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學校教育繁榮發展原因探析

作者：郭炳潔（洛陽師範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年三月廿四日丁醜(chou)

           耶穌2017年4月20日

兩(liang) 漢時期，無論是中央、地方各級官學還是私學教育，在數量、規模等各個(ge) 方麵不斷發展，呈現出繁榮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zhuan) 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yu) 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wan) 裏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yi)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wan) 人，皆專(zhuan) 相傳(chuan) 祖，莫或訛雜。”（《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代學校教育的繁榮發展，既是時代賦予的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發展的邏輯旨歸，其原因主要涉及如下幾點。

第一，行政運作和官員仕進製度對學校教育的要求。

秦朝專(zhuan) 製主義(yi) 中央集權建立，中央對地方實施有效的管理。首先，國家行政運作中的信息交流通過公文傳(chuan) 遞實現。睡虎地秦墓竹簡《內(nei) 史雜》雲(yun) ：“有事請殹（也），必以書(shu) ，毋口請，毋羈請。”其次，政府製定了嚴(yan) 密繁雜的律令，用以處理國家事務。漢承秦製，有過之無不及。西漢中期出現了“文書(shu) 盈於(yu) 幾閣，典者不能遍睹”的狀況。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說：“漢所以能製九州者，文書(shu) 之力也。”法典文書(shu) 是秦漢行政之命脈，要求進入官僚機構的官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

漢武帝獨尊儒術，主要通過察舉(ju) 孝廉、學校考試等途徑選拔人才，熟讀儒家經典、精通儒家義(yi) 理成為(wei) 所有有誌於(yu) 仕途的人的必然選擇。經師夏侯勝對學生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行政運作和官員仕進的特征，促使政府製定相應配套的人才培養(yang) 方案，官學教育應運而生。秦、漢初，國家設置學室，專(zhuan) 門培養(yang) 從(cong) 事行政的吏員基本文化技能。漢武帝開始設太學，之後各代帝王不斷完善設置從(cong) 中央到地方的官學，其數量和規模逐步擴大。大量無緣官學的學子投身經師門下，促使私學興(xing) 盛。

第二，文化政策對學校教育的支持。

漢初，在黃老無為(wei) 而治思想的指導下，漢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學術文化發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前191），廢挾書(shu) 律，允許人們(men) 自由收藏、流傳(chuan) 、學習(xi) 《詩》《書(shu) 》等百家著作。文帝還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允許不同學派的學者辯論學術，傳(chuan) 授各家各派學說的私學也紛紛出現。

獨尊儒術後，教育為(wei) 治國之本的政治理念成為(wei) 漢代最高統治者的共識。武帝在詔書(shu) 說：“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le) ，今禮壞樂(le) 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ju) 遺興(xing) 禮，以為(wei) 天下先。”漢元帝詔書(shu) 曰：“國之將興(xing) ，尊師而重傅。”漢章帝在詔書(shu) 群儒論學白虎觀中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wei) 本。”在重教興(xing) 學認識的指導下，漢代建立並不斷完善官方學校體(ti) 係的建設。東(dong) 漢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多達三萬(wan) 人。地方的官學體(ti) 係以及管理機構不斷完善：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平帝時期，“校、學置經師一人。鄉(xiang) 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第三，文化載體(ti) 與(yu) 傳(chuan) 播方式的變革為(wei) 學校教育創造條件。

文字的統一和簡化，使得書(shu) 寫(xie) 更加簡便，更容易識讀。秦朝統一後，實行“書(shu) 同文”以小篆作為(wei) 同一文字。西漢獄史程邈對小篆進行了改進，簡化為(wei) 隸書(shu) 書(shu) 寫(xie) 更加方便。

同時，簡牘及紙質書(shu) 寫(xie) 載體(ti) 的運用使得文化傳(chuan) 播更為(wei) 便捷。早期社會(hui) 人們(men) 的寫(xie) 作與(yu) 後世相比，更為(wei) 顯著地受製於(yu) 一些物質條件的製約。殷商時期，文字主要書(shu) 寫(xie) 在龜甲獸(shou) 骨上，西周時期則是銘刻在青銅器物上。秦漢時期，先是原料成本低、書(shu) 寫(xie) 方便的簡牘是書(shu) 寫(xie) 載體(ti) 。王充《論衡·量知篇》說：“夫竹生於(yu) 山，木長於(yu) 林，未知所入。截竹為(wei) 筒，破以為(wei) 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

紙張在西漢時已出現，東(dong) 漢蔡倫(lun) 改進造紙技術後，成本低廉的書(shu) 寫(xie) 材料——紙張在社會(hui) 上廣為(wei) 流行：如崔瑗《與(yu) 葛元甫書(shu) 》曰：“今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人們(men) 之間的書(shu) 信往來也多用紙張，如《馬融與(yu) 竇伯向書(shu) 》曰：“書(shu) 雖兩(liang) 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簡牘與(yu) 紙張書(shu) ，大大改善了文字的傳(chuan) 播條件，一方麵使書(shu) 籍的製作更為(wei) 簡單，書(shu) 籍更容易獲得；另一方麵也為(wei) 習(xi) 字寫(xie) 作帶來了方便。這些都促進了教育事業(ye) 的繁榮和教育向社會(hui) 下層的普及。

第四，文化傳(chuan) 承方式的變化促使學校教育發展。

三代社會(hui) ，傳(chuan) 統的風俗、習(xi) 慣與(yu) 國家治理規範相結合，形成禮樂(le) 製度，是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鄒昌林指出：“禮儀(yi) 係統是先於(yu) 文字發展起來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樣的負載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麵的內(nei) 容，通過禮儀(yi) 的形式保存下來。”通過禮儀(yi) 活動傳(chuan) 遞經驗、知識和信仰。這一時期也出現了成熟的文字，借助於(yu) 複雜的符號係統保存和傳(chuan) 遞文化。文字僅(jin) 掌握在少數統治者的手中，在文化傳(chuan) 承中起到輔助作用。西周的大學辟雍是政教合一的場所，即是天子祭祀祖先、布政、施教等綜合性場所。在開放空間中舉(ju) 行的禮樂(le) 儀(yi) 式能傳(chuan) 遞給無數的受眾(zhong) ，鄭玄箋釋“鎬京辟雍，自西自東(dong)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句時曰：“武王於(yu) 鎬京行辟鄉(xiang) 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春秋戰國以來，生產(chan) 力的發展促進了各科知識的增長。而禮樂(le) 文化本身也實現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原來屬於(yu) 天經地義(yi) 不需要追問理由的儀(yi) 式和樂(le) 舞及所體(ti) 現尊卑等級的秩序，受到質疑並逐漸被社會(hui) 生活所拋棄。孔子對凝結在禮樂(le) 文化物質、製度裏麵的意義(yi) 進行抽象、概括，注重其中所包含的義(yi) 理內(nei) 涵，編輯整理六經。製度知識、抽象理論通過文字這一複雜的符號係統保存和傳(chuan) 遞，年輕一代必須首先在教師的指導下，掌握一套文字符號係統，然後才能以此為(wei) 工具比較係統地深入學習(xi) 。而儒家的義(yi) 理知識具有的抽象特征也需要經師的闡述和講解才能為(wei) 學生所理解，這些都需要在學校這一空間中完成。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