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的法治頂層設計

作者：韓星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八日辛未

           耶穌2017年4月14日

依據傳(chuan) 統文獻，周公旦最早提出了“明德慎罰”思想。周公總結商代聖王們(men) 的德政時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li) ，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於(yu) 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周公通過總結曆史經驗，給西周各諸侯樹立了一個(ge) 政治典範，這或許有拔高商湯的地方，但應該有基本事實依據。

從(cong) 金文資料來看，“明德慎罰”在西周整個(ge) 統治中是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金文中凡載有“明德慎罰”的銘文，大都匯集在三個(ge) 時期：成康、共懿和宣王時期，即曆史上大亂(luan) 之後的三個(ge) 所謂治世、安定和中興(xing) 時期。這是符合一般曆史規律的。一般而言，世亂(luan) 多用刑，重刑重罰，結果適得其反，導致大變;大變之後，統治者總結經驗教訓，重教化輕刑罰，促進了社會(hui) 政治經濟的複蘇。

周公在其命書(shu) 中大量談論教與(yu) 罰的使用方法，闡述其“明德慎罰”的主張。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集中體(ti) 現在《尚書(shu) ·周書(shu) ·康誥》中。在《康誥》中，他對康叔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於(yu) 罰之行。”此文是周公在平定三監之亂(luan) 後封康叔於(yu) 殷時對康叔的訓誡之詞。所謂“庸庸，祗祗”，是指任用那些該任用的人，尊敬那些該尊敬的人，這屬於(yu) 統治者修身明德的範疇;“威威”，是說懲罰那些該懲罰的人，屬於(yu) “慎罰”內(nei) 涵。周公在這篇告辭中，以文王為(wei) 榜樣告誡康叔一定要把“明德慎罰”作為(wei) 自己處理政務時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準則，去統治、分化、懷柔以至於(yu) 刑事鎮壓殷遺民。周公同時指出，隻有繼承周文王的德行，王權才能保住。同時強調“明德”就在“慎罰”之中，“慎罰”體(ti) 現了“明德”，“慎罰”就是“明德”的內(nei) 容之一。“明德慎罰”即以“德”為(wei) 本，以“罰”為(wei) 補，是周公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ge) 方麵，實為(wei) 西周政治文化的指導原則之一。

《孟子·梁惠王下》引《尚書(shu)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這裏，君主的權力為(wei) 天神所賜，而君主的義(yi) 務則是治理人民(作之君)與(yu) 教化人民(作之師)，君主集政治與(yu) 道德於(yu) 一身。所以君主必定須“明德慎罰”“敬德保民”。文王為(wei) 政，能夠崇尚德政，慎用刑罰，不侮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顯示於(yu) 民，最終還是為(wei) 了人民的利益長久。君主作為(wei) 神授其權的天子，應該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yang) ，作道德上的表率，才能使人民效法，百姓安寧，國運恒久。這種政治理念正是古典儒學為(wei) 政以德、德主刑輔思想的濫觴，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治道思想多是在這一基礎上的發揮。

如何將“明德慎罰”貫徹到治道中去?周初統治者提出的基本主張是：第一，在德的基礎上罰與(yu) 教統一。周公認為(wei) 教化與(yu) 刑罰的目的都是勉勵人民立德，教化是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須有“德”，因而《尚書(shu) 》之“明德”首先強調君王之德。第二，先教後殺。周公認為(wei) 在教與(yu) 刑並用的情況下，應當先以教化，給人以改過自新的機會(hui) 。如經過教化仍犯，則為(wei) 故犯，須以刑懲之。如在“群飲”即酗酒的問題上，周公認為(wei) ，商人飲酒以至於(yu) 喪(sang) 國，周人應以此為(wei) 戒，經過反複教育，而仍“群飲”者，則“盡執拘以歸於(yu) 周，予其殺”。第三，義(yi) 刑義(yi) 殺。“慎罰”的核心是“義(yi) 刑義(yi) 殺”。《尚書(shu) ·周書(shu) ·康誥》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yi) 刑義(yi) 殺，勿庸以次汝封。”古代“義(yi) ”、“宜”相通，“義(yi) 刑義(yi) 殺”就是“宜刑宜殺”，這是周人從(cong) 殷紂王濫用酷刑、殺害無辜中吸取教訓，告誡執政者不能隨心所欲地濫用刑罰，要依據法典用刑。周公還主張要根據罪人的認罪態度，對刑罰的輕重進行調整。第四，因地製宜製定刑法。要根據不同諸侯國的曆史文化特點采取不同量刑的刑法。據《左傳(chuan) ·定公四年》記載，周公指示受封於(yu) 殷故地的康叔和受封於(yu) 奄國的長子伯禽，根據這些地區都曾是殷商王朝中心的情況，要“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種根據社會(hui) 治亂(luan) 情況來決(jue) 定量刑輕重的觀點，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法律文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明德慎罰”是要求君主行政時正確地掌握賞罰大權。這種賞罰大權是夏殷王朝以及所有的統治者維持統治的必要前提，但是從(cong) 政治思想的高度，根據鞏固政權的需要來研究如何正確地行使它們(men) ，是直到周人才開始的。周人是以往事為(wei) 借鑒，總結了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才製定出來的。

“明德慎罰”思想的提出是有深刻曆史原因的。商朝末年，社會(hui) 矛盾日益激化，殘酷的統治激起廣大人民的反抗。據《尚書(shu) ·微子》載，當時是“小民方興(xing) ，相為(wei) 敵仇”。這種殘暴統治必然激起眾(zhong) 叛親(qin) 離，以致牧野之戰，商軍(jun) 潰敗，紂王自焚，商朝滅亡。西周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吸取了商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單靠天命天罰和重刑鎮壓不足以維護長治久安，必須對民眾(zhong) 施行道德教化，給民眾(zhong) 恩惠，並審慎地使用刑罰，才能爭(zheng) 取民心，維持長久統治。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