉田鬆陰、高杉晉作、西鄉(xiang) 隆盛等一批人物。他們(men) 喊著“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以佐藤一齋《言誌四錄》為(wei) 行動指南，發動了明治維新運動，徹底終結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統治。

總之，江戶時期日本的《尚書(shu) 》的研究，不僅(jin) 確立了《尚書(shu) 》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響到了日本社會(hui) 風氣和日本的發展。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