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能、代表與(yu) 大眾(zhong) 民主的悖論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多維CN》2017年5月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十四日丙申

          耶穌2017年5月9日

加拿大裔政治學者貝淡寧教授執教清華，2017年初出任山東(dong) 大學政治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這在中國學術界構成一個(ge) 重要事件。與(yu)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頗為(wei) 吝嗇節製地肯定中國體(ti) 製在“國家能力”上的原創性與(yu) 製度效能不同，貝淡寧以《賢能政治》一書(shu) 為(wei) 中國治理體(ti) 製提供論證與(yu) 辯護，在中西學界產(chan) 生巨大影響。貝淡寧坦言，中國的賢能政治比選舉(ju) 民主更適合自身，也有值得西方借鑒之處。這樣的理論路數和基本結論大體(ti) 可以歸入“中國模式論”範疇，若是出自中國本土學者之口，以當下國內(nei) 外知識界之“政治正確”氛圍，估計將很難立足。但這一理論出自“洋和尚”之口，其實頗值得學界和社會(hui) 認真對待和反思。

《賢能政治》【加】貝淡寧 著

認真對待“貝淡寧命題”的理由，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中國模式本身需要嚴(yan) 肅的社會(hui) 科學解釋而不是簡單化的意識形態臧否，更在於(yu) 選舉(ju) 民主在西方已然呈現某種頹勢，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未能帶來持續穩健的理性政治，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雙重衝(chong) 擊波對西方民主神話的“刺穿效應”仍在發酵。如果我們(men) 再擴展視之，以美國民主為(wei) 基本樣式的發展援助工程遭遇了大量“失敗國家”的負麵實例，其後果以受援國政治秩序崩潰及難民危機的反噬現象而呈現，成為(wei) 西方民主輸出直接而現實的政治負資產(chan) 。

但西方民主自身的實踐挫折及其擴展秩序的紊亂(luan) 並不自然證成中國賢能政治模式的全部合法性，中國也不可由此而從(cong) “製度自信”一躍而成“製度自負”並遽然中斷對西方的學習(xi) 。從(cong) 全球化方法論來看，中國的大國崛起與(yu) 世界性成長必須以充分有效吸納西方現代文明基本要素為(wei) 前提，走一條“學習(xi) 超越型”道路，而切不可落入民族主義(yi) 、傳(chuan) 統主義(yi) 和威權主義(yi) 共同編織成的“帝國式”自負深淵。我們(men) 要嚴(yan) 肅思考的是，在大眾(zhong) 民主時代如何平衡自由與(yu) 秩序及重建必要的美德政治，防範大眾(zhong) 民主異化為(wei) 僭主政治。這是西方的現實命題，也是中國改革需要預作儲(chu) 備的規範知識。

民主放縱與(yu) 僭政威脅

約翰·基恩在《生死民主》一書(shu) 中曾慨歎道，幾乎所有的古典哲學家都與(yu) 民主為(wei) 敵，其中尤以柏拉圖為(wei) 典型。基恩懷著對民主的考古熱忱去發掘西方民主的東(dong) 方根源，悲憫於(yu) 民主在古典世界命運多舛甚至“消失一千年”的坎坷曆程。為(wei) 什麽(me) 古希臘哲學家普遍與(yu) 民主為(wei) 敵？在他們(men) 的心靈深處，作為(wei) “好東(dong) 西”和“普適價(jia) 值”的民主為(wei) 何不受待見？民主本身具有何種力量及其根本缺陷？這些涉及民主價(jia) 值的根本問題在人類政治創發之時就嚴(yan) 格煎熬著第一流的哲人心靈，至今亦或獲得真正圓滿的解決(jue) 。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對民主的尖銳批判，涉及對民主的精神分析與(yu) 政治走向的預測。柏拉圖生活於(yu) 希臘城邦的“禮崩樂(le) 壞”時代，屬於(yu) 文明內(nei) 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zheng) 及作為(wei) 雅典民主政治悲劇的“蘇格拉底之死”徹底刺激和挑戰了柏拉圖對於(yu) 希臘城邦民主的基本信仰，暴露了民主對美德和智慧的精神性排斥，於(yu) 是柏拉圖背向雅典而發出“天問”，試圖構建一個(ge) 基於(yu) 美德的城邦理想國。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根據不同美德類型將政體(ti) 分為(wei) 五類，依次排序為(wei) ：王製（貴族製）愛智慧；榮譽政體(ti) 愛榮譽；寡頭政體(ti) 愛財富；民主政體(ti) 愛自由；僭主政體(ti) 愛快樂(le) 。柏拉圖認為(wei) 政治中的至高美德是對城邦的熱愛和奉獻，“哲學王”是這種大德大愛的化身，是政治正義(yi) 的靈魂。不過現實政體(ti) 總是打了很多折扣，人們(men) 因為(wei) 欲望和野心，很難長期聚焦和服從(cong) 於(yu) “哲學王”的美德統治，而是將自身愛欲不斷外化為(wei) 集體(ti) 行動而導致政體(ti) 不斷衰變。其中的民主政體(ti) 就是整個(ge) 城邦美德敗壞的一個(ge) 重要階段，因為(wei) 它不以城邦公共利益和共享美德作為(wei) 政體(ti) 精神，而是推崇一種相互承認的欲望合法化，以平等之名解放一切，推行多元主義(yi) 和相對主義(yi) ，一切趣味平等，沒有高低貴賤，社會(hui) 結構扁平化，公共生活平庸化。民主政體(ti) 下的自由變得沒有共同質地，而表現為(wei) 一種程序原則，一種對所有趣味和取向的承認過程，這使得共同體(ti) 的美德變得極其稀薄，對欲望的規訓也將不再可能。基恩在《生死民主》中曾考察過希臘民主的“同性戀”根源，而當代美國最高法院已然裁判同性婚姻合法化。這種無原則、無節製的普遍相互承認，與(yu) 美德政治所追求的同質性和共同道德約束背道而馳。民主政體(ti) 以自由平等之名而演變成了人類欲望普遍合法化的“漂白”機製。

《生死時速》約翰·基恩 著

問題是，如果民主政體(ti) 止步於(yu) 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式的和樂(le) 狀態也就罷了，但實際上這還不是政體(ti) 衰變的終點。根據柏拉圖的政治精神分析，民主政體(ti) 中包含的自由放縱因素早就埋下了走向僭主政體(ti) 的隱患。民主政體(ti) 在程序原則上承諾一切趣味平等，引入了一種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的自由市場，但實際上市場又是有競爭(zheng) 的，野心家和“城邦雄峰們(men) ”總是會(hui) 炮製話題、巧言令色、蠱惑人心而使得某種特定的人及其欲望成為(wei) 大眾(zhong) 的偏愛和追求，惡俗與(yu) 重口味的立法及政策在“潛在僭主”的提議和示範下受到追捧，民主在民粹化過程中迎接“僭主”的到來。僭主政體(ti) 為(wei) 鞏固其統治合法性，還會(hui) 進一步利用大眾(zhong) 民主形式來摧毀傳(chuan) 統與(yu) 秩序中的美德殘餘(yu) ，並在統治鞏固後以“人民”名義(yi) 分化瓦解原初的人民共同體(ti) ，製造和消滅政治敵人，實行威權統治，漸然窒息政體(ti) 自由之光。民主政體(ti) 最終在欲望的刀光劍影中徹底喪(sang) 失了美德之根與(yu) 自由之源，進入黑暗的僭主政體(ti) 。

“民主政體(ti) 僭主化”是懸在西方民主上空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其最為(wei) 典型的例證就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那麽(me) 為(wei) 何美國民主可以較長時間得到保持？托克維爾的答案是：自治精神和法治傳(chuan) 統。特朗普當選使得美國知識界與(yu) 公民社會(hui) 高度警惕，除了法官依法抵製其移民禁令之外，更有學者撰文分析其“僭主”特征，美國民主開始了“反僭主”的自我淨化。民主是一種高級而脆弱的生活方式，需要嚴(yan) 格的製度與(yu) 社會(hui) 保障網絡，這種保障是曆經歲月更替與(yu) 政治博弈而成就的，並非可以簡單習(xi) 得。民主輸出的敗筆在於(yu) 其急功近利，以民主選舉(ju) 替代民主保障條件，於(yu) 是便會(hui) 出現“民主政體(ti) 的僭主化”現象。

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

主權在民與(yu) 治權在賢

柏拉圖的哲學清醒有時頗讓人惱火。這位固執而睿智的古希臘哲人站在美德理性一端審視和批判現實政體(ti) 的精神缺陷，對民主政體(ti) 毫不留情。有人批評柏拉圖是西方極權主義(yi) 鼻祖，但這種批評很難切中哲學要害，而主要是一種基於(yu) 當代流行之民主意見的政治化表達。柏拉圖提出的政體(ti) 衰變難題成為(wei) 後世政治思想家普遍分享和回應的問題意識。這裏的關(guan) 鍵點在於(yu) ，政治的本質到底是美德理性還是大眾(zhong) 意誌，這是政治哲學最困難的地方。大眾(zhong) 民主理論對“一人一票”的合法性論證主要是基於(yu) 一種普遍化的道德平等及政治的同意倫(lun) 理，但無論是平等還是同意，都無法嚴(yan) 格保證決(jue) 策的理性。比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50.6%的脫歐派是否真的代表了該項決(jue) 策的理性一方？是否周全考慮和反映了英國的公共利益？如果是，為(wei) 何很快出現了留歐派的大請願、英國法院與(yu) 議會(hui) 的複雜辯論以及英國知識界的深切憂慮？此外，意大利憲改和土耳其憲改均尋求公投，但公投是否可以作為(wei) 理性政治的根據？

若從(cong) 政治哲學上嚴(yan) 格推究，這類大眾(zhong) 民主的投票，無論是選舉(ju) 還是決(jue) 策，都與(yu) 政治的美德理性無關(guan) ，而是精英集團之間的一種政治遊戲：其一，作為(wei) 一種人民授權機製，為(wei) 後續改革提供終極合法性；其二，作為(wei) 打擊政治對手的有力武器，否定對手的政治立場，剝奪對手的政治利益。既然大眾(zhong) 民主與(yu) 政治決(jue) 策理性並無直接關(guan) 聯，而主要是一種共同體(ti) 授權與(yu) 政治論辯策略，那麽(me) 政治決(jue) 策的理性就需要另外的程序和機製來加以保障。這裏就涉及到了代議製政府的本質問題。在民主曆史上，大眾(zhong) 直接民主的存活周期不長，表現亦欠佳，較為(wei) 成熟的民主模式是代議製民主。這一民主模式成熟於(yu) 英國。

那麽(me) ，我們(men) 來看看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怎麽(me) 看待代議製政府中的代表與(yu) 大眾(zhong) ？在寬泛的意義(yi) 上，民主政治就是將個(ge) 體(ti) 自由意誌整合進整體(ti) 權力架構與(yu) 決(jue) 策之中，一人一票的選舉(ju) 或決(jue) 策是最為(wei) 直接的形式，但往往陷入激情衝(chong) 動與(yu) 不可捉摸，也容易為(wei) 野心家蠱惑，導致對共同體(ti) 利益的嚴(yan) 重偏離及損害。代議製的好處在於(yu) ，選民隻負責選擇代表，而代表們(men) 組成政府進行實際治理。這裏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政治組合：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英國在曆史上並不接受嚴(yan) 格的人民主權，但其代議製及其民主選舉(ju) 程序隱含了某種人民主權觀念，今日之公投程序的引入更強化了人民主權在英國憲製中的地位。柏克對大眾(zhong) 民主顯然並不熱心：其一，他本人雖然長期擔任英國下議院議員，但其議員資格主要來自於(yu) 恩主之“口袋選區”的包辦操作，而不是真刀真槍的拜票選舉(ju) ；其二，柏克屬於(yu) 保守派，認為(wei) 議員代表是“自然貴族”，代表與(yu) 選民的關(guan) 係並非委托指令關(guan) 係，而是實質化的精英代表關(guan) 係。

柏克在處理議員代表與(yu) 選民關(guan) 係上的實際作為(wei) 可能讓人大跌眼鏡。他曾作為(wei) 布裏斯托選區的議員進入下議院，但他在下議院的提案和辯論較少涉及該選區利益，甚至在該選區選民來信請願時回信嚴(yan) 厲駁斥。柏克頗為(wei) 深沉亦不乏驕傲地宣稱：

“但是他不應當將其公正的意見、成熟的判斷和啟蒙的良知犧牲給你們(men) ；也不應當犧牲給任何一個(ge) 人或任何在世的一群人。他的這些稟賦並不來自你們(men) 的喜好；不，也不來自法律和憲法。它們(men) 是來自上帝的恩賜，他應對這些稟賦的濫用深深負責。你們(men) 的代表欠你們(men) 的，不僅(jin) 僅(jin) 是他的勤勉，更是他的判斷力；如果他將自身的判斷力屈從(cong) 犧牲給你們(men) 的意見，那麽(me) 他就是在背叛你們(men) 而不是服務你們(men) 。”

這就是柏克的“實質主義(yi) 精英代表”理論。在如今的大眾(zhong) 民主政治環境中，這樣清醒而不乖巧的言論無論理性基礎如何，絕對是票房毒藥。這樣的候選人也絕對會(hui) 受到選民的拋棄。與(yu) 柏克之民主代表觀相對立的是19世紀以來逐步形成的一種“形式主義(yi) 程序代表”理論，一種大眾(zhong) 民主時代內(nei) 含民粹氣質的政治風格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就導致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效果：大眾(zhong) 民主時代的政治家，一方麵極其媚俗和民粹化，唯民意是從(cong) ，另一方麵則極其不負責任，缺乏戰略眼光和決(jue) 斷能力，也缺乏說服大眾(zhong) 的意願和能力。選舉(ju) 民主以周期性為(wei) 遊戲特征，做不好就換人更成為(wei) 家常便飯，但誰為(wei) 在這種遊戲中失去的代表責任及共同體(ti) 發展利益負責呢？下台並非最好的問責，真正的責任是政治家的代表自覺和內(nei) 裏的責任倫(lun) 理。選舉(ju) 民主意欲建立一種政治問責機製，但卻並未有效建立一種更負責任的政治倫(lun) 理，而是誘導政治家以競爭(zheng) 選票和獲取連任為(wei) 最主要政治目標。當代政治家普遍喪(sang) 失了柏克式的精英代表自覺，將自身的專(zhuan) 業(ye) 判斷與(yu) 心智屈從(cong) 及犧牲給大眾(zhong) 意見，但所有的後果卻仍然是大眾(zhong) 整體(ti) 買(mai) 單。

大陸新儒家承續古典“賢能政治”，力圖矯正民主政治之弊。但這一陣營內(nei) 部亦有不同主張，有偏於(yu) 原教旨的蔣慶式“王道政治”，也有調和中西的白彤東(dong) 式的“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貝淡寧的“賢能政治”更接近白彤東(dong) 的版本，代表了一種關(guan) 於(yu) 中國理想政治模式的整合性想象。實際上，孫中山在思考西方民主政治中國化方案時，曾以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相區分，對人民主權和政府治權加以分殊和保障，是頗有遠見的。中國古典政治偏重於(yu) “選賢與(yu) 能”，科舉(ju) 製就是其中一大製度陳設。錢穆亦對中國古代科舉(ju) 製吸納全國人才、提取多方忠誠的政治憲法效果大加肯定。貝淡寧以西學的實證研究來驗證中國政治中“尚賢製”的古今連續性，是坐實了“治權在賢”的中國模式。柏克式的“自然貴族”與(yu) 中國式的“賢能”在功能與(yu) 理念上均具有相似性，但也都受到後起之“形式主義(yi) 程序代表”模式的極大挑戰。“一人一票”在當今的民主世界幾乎具有壓倒性的意識形態優(you) 勢，極大滿足了所有群體(ti) 平等參政和分享權力的意願和欲望，將政治決(jue) 策中的理性一麵橫加壓抑。英國政治文化與(yu) 憲製程序對公投的接納，是其精英主義(yi) 代表觀的異化與(yu) 突變，其在脫歐後的政治重建真實命題為(wei) 如何重新激發政治精英的代表自覺並通過製度性努力抑製大眾(zhong) 民主的激情。美國政治總體(ti) 上一直較為(wei) 平穩地沿著精英政治道路前進，有效保障了國家發展的戰略定力和政策連續性，1787憲法及《聯邦黨(dang) 人文集》奠定的“賢能政治”基礎是最重要保障。但在綿延一百多年的民權運動及多元主義(yi) 民主價(jia) 值觀下，美國也麵臨(lin) 著“否決(jue) 政治”（vetocracy）的僵局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的趨勢。特朗普趁勢崛起，或者是美國民主複興(xing) 之王者，或者是美國民主敗壞之僭主，何種前途取決(jue) 於(yu) 美國民主的保障體(ti) 係而不是民主本身。西方民主故事告訴我們(men) ，不能輕率地拋棄“賢能政治”，不能忘記“治權在賢”的普適經驗。

民主遭遇全球化

美國民主出了問題，精英媚俗而不自覺，自私而不負責任，終於(yu) 引起了“特朗普革命”。特朗普不相信國會(hui) 與(yu) 法院，以民意做底而執行戰略收縮，限製移民，以強製力量搞亂(luan) 其他地區而迫使全球化資本回流本土，重振美國實體(ti) 經濟。民主隻對有選票者負責的地方性局限開始暴露出來。美國民主的反全球化姿態引起了人們(men) 深深的失落甚至恐懼，當然也讓一直飽受美國民主全球化巨大壓力的國家在舒緩片刻之後更加不能兼容本國政治發展中的民主議題。美國後撤導致民主全球化的動力驟減和民主道義(yi) 的理想性挫折。但我們(men) 畢竟生活於(yu) 一個(ge) 大眾(zhong) 民主時代，這是一種依靠但不完全受限於(yu) 美國模式的時代精神。作為(wei) 日益承擔更大全球化責任的中國，除了達沃斯論壇上的命運共同體(ti) 與(yu) 自由共享經濟觀的宣言之外，更是在嚴(yan) 肅考慮接盤TPP的可能性。

圖片來源於(yu) 網絡

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賢能決(jue) 斷和自由貿易的精神結合，與(yu) 民主之間存在一定張力。民主隻要求對特定選票群體(ti) 負責，而全球化要求對普遍的價(jia) 值與(yu) 理想負責。民主是有限邊界內(nei) 的群體(ti) 性自私，而全球化則是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利益共享與(yu) 命運共擔。當然，21世紀的全球化必然是超越舊式殖民主義(yi) 或美式霸權主義(yi) 的全球化，是考驗和錘煉新的賢能政治與(yu) 精英代表的世界曆史過程。這裏提出的嚴(yan) 格政治哲學問題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否適合作為(wei) 真正全球化的普適價(jia) 值和體(ti) 製範型？世界曆史是否可能真正終結於(yu) 自由民主？2005年，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ti) 係》一書(shu) 中提出了這樣的判斷：自由民主造成了一個(ge) 有效國家，但並未造成一個(ge) 有效世界，新的世界秩序及其永久和平需要激活和改造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哲學視界的天下體(ti) 係。2016年，趙汀陽先生在《惠此中國》中試圖將中國建構為(wei) 一個(ge) 內(nei) 含天下的神學概念。《生死民主》的作者基恩也企圖越過西方民主的重重迷霧而探求中國的獨特民主模式：監督式民主。

這就給了我們(men) 一種全新的啟發：中國是否有可能在充分改革與(yu) 全球化的條件下，依托自身治理經驗和天下主義(yi) 哲學資源，建構一種“內(nei) 含天下”的中國民主觀。我們(men) 不應該反民主，否則就是在反對現代化及其命運指向，我們(men) 需要的是更好地理解西方民主的短長及我們(men) 的世界曆史使命。民主從(cong) 來都是適應實踐需求不斷更新理念和操作模式的過程，從(cong) 古希臘的大會(hui) 式直接民主到英美的代議式民主再到當代的監督式民主，西方之民主展現的是人類尋求政治文明及解決(jue) 內(nei) 部聯合與(yu) 對外溝通基本問題上的不懈努力。中國的“賢能政治”、禪讓製、科舉(ju) 製、幹部實質選拔製、多層次協商民主等古今實踐中包含著豐(feng) 富的民主性因素，今日作為(wei) 中國模式之擴展秩序的“一帶一路”更內(nei) 涵著天下主義(yi) 與(yu) 命運共同體(ti) 的民主內(nei) 涵。當我們(men) 放寬民主的曆史與(yu) 理性視界，不再局限於(yu) 二戰後有局限的選舉(ju) 民主觀和一人一票單調口令，就會(hui) 發現民主的理念內(nei) 涵極其豐(feng) 富，民主的人類實驗遠未終結，古典哲人貌似反民主的美德理性教誨深富智慧，可作為(wei) 批判及限定民主並側(ce) 重發展民主保障性體(ti) 係的有效理據。我們(men) 要理性看待民主，不能采取極化立場，或視之為(wei) 洪水猛獸(shou) ，或視之為(wei) 靈丹妙藥。民主不過是一種麵向大眾(zhong) 社會(hui) 的政治思考與(yu) 政治建構的理念與(yu) 方法論，是一個(ge) 極富彈性和本應充分接地氣的政治發展理性化過程。中國模式論必須兼容對民主理念與(yu) 民主新模式的開放性討論，提出自身係統化的內(nei) 外治理哲學與(yu) 製度化方案，才能真正作為(wei) 中國崛起為(wei) 世界曆史擔綱民族的智識支撐。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