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之辨”的推進與(yu) 異化——以《荀子·仲尼》為(wei) 中心的考察

作者：宋健（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25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廿二日乙亥

          耶穌2017年4月18日

內(nei) 容提要：荀子關(guan) 於(yu) “王霸之辨”的理解，至少有三方麵的推進：其一，揚棄了孟子“王”“霸”對峙的二元模式，代之以“王”“霸”“權謀”的三分格局，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價(jia) 值可能。其二，打破了隻從(cong) “君”“民”兩(liang) 維論說“王”“霸”之別的固有思維，充分重視“能臣賢相”的政治作用與(yu) 曆史意義(yi) ，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主體(ti) 擔保。其三，建構了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統一的儒“術”新範式，既視“術”為(wei) 德性的外在顯現，又將其與(yu) 靈活應變的政治能力相聯係，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行動指南。荀子“王霸”觀既與(yu) 孔孟一脈相承，又有不同曆史境遇下的新開展；後者在豐(feng) 富理論的同時，也埋下異化的隱患。

關(guan) 鍵詞：荀子 王道 霸道 臣 術

“王霸之辨”，作為(wei) 先秦政治哲學的經典議題，[i]牽涉甚廣、備受關(guan) 注。以往學界多所推崇孟子在此問題上的首倡之功，[ii]卻對荀子的王霸思想褒貶不一。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大致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者是荀子關(guan) 於(yu) 王霸的評判，本身具有複雜性。“荀子在他對於(yu) ‘霸’政觀念的評判中，帶有相對主義(yi) 傾(qing) 向。”[iii]因此，後人很難對其做出統一的認定。一者是受“判教”思維的製約，學人在孟、荀“誰是醇儒”的問題上常有歧見——或言“大醇小疵”（韓愈語），或言“大本已失”（二程語），或言“道醇學博”（李慈銘語），從(cong) 而影響到對荀子王霸思想的客觀評鑒。其實，若用曆史而非抽象的視域看，單是“王道”觀念在先秦時代就顯得飄忽不定，遑論王霸分野。如，商鞅主張“國富而治，王之道也”（《商君書(shu) ·農(nong) 戰》）；孟子卻認為(wei)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韓非則以為(wei) 王道須得“法術賞罰”以成。荀子“集百家之大成”，[iv]通過批判與(yu) 總結各派主張，以尊“王”化“霸”、重視“臣”“術”等觀念，豐(feng) 富了“王霸之辨”的理論內(nei) 涵；而在推進議題的同時，也為(wei) 日後異化埋下隱患。《仲尼》一文中的“三問三答”，正是展現上述思想動態的重要文獻。

一、尊王化霸

孟子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離婁下》）周室衰微，諸侯迭興(xing) ，齊、晉兩(liang) 國的政治舉(ju) 措，在儒家看來，不僅(jin) 是曆史事件，更關(guan) 乎價(jia) 值導向：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zheng) 國；內(nei) 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nei) ，般樂(le) 奢汏，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並國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荀子·仲尼》）

此為(wei) 問答的第一回合。問者的困惑在於(yu) ：為(wei) 何就連儒門童子都羞言“五伯”[v]之事？之所以有此疑問，是因為(wei) 五霸之事為(wei) 人所津津樂(le) 道，霸主盛業(ye) 亦令各國諸侯向往不已。無獨有偶，齊宣王也曾向孟子詢問“齊桓、晉文之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chuan)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不難發現，無論孟、荀，均對霸道政治持貶斥態度：前者回答“未聞”，後者回答“羞言”。與(yu) 孟子轉而從(cong) 正麵宣揚王道理想不同，荀子選取了春秋五霸的代表人物齊桓公，具體(ti) 指摘其霸業(ye) 之弊，從(cong) 反麵確證王道價(jia) 值。

其一，以卑劣的方式謀取君位。亞(ya) 裏士多德早已注意到政治活動的實踐品格，故將其作為(wei) 獨立的一種知識類型，與(yu) 理論知識、創製知識相區別。實踐總是內(nei) 在關(guan) 聯著目的（“為(wei) 何行”）與(yu) 方式（“如何行”）兩(liang) 個(ge) 方麵，政治活動亦不例外。通常而言，目的有“正當”與(yu) 否之分，手段有是否“有效”之別。單就後者而言，同樣行之有效，卻又有高下之別。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wei) 不得已。”（《孫子兵法·謀攻》）也就是說，在滿足有效性的同時，還應考慮方法的最優(you) 化。此處荀子暫且懸置了正當性問題，沒有評判齊桓公謀取君位的目的，而僅(jin) 從(cong) 行為(wei) 方式指摘其手段的卑劣性。即便謀取君位時有為(wei) 國為(wei) 民的崇高理想，也不能為(wei) 其不義(yi) 的手段開脫、辯護。孟子與(yu) 荀子都曾有言：“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荀子·儒效》）殺一無辜尚且不可，遑論殺兄之舉(ju) 。可見，在政治實踐中，不僅(jin) 要考量目的對方式的規範意義(yi) ，還應關(guan) 注方式本身的高下之別。

其二，對內(nei) 荒淫奢靡。儒家雖有“門內(nei) 之治恩掩義(yi) ，門外之治義(yi) 斷恩”（《禮記·喪(sang) 服四製》）之說，但與(yu) 自由主義(yi) 分言公私不同，其一貫重視個(ge) 人品德對政治實踐的影響。“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wei) 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君子之德尚且如此，何況一國之君。“故上好禮義(yi) ，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yu) 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衝(chong) 石稱縣而平，不待鬥斛敦概而嘖。”（《荀子·君道》）反之亦然，假使一國之君存有某些不良嗜好，臣民大多會(hui) 上行下效，甚至變本加厲：此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資治通鑒》卷四七）曆史不斷重演此類事例，故而荀子將君民關(guan) 係比作水的源與(yu) 流：“君者，民之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君道》）具體(ti) 到齊桓公，無疑是一國的濁源，其行淫樂(le) 無度：既有違倫(lun) 理綱常，又壓榨民脂民膏。如此有違“子帥以正”（《論語·顏淵》）的君主準則，難為(wei) 國民的表率。

其三，對外欺詐吞並。魯莊公九年，齊桓公殺兄奪位。同年八月，即與(yu) 魯國戰於(yu) 乾時，齊國獲勝。從(cong) 此為(wei) 圖霸業(ye) ，不惜屢次發動大大小小的戰爭(zheng) ，直至魯僖公九年，葵丘會(hui) 盟，國運達到頂峰。“爭(zheng)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zheng)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yu) 死。”（《孟子·離婁上》）孟子此語，前半部分在控訴戰爭(zheng) 的殘酷性，後半部分言明儒家立場。齊國對邾、莒兩(liang) 國的戰爭(zheng) ，荀子對分別冠以“襲”“詐”之名，可見其目的既非正義(yi) ，方式更加無恥。

值得注意的是，處在“大一統”前夜的荀子關(guan) 於(yu) 戰爭(zheng) 的態度，較孟子更為(wei) 複雜：一方麵，荀子繼續站在儒家的立場，呼籲統一天下的方式應效法周文王，“載百裏之地而天下一”（《荀子·仲尼》）；另一方麵，亦曾看到兼並戰爭(zheng) 的曆史必然與(yu) 正麵價(jia) 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議兵》）。與(yu) 之相應的是，兩(liang) 人對“霸道”的態度亦有所不同：孟子“黜霸”，完全排斥霸道政治；荀子“化霸”，重視引導霸道政治向“王道”轉化。如，交戰之時，提倡仁義(yi) 之師，“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荀子·議兵》）；戰爭(zheng) 過後，重視安撫民心，“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引者省）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荀子·議兵》）。可見，荀子雖然看到戰爭(zheng) 在曆史進程中的不可避免性，但與(yu) 好戰分子美化戰爭(zheng) 有著本質區別，其時時不忘從(cong) “王道”更有利於(yu) 國家統一的角度規勸君主。因此，陳囂評價(jia) 荀子：“先生議兵，常以仁義(yi) 為(wei) 本。”（《荀子·議兵》）

孟、荀兩(liang) 人同尊“王道”理想，並無二致；而對於(yu) 霸道政治，雖都認為(wei) 齊桓、晉文之事無足稱道，但對“霸”的認識實有不同。分歧產(chan) 生的原因，既與(yu) 時代相關(guan) ，也與(yu) 學理有涉。就後者而言，荀子揚棄了孟子“王”“霸”對峙的二元模式，代之以“王”“霸”“權謀”的三分格局。“故用國者，義(yi) 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荀子·王霸》）也就是說，“霸”不再是“王”的對立麵，而成為(wei) 王道政治的次等模式——“然則凡為(wei) 天下之要，義(yi) 為(wei) 本，而信次之”（《荀子·富國》）。進而言之，“霸”雖然處在“王”與(yu) “權謀”之間，但與(yu) 兩(liang) 邊的關(guan) 係並不對等，荀子再三申論“霸”與(yu) 王道政治相近、與(yu) 權謀政治相悖：“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qing) 覆幽險而亡”；“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荀子·富國》）“霸”之所以近乎“王”，並有可能進於(yu) “王”，是因為(wei) 荀子不斷為(wei) 霸道政治注入價(jia) 值理想。霸道政治雖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但缺陷不等於(yu) 鴻溝，是可以通過尊崇禮義(yi) 、踐行文治等政治舉(ju) 措不斷彌補的。因此，與(yu) 其說荀子對“霸”有所偏袒，不如說是為(wei) 霸道政治注入儒家價(jia) 值，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價(jia) 值可能。

二、臣道意識

霸道政治與(yu) 王道政治相近的一個(ge) 麵向，已略有所述；霸道政治與(yu) 權謀政治的相悖麵向，將隨下文展開：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嗚呼！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為(wei) 仲父，是天下之大決(jue) 也。立以為(wei) 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yu) 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yu) 之書(shu) 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cong) 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荀子·仲尼》）

此為(wei) 問答的第二回合。問者的困惑在於(yu) ：既然桓公具有諸般劣行，齊國為(wei) 何沒有亡國反成霸業(ye)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問答雙方的思理並非散漫無章，而是秩序井然、蘊涵高超的論辯技巧。雖然不能狹隘的認為(wei) 雙方僅(jin) 是“為(wei) 辯而辯”，但亦不能忽視問答的邏輯進路。問者的高明之處在於(yu) ，並未急於(yu) 反駁上一回合中荀子關(guan) 於(yu) 齊桓公的具體(ti) 描述，而是隨順其思路繼續追問——假設荀子所說為(wei) 真（“若是”），按照王道邏輯，齊國早該滅亡，為(wei) 何反成霸主？

問題的意義(yi) 不隻限於(yu) 如何描述曆史事件，而是敦促儒者反思“王道邏輯如何與(yu) 曆史事實相統一”。儒家政治哲學每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具有托古言誌、借古諷今的鮮明特征。此處的“古”，並非狹隘的複古情結，或既定的曆史事實；而是代表著一種理想與(yu) 應然。如，“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論語·憲問》），即非實指上古治學皆是“為(wei) 己”，而是指出“學”的應有品格。正因為(wei) “古”象征著某種理想與(yu) 應然，勢必會(hui) 有或多或少的邏輯抽象，此類演繹也最易受到曆史事實的挑戰——問者企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突顯曆史進程與(yu) 儒家政治哲學的邏輯推演並不一致，從(cong) 而解構王道政治。

麵對此問，荀子總的結論是：“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此處“數”與(yu) “幸”對舉(ju) ，可知在荀子看來，與(yu) “其亡也忽”的權謀政治不同，桓公霸業(ye) 並非僥(jiao) 幸偶得，而是有其必然理據。“‘數’本身則可視為(wei) 必然性在一定時空關(guan) 係中的體(ti) 現。這裏所說的時空關(guan) 係，並不僅(jin) 僅(jin) 表現為(wei) 抽象的形式，而是以內(nei) 在於(yu) 一定時間、空間中的具體(ti) 條件為(wei) 其內(nei) 容。”[vi]也就是說，桓公霸業(ye) 的必然性，不同於(yu) 邏輯的必然，而是一係列恰當政治舉(ju) 措的綜合結果。其中當屬任用管仲最為(wei) 關(guan) 鍵：委以重任使貴戚不敢妒忌，給予重金使富商不敢抗拒，體(ti) 現了桓公有知人善用的智慧與(yu) 不計前嫌的氣度：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人君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yu) 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yu) 雖曲當，猶將無益也。（《荀子·王製》）“平政愛民”“隆禮敬士”“尚賢使能”是人君的“大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個(ge) 方麵，都不隻與(yu) 君相關(guan) ，還涉及臣。“平政愛民”有賴於(yu) 臣，“隆禮敬士”、“尚賢使能”的對象就是臣。齊國之所以有此霸業(ye) ，當然離不開桓公知人善用；但這隻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霸業(ye) 得以完成有賴於(yu) 管仲及此類股肱之臣。

孟子分言王霸，通常涉及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是怎樣“得天下”，評判標準為(wei) “任德”還是“任力”。“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孫醜(chou) 上》）借力馭民的是霸道政治，以德化民的是王道政治。其二，是如何“治天下”，具體(ti) 分野為(wei) “尚義(yi) ”還是“尚利”。“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義(yi) 利”學說牽涉甚廣，與(yu) “王霸之辨”的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的當屬私利與(yu) 公利之分。所謂“尚義(yi) ”，並非高言道德教化，不顧國計民生；[vii]而是反對見利忘義(yi) 、損公肥私，尤其是對君主私欲持高度警惕。“得”天下與(yu) “治”天下，雖處不同的曆史境遇，但均需重視一對關(guan) 係——君與(yu) 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製》）王道政治，君主推行仁政，以人民福祉為(wei) 旨歸；霸道政治，君主耕戰力取，以一己之私為(wei) 目的。因此，“君主所為(wei) ”與(yu) “人民所得”構成“王霸之辨”的核心視域。然僅(jin) 從(cong) 君主與(yu) 人民兩(liang) 個(ge) 方麵討論“王霸”之辨，其實是對政治實踐的不當化約。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雖為(wei) 君主製，但並非隻是君主施政，臣吏的作用同樣不可或缺、有時甚至是舉(ju) 足輕重：“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荀子·榮辱》）君主政令經由臣吏下傳(chuan) 於(yu) 民，而民情得失也有賴臣吏上達於(yu) 君。“臣”這一群體(ti) ，從(cong) 消極的方麵來看，極不穩定：時與(yu) “君”並稱，以突出兩(liang) 者皆有權力，同為(wei) 統治階層；時與(yu) “民”同屬，以強調二者在君王麵前並無二致，均是人主之“子”。然而，先秦諸子卻各依其“道”，揭示出此種不穩定的積極意義(yi) ，荀子將為(wei) 臣之道與(yu) “王霸之辨”作一聯係考察，超越了隻就君、民二維討論王霸，更加關(guan) 注“能臣賢相”的政治作用與(yu) 曆史意義(yi) ，進一步豐(feng) 富了“王霸之辨”的理論內(nei) 涵。不難看出，荀子對政治運作的考察更為(wei) 細致，也更符合曆史事實。如此，顯然比懸置曆史事實，空言“王者無敵於(yu) 天下”更具理論說服力。

近年來，儒家賢能政治受到中外學者不同程度的關(guan) 注。“賢能政治的含義(yi) 是設計一種政治製度，挑選能力超過平均水平的政治領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也就是說，賢能政治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因素：一是政治領袖有超過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設計用來選拔這種領袖的機製。”^[viii]然而，在討論賢能政治的過程中，往往存有兩(liang) 類不當傾(qing) 向。其一，過分關(guan) 注君主個(ge) 人（“政治領袖”）是否賢能，將政治運作化約為(wei) 君主一人，忽略了能臣賢相在曆史中的地位與(yu) 作用。其二，受思孟學派及後世宋明理學的影響，說是“賢能”政治；卻常以“德”統“能”，忽略了“能”的固有價(jia) 值。孟子對“賢”、“能”的區分——“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醜(chou) 上》）——後世往往暗而不彰；但“能”卻構成荀子“臣道”意識的重要方麵。此種臣道意識，至少可以明確追溯到孔子：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sang)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jun) 旅。夫如是，奚其喪(sang) ？”（《論語·憲問》）

將此則文獻與(yu) 第二回合問答對讀，即可發現：無論是問者困惑，還是答者思理，都有著驚人的一致。衛靈公雖然荒淫無道，但孔文子（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是能臣，可救危卵於(yu) 覆巢之下，對支撐衛國免於(yu) 速亡發揮了巨大作用。《尚書(shu) ·無逸》更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的記載。孔子認為(wei) 這是上古政治的傳(chuan) 統，“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yu) 塚(zhong) 宰三年。”（《論語·憲問》）先王駕崩，朝廷百官各司其職，聽命於(yu) 塚(zhong) 宰，繼位之王守喪(sang) 三年不言，可見能臣的政治作用與(yu) 功績。

中國古代社會(hui) ，君主雖然一權獨大，無論宰相，還是宿德，都很難從(cong) 根本意義(yi) 上與(yu) 之製衡。“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ang) 黨(dang)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孫醜(chou) 下》）的說法，總是帶有或多或少的理想色彩；然而一個(ge) 國家的興(xing) 亡存續，是整個(ge) 權力機構綜合運作的結果，絕非係於(yu) 君主一人。“君主專(zhuan) 製”的講法雖有一定的曆史依據，卻常被後世漫畫化、簡單化。其中，最為(wei) 關(guan) 鍵的遮蔽就是對能臣賢相曆史功績的不當化約，甚至是忽略不計。東(dong) 周之世，基於(yu) 血緣的宗法貴族體(ti) 製日趨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執政大夫為(wei) 核心的官僚政治體(ti) 製。“春秋時期執政卿的主業(ye) 為(wei) 朝政而非著書(shu) 立說，雖然他們(men) 是延續500年的時代精英，但其思想僅(jin) 僅(jin) 散見於(yu) 執政實踐之中，缺乏係統性的論述。這使得曆來的研究者對之缺乏關(guan) 注，更難將其與(yu) 軸心時代的文化主體(ti) 聯結起來，看做一個(ge) 總體(ti) 。”[ix]其實如前文所述，孔子已對執政大夫這一群體(ti) 格外關(guan) 注，荀子承其遺緒，更加自覺地形成了“臣道”意識，並以為(wei) 專(zhuan) 題屬文，為(wei) 霸道政治向“王道”轉化找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主體(ti) 擔保。

三、由能轉勢

所謂“臣道意識”，就對象而言，表現為(wei) 對某類特定政治主體(ti) 的關(guan) 切；就意義(yi) 而言，蘊涵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統一。霸道政治，君主雖無至德，人民亦無常樂(le) ，但因有能臣賢相的存在，與(yu) 權謀政治有著質的區別：

然而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xiang) 方略，審勞佚，畜積修鬥，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zheng) ，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荀子·仲尼》）

此為(wei) 問答的第三回合。問者的言辭初看與(yu) 第一回合所問並無二致；但困惑實已發生質的飛躍。因為(wei) 第二回合中，荀子已對桓公霸業(ye) 作出“非幸也，數也”的評價(jia) ，顯然是肯定了齊桓公與(yu) 管仲等人的曆史功績。既然對桓公有所肯定，為(wei) 何儒者仍羞言霸業(ye) ？

荀子陳述了四條標準：“非本政教”“非致隆高”“非綦文理”“非服人之心”。如此排列四者順序，似有深意。如何區別“本政教”與(yu) “非本政教”，則顯得至關(guan) 重要。儒家“王道”理想的顯著特點在於(yu) ：不僅(jin) 考量“政”，還要思慮“教”。清人王引之認為(wei) “本政教”為(wei) “平政教”之誤，理由是：“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wei) ‘平’，字之誤也。（隸書(shu) ‘本’字與(yu) ‘平’相似，故‘平’誤為(wei) ‘本’。）”[x]王氏之論，涉及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單就文字而言，“本”究竟是否當為(wei) “平”，屬考據學範疇。除需旁征博引、具體(ti) 舉(ju) 證外，例證是否可信，諸例證之間是否自洽，皆需考慮。其二，關(guan) 乎“本政教”的義(yi) 理問題，王氏“五伯亦有政教”的看法似有不妥。因為(wei) ，“本”與(yu) “有”之間存在質的區別：就法家而言，的確亦有政教思想——“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但細查之下，不難發現其最終是妄圖以“政”代“教”，解構“教”的固有價(jia) 值。韓非即言“儒以文亂(luan) 法”，是五蠹之首。法家所言的政教理論，依荀子之義(yi) ，恰恰是“非本政教”的典型案例。因此，在無確鑿證據表明原文當為(wei) “平政教”前，還應以“本政教”為(wei) 準加以理解。

對“四非”的批評隻能起“破”的作用；如何從(cong) 正麵實現王道，荀子接下來談了一係列關(guan) 於(yu) “術”的主張：“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yu) 萬(wan) 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天下之行術”，等等。不難看出，荀子所談之“術”大多與(yu) 如何為(wei) 臣有關(guan) 。臣道意識，不是抽象思辨的觀念，而是一個(ge) 又一個(ge) 切實可行的方式方法。頗具深意的是《荀子》一書(shu) 的篇章布局，《仲尼》篇後緊接著是《儒效》篇，後者進一步申論臣的政治作用與(yu) 曆史功績。“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之語，更成為(wei) 儒家王道政教觀的經典概括。可見，“術”乃為(wei) 臣之道，既與(yu) 德性相關(guan) ，也還包括能力；然而，荀子關(guan) 於(yu) “術”的闡述，招致後世學者的諸多非議：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shu) ，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yu) 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yu) 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救斯民於(yu) 塗炭乎？故反經合義(yi) ，曲成其道，若得行其誌，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yu) 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yu) 《大雅》‘既明且哲’豈雲(yun) 異哉！”[xi]

所引之語出自“荀書(shu) ”的注者唐人楊倞。問與(yu) 答皆具典型性，楊倞的回答，既有邏輯推演，言其“反經合義(yi) ，曲成其道，若得行其誌，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有曆史佐證，“荀卿門人多仕於(yu) 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楊氏如此嚴(yan) 密的說理，卻引來刻意回護之嫌，清人盧文弨就指責其“注曲為(wei) 之解，非是”。問題的關(guan) 鍵並不在於(yu) 楊氏與(yu) 盧氏誰對誰錯，而是如何理解荀子之“術”。

“術”與(yu) “器”、“技”、“藝”等概念關(guan) 係密切，此類範疇與(yu) “道”的關(guan) 係，在哲學史上不同的哲學家表現出不同傾(qing) 向，甚至同一位哲學家在不同時期也存在著相異看法。道術之辨，大體(ti) 而言，可分三類：一者認為(wei) “術”是“道”必要的組成部分，“道”不離“術”；一者認為(wei) “術”與(yu) “道”相異，但“術”可進於(yu) “道”；一者認為(wei) “術”與(yu) “道”相對，理當嚴(yan) 辨“道”“術”。在《仲尼》篇中，荀子既視“術”為(wei) 德性的外在顯現，“以事君則必通，以為(wei) 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又將其與(yu) 靈活應變的能力相聯係，指出君子應當“時詘則詘，時伸則伸”：可謂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統一。

當然還需承認，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的“統一”，既有理論方麵的問題，也有實踐方麵的困難。因此，“術”並不穩定。荀子哲學雖然極力將“術”嵌套在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之中，視其為(wei) 德性與(yu) 能力的表征；但其常常逸出儒學，與(yu) 權力合流，形成法家哲學中的核心範疇，為(wei) “王霸之辨”的異化埋下隱患。由於(yu) 荀子與(yu) 法家的關(guan) 係，及“術”本身的複雜性，學人往往不加區分“能力之術”與(yu) “勢力之術”，籠統斥之為(wei) “妾婦之道”。郭沫若先生更認為(wei) 《仲尼》並非出於(yu) 荀子之手，所言之“術”更是雜學竄入：“二者必有一偽(wei) ，如非《臣道篇》靠不住，便是《仲尼篇》有問題。細細地探究起來，症結是在後者。”[xii]此類看法，或許是由對“術”的刻板偏見引起。法家重“術”，淵源有自；具體(ti) 到韓非，既不能忽視荀子對他的影響，也不能混同二者的學說。簡而言之，荀子之“術”在能力，韓非之“術”在權謀；荀子之“術”由“德”而生，韓非之“術”借“勢”而行。可見，荀子重構了儒學之“術”新範式，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行動指南。

四、結語

“王霸”之辨，既涉及“政道”層麵的原理探討，又關(guan) 乎“治道”層麵的具體(ti) 實踐。荀子關(guan) 於(yu) “王霸之辨”的理解，至少有三方麵的推進：其一，揚棄了孟子“王”“霸”對峙的二元模式，代之以“王”“霸”“權謀”的三分格局，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價(jia) 值可能。其二，打破了隻從(cong) “君”“民”兩(liang) 維論說“王”“霸”之別的固有思維，充分重視“能臣賢相”的政治作用與(yu) 曆史意義(yi) ，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主體(ti) 擔保。其三，建構了價(jia) 值理性與(yu) 工具理性統一的儒學之“術”新範式，既視“術”為(wei) 德性的外在顯現，又將其與(yu) 靈活應變的政治能力相聯係，為(wei) 化“霸”入“王”提供了行動指南。荀子尊“王”化“霸”，重視“臣”“術”，或許緣於(yu) “講求實際的心態”，[xiii]或許緣於(yu) 對孟子道德哲學的補救……無論如何，都可看出荀子哲學的理論勇氣：在捍衛儒家基本價(jia) 值的同時，與(yu) 時俱進地深化儒學智識。荀子關(guan) 於(yu) “王霸之辨”的理解，既有與(yu) 孔、孟一脈相承之處，又有在不同曆史境遇下的新開展。後者在豐(feng) 富理論的同時，也埋下異化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