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耕讀傳(chuan) 統及其現代意義(yi)

作者：李存山

來源：原載《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年三月廿七日庚辰

          耶穌2017年4月23日

內(nei) 容提要：中華民族的先民在伏羲和神農(nong) 之世，就已從(cong) 漁獵生產(chan) 逐漸進化到了農(nong) 業(ye) 文明。在堯、舜時期，就已經有了崇尚人倫(lun) 道德的價(jia) 值取向；至遲在夏、商、周三代，中國就已經有了以“明人倫(lun) ”為(wei) 宗旨的學校教育。簡言之，農(nong) 業(ye) 文明加上以“明人倫(lun) ”為(wei) 主的學校教育，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耕讀傳(chuan) 統。本文認為(wei) ，孝悌為(wei) 本、崇尚道德、克勤克儉(jian) 、人與(yu) 天調、自強不息、協和萬(wan) 邦等等，是中華民族在耕讀傳(chuan) 統中形成的文化“常道”，這些在當今時代也仍有重要的現實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以農(nong) 立國 耕讀傳(chuan) 統 文化常道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以農(nong) 立國，以耕讀傳(chuan) 家。《周易·係辭下》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觀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an) 物之情。作結繩而為(wei)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nong) 氏作，斲木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這段話說明，中華民族的先民在遠古時期就不斷地認識自然界的天地萬(wan) 物與(yu) 人類自身，創作了“八卦”（即後來所稱《周易》）的文明成果，從(cong) 包羲（又作伏羲）之世的漁獵生產(chan) 逐漸進化到了神農(nong) 之世的農(nong) 業(ye) 文明。孟子說：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契（xiè）是堯、舜時期的人物，他曾擔任火正，發明了以火星紀時的曆法，這應是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所需要的。他還曾幫助大禹治水，後來被任命為(wei) 主管人倫(lun) 教化的司徒。這說明在堯、舜時期中國文化就已經有了崇尚人倫(lun) 道德的價(jia) 值取向，《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孔子編纂的《尚書(shu) 》是從(cong) 《堯典》開始，這並不是偶然的。孟子還說：

設為(wei) 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yang)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lun) 也。”（同上）

這也說明，至遲在夏、商、周三代，中國就已經有了以“明人倫(lun) ”為(wei) 宗旨的學校教育。簡言之，農(nong) 業(ye) 文明加上以“明人倫(lun) ”為(wei) 主的學校教育，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耕讀傳(chuan) 統。如果略對耕讀傳(chuan) 統作展開的論述，那麽(me) 我想，以下幾點是有重要意義(yi) 而且有現實價(jia) 值的。

一、孝悌為(wei) 本，崇尚道德

中國民族自古就是以農(nong) 立國，而農(nong) 業(ye) 文明大多是聚族而居，因此，中國文化不同於(yu) 西方文化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就是重視宗族和家庭。如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特點，指出在西方的古代，其進入文明是“激成了城市與(yu) 農(nong) 村的對立”，“城市使氏族製趨於(yu) 沒落，代之而興(xing) 的是以地域為(wei) 單位的國民”，其發展路徑是“從(cong) 家族到私產(chan) 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與(yu) 此不同，中國古代社會(hui) 進入文明是采取了“維新”的方式，“氏族遺製保存在文明社會(hui) 裏”，其特點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裏麵”[②]。這當然與(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一直是以農(nong) 立國，中國的鄉(xiang) 村都是聚族而居有關(guan) 。

農(nong) 業(ye) 文明重視宗族和家庭，也就必然重視宗法秩序和家庭倫(lun) 理。孝悌即愛親(qin) 敬長是家庭倫(lun) 理的基本要素，因此，孝悌觀念在中國古代倫(lun) 理中起源甚早，也最受重視。在《尚書(shu) ·堯典》中就讚揚虞舜“克諧以孝”，在《尚書(shu) ·康誥》中周公列出的首惡是“不孝不友”，在《詩經》中也有“是用孝享”，“孝孫有慶”，“永言孝思”等詩句。在《論語·學而》篇，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 孔子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

作為(wei) 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家學說就是以孝悌為(wei) 仁之本始，而“仁”就是普遍地“愛人”（《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就是孔子說的“泛愛眾(zhong) ”。孟子進而提出“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儒家學說是以“仁”為(wei) 道德的最高範疇，而孝悌是仁之本始，通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通過“忠恕”之道的“為(wei) 仁之方”，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而達到普遍的道德和諧。其不僅(jin) 具有人際關(guan) 係的普遍道德意義(yi) ，而且兼及“愛物”的生態保護意義(yi) 。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wei) 政》）“君子博學於(yu) 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孟子說：“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所設想的“仁政”學說中，除了使民“有恒產(chan) 而有恒心”外，還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孟子·梁惠王上》）。這說明儒家的道德學說在從(cong) 孝悌的親(qin) 親(qin) 之情擴充升華為(wei) “泛愛眾(zhong) ”的普遍道德時，也必須有“明人倫(lun) ”的道德教化。“耕”與(yu) “讀”、仁與(yu) 智、行與(yu) 知、尊德性與(yu) 道問學，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當今社會(hui) 已由農(nong) 業(ye) 文明進至工商產(chan) 業(ye) 文明，由“全球化”而呼籲“全球倫(lun) 理”，以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新文明。盡管有此巨大的社會(hui) 變化，但是被中國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和特殊國情所決(jue) 定，中國的工商文明仍然應該把“根”紮在鄉(xiang) 土文明中，如果這個(ge) “根”枯萎了，那麽(me) 中國的工商文明勢必會(hui) 出現種種病態。就全球化的普遍倫(lun) 理來講，家庭仍然是社會(hui) 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因此，如上個(ge) 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發表的《全球倫(lun) 理宣言》所說：“隻有在個(ge) 人關(guan) 係和家庭關(guan) 係中已經體(ti) 驗到的東(dong) 西，才能夠在國家之間及宗教之間的關(guan) 係中得到實行。”而且，此《宣言》還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lun) 理傳(chuan) 統都具有並一直維係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wei) 不可取消的和無條件的規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這也充分說明，中國文化在農(nong) 業(ye) 文明中形成的孝悌為(wei) 本、崇尚道德的價(jia) 值取向，在現代社會(hui) 仍然有其重要的意義(yi) 。

二、克勤克儉(jian) ，人與(yu) 天調

中華民族的先民是在生產(chan) 力尚不發展的條件下進入了農(nong) 業(ye) 文明，所謂“斲木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當時生產(chan) 和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即使在春秋戰國進入了鐵器時代以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仍然是社會(hui) 各行業(ye) 中最艱苦的勞作（《商君書(shu) ·外內(nei) 》：“民之外事，莫難於(yu) 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民之內(nei) 事，莫苦於(yu) 農(nong) ，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在長期的艱苦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生活中，中華民族很早就養(yang) 成了“克勤克儉(jian) ”的美德。

在《尚書(shu) ·大禹謨》中有雲(yun) ：“克勤於(yu) 邦，克儉(jian) 於(yu) 家。”後來形成的“克勤克儉(jian) ”成語就是源於(yu) 《尚書(shu) ·大禹謨》。在《尚書(shu) ·大誥》中，周公教導年幼的成王說：“天悶毖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後來由此衍生出“天道酬勤”的成語。在《尚書(shu) ·無逸》篇，周公更教導說“先知稼穡之艱難”，批評那些“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的不肖子孫。在《尚書(shu) 》中還有“慎乃儉(jian) 德，惟懷永圖”（《太甲上》），“爾惟克勤乃事”（《多方》），“恭儉(jian) 惟德，無載爾偽(wei) ”（《周官》）等等。這些都說明在上古時期對於(yu) “勤”“儉(jian) ”的重視。

在《論語》中，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這是學之勤。“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這是為(wei) 政之勤。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節用”是為(wei) 政之儉(jian) 。孔子說：“禮，與(yu) 齊奢也，寧儉(jian) 。”（《八佾》）這是孔子主張禮製要儉(jian) 。子貢說：“夫子溫、良、恭、儉(jian) 、讓以得之。”（《學而》）這是孔子主張生活要儉(jian) 。

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這是老子主張行道要勤。老子又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jian) ，三曰不敢為(wei) 天下先。慈，故能勇；儉(jian) ，故能廣（王弼注：‘節儉(jian) 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為(wei)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jian) 且廣，舍後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老子把“儉(jian) ”視為(wei) “三寶”之一，他說“舍儉(jian) 且廣”（舍棄了節儉(jian) 而隻求物用的廣足）就會(hui) “死”，這尤其值得警誡。

可見，儒、道兩(liang) 家都重視“勤”“儉(jian) ”。後來諸葛亮在《誡子書(shu) 》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jian) 以養(yang) 德。”所謂“靜以修身”，就是專(zhuan) 心致誌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yang) ，也可謂修身之勤，而“儉(jian) 以養(yang) 德”確實是提升道德修養(yang) 的一個(ge) 必要條件。

節儉(jian) 不僅(jin) 具有道德修身的重要意義(yi) ，而且“節用”“愛物”也具有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yi) 。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必須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因此，中國文化不僅(jin) 重視人倫(lun) 道德，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人與(yu) 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思想。所謂“人與(yu) 天調”，就是說人的社會(hui) 生產(chan) 和生活必須遵循自然規律，按照自然界“陰陽消息”的時令、節氣來安排生產(chan) 和生活，甚至人類社會(hui) 的政治活動也要“務時而寄政”（《管子·四時））。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就具有愛惜民力、不幹擾農(nong) 時的意義(yi) 。按照一定的季節來安排生產(chan) 和生活，也有一些禁令，如春天不允許伐樹、夏天不允許捕魚（《佚周書(shu) ·文傳(chuan) 》：“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等等，這也有生態環境保護，給自然界以繁衍生息之機，使人類與(yu) 自然界相協調而可持續發展的意義(yi) 。

在農(nong) 業(ye) 文明、耕讀傳(chuan) 統中形成的“克勤克儉(jian) ”的美德，“人與(yu) 天調”的生態倫(lun) 理，在當今的工商產(chan) 業(ye) 文明、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特別是當今社會(hui) 的好逸惡勞、過度消費主義(yi) 、生態環境危機等等，更呼喚著克勤克儉(jian) 、人與(yu) 天調的精神得到繼承和發揚。

三、自強不息，協和萬(wan) 邦

在耕讀傳(chuan) 統中，長輩教育後代的兩(liang) 句最樸實也最重要的話就是“要學好”，“要要強”。實際上“要學好”就是要崇尚道德，“要要強”就是要自強不息。張岱年先生曾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稱為(wei) “中華精神”[③]，而這種精神也就深含在中華民族廣大民眾(zhong) 的素樸話語和人倫(lun) 日用中。

這種精神也源於(yu) 中華民族在農(nong) 業(ye) 文明中形成的對天地的敬重和效法，即《易傳(chuan) 》所說“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係辭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傳(chuan) 》）。中華民族也把“天地”尊為(wei) 人與(yu) 萬(wan) 物的父母，即：“天地絪緼，萬(wan) 物化醇；男女構精，萬(wan) 物化生。”（《係辭下》）“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說卦傳(chuan) 》），“惟天地，萬(wan) 物父母；惟人，萬(wan) 物之靈。”（《尚書(shu) ·泰誓上》）從(cong) 而儒家文化也就有了“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禮記·禮運》），“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張載《正蒙·乾稱》）的高尚道德境界。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激勵著中華民族前赴後繼，百折不撓，即使經曆了千難萬(wan) 險，也永不認輸，永不絕望，而是自強不息地追求實現一個(ge) 道德理想的世界。中國文化之所以曆經數千年而沒有中斷，在近代也衰而不亡，乃至有今日的民族複興(xing) 之路，其內(nei) 在的精神基礎就是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

在耕讀傳(chuan) 統中形成的中華民族精神，是把個(ge) 人自強、家庭自強和民族自強結合在一起的，而“自強”又是與(yu) “厚德載物”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中華民族雖然“自強”，但是同時也溫良敦厚，愛好和平 [④] ，反對侵略戰爭(zheng) ，主張“協和萬(wan) 邦”（《尚書(shu) ·堯典》），“以天下為(wei) 一家”。這在現時代的國際關(guan) 係中，就是永不稱霸，主張和平外交，和平共處 [⑤] ，人類共同建設一個(ge) 和諧、和平的世界。在當今世界，雖然國與(yu) 國之間仍不免有各種衝(chong) 突，但是漢代王充所說的“文武張設，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內(nei) 以力自備”，使“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論衡·非韓》），此即軟實力與(yu) 硬實力兼備，而硬實力主要用於(yu) 防禦，使“犯德者畏兵而卻”，而不是用於(yu) 侵略擴張，這對於(yu) 中國當今的對外關(guan) 係仍具有借鑒意義(yi) 。

農(nong) 業(ye) 文明與(yu) 工商產(chan) 業(ye) 文明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兩(liang) 個(ge) 不同階段，文化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也必然有所發展、變化。但是正如孔子所說，“禮”不僅(jin) 有“損益”發展，而且有相“因”繼承 [⑥]。張岱年先生也曾多次指出，文化既有不同曆史發展階段的“變”，也有連續性、繼承性的“常” [⑦] 。我們(men) 要處理好文化的“變”與(yu) “常”的關(guan) 係：對於(yu) 以往曆史階段的已經不合時宜的因素，我們(men) 要有所減損，同時也要增益一些現時代的新的因素；而對於(yu) 在以往曆史階段形成的文化之“常道”，我們(men) 應該傳(chuan) 承和弘揚，並且要有所創新和發展。在我看來，以上所說孝悌為(wei) 本、崇尚道德、克勤克儉(jian) 、人與(yu) 天調、自強不息、協和萬(wan) 邦等等，應即是在耕讀傳(chuan) 統中有重要意義(yi) 、在當今時代也仍有現實價(jia) 值的文化之“常道”。

 注釋：

[①] 本文係作者於(yu) 2016年11月22-23日參加在廈門市舉(ju) 辦的“耕讀在兩(liang) 岸，文明共承傳(chuan) ”學術論壇上的發言。

[②] 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1頁。

[③] 參見張岱年《文化傳(chuan) 統與(yu) 民族精神》，《張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頁。

[④] 孫中山曾說：“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ge) 大道德”，“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men) 民族的精神”。參見《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30、247頁。

[⑤] 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周恩來總理與(yu) 印、緬兩(liang) 國總理首倡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nei)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其中內(nei) 蘊的精神實即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周恩來在1963年接見國際友人時說：“中國人辦外事的一些哲學思想”，如“不要將己見強加於(yu) 人”、“決(jue) 不開第一槍”、“來而不往，非禮也”、“退避三舍”等等，“來自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不全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教育”。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頁。

[⑥]《論語·為(wei) 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注以“父子相繼”為(wei) “世”，一世是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距我們(men) 現在有兩(liang) 千五百多年，而我們(men) 仍在孔子所說的“百世”之內(nei) 。

[⑦] 參見張岱年《世界文化與(yu) 中國文化》、《西化與(yu) 創造》等文，《張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5、248—249頁。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