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聖人”道德形態嬗變的倫(lun) 理意蘊
作者:胡芮(東(dong) 南大學人文學院倫(lun) 理學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25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廿二日乙亥
耶穌2017年4月18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以道德形態學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時期到孟子為(wei) 止)曆史視野和文化視野中的“聖人”形態,區分了聖人發展變化的三種形態:作為(wei) 社會(hui) 存在的“聖人”、作為(wei) 精神象征的“聖人”、作為(wei) 道德典範的“聖人”。借分析“聖人”這一中國倫(lun) 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現其在先秦一段曆史時期之內(nei) 的道德形態變化過程中呈現出的倫(lun) 理意蘊。“聖人”由上古社會(hui) 事實與(yu) 價(jia) 值緊密結合的形態,發展為(wei) 春秋之際事實與(yu) 價(jia) 值相分裂的形態,最終孟子通過高揚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實與(yu) 價(jia) 值分裂的聖人形態在道德實踐領域複歸於(yu) 統一。
關(guan) 鍵詞:聖人 道德形態 嬗變 倫(lun) 理意蘊
曆史上,傳(chuan) 統儒學長期被視為(wei) “聖人之學”或“聖學”而備受推崇。無論是作為(wei) 道學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抑或是個(ge) 人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聖人”一直是挺立於(yu) 中國倫(lun) 理世界的理想範型。同時,聖人對儒家人倫(lun) 說的產(chan) 生也具有重要的影響。人倫(lun) 說是儒家傳(chuan) 統倫(lun) 理思想體(ti) 係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作為(wei) 社會(hui) 進步之產(chan) 物的人倫(lun) 說,其出現代表了中華文明開始步入倫(lun) 理理性自覺的世界。人倫(lun) 思想最早由孟子闡發,他認為(wei) 人倫(lun) 始於(yu) 聖人對於(yu) 人之近於(yu) 禽獸(shou) 的憂慮:“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作為(wei) 人倫(lun) 出現的重要原因,“聖人”卻並沒有得到明確地界說。這裏必須要追問的是:飽食暖衣之後的社會(hui) 如何會(hui) 出現聖人?本文主要研究“聖人”的產(chan) 生發展過程,展現其作為(wei) 中國倫(lun) 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題,在先秦這一曆史時間範圍之內(nei) 其道德形態變化過程中呈現出的倫(lun) 理意蘊。
一、由凡入聖:作為(wei) 社會(hui) 存在的“聖人”形態
顧頡剛認為(wei) ,從(cong) 語源學上看,“聖”字最早是指聰明的意思。金文中的“聖”被省寫(xie) 作“耳口”,為(wei) 會(hui) 意字,“壬”為(wei) 形聲部,意指“聲入心通”,或“入於(yu) 耳而出於(yu) 口”,[i]又如《說文解字·耳部》:“聖,通也。從(cong) 耳,呈聲。”段注:“凡一事精通。亦得謂之聖。”[ii]《周禮·大司徒》鄭玄注認為(wei) :“聖,通而先識。”因而,“聖”最初表達的是官能的敏捷即聰明的意思。郭店楚簡中對聖人的解釋也在於(yu) 強調其高度的智慧,所謂“聖人比其類而論會(hui) 之”。(《性自命出》)聖人之聖在於(yu) 其對天道的把握和類比推衍的能力,這種能力異乎尋常、超越凡人,可以直接通達於(yu) 天,與(yu) 神明相接。
從(cong) 社會(hui) 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聖”的出現與(yu) 原始巫覡文化有關(guan) 。巫覡在原始社會(hui) 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men) 廣泛參與(yu) 社會(hui) 生活事務,大到征戰祭祀小至漁獵耕種,巫覡均是活動的核心參與(yu) 者。據《國語·楚語下》記載,觀射父論巫覡:“其智能上下比義(yi) ,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這裏的聰、明、聖、智均為(wei) 巫覡超乎常人的特點,擁有能“光遠宣朗”能力的他們(men) ,是處在文明之黎明前夜中高擎理性火把的先覺者。殷商時期的《尚書(shu) 》中也有對聖的論述。《尚書(shu) ·多方》雲(yun)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人與(yu) 狂人並無太大的差別,其差別僅(jin) 僅(jin) 在於(yu) 能否對“念”的克服,這種高揚理性的做法是先民步入文明之後的顯著心理特征。《尚書(shu) ·洪範》中講道:“思曰睿”、“睿作聖”,此“聖”字也是講人在理性引導之下達到的通明之境。《尚書(shu) ·孔傳(chuan) 》明確地講:“於(yu) 是無不通謂之聖”。同時期的《詩經》中關(guan) 於(yu) “聖”的表達也類似於(yu) 此,《詩經·小宛》雲(yun)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鄭箋》注:聖乃“中正通智之人”;《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人”,《毛傳(chuan) 》的解釋是“君臣俱自謂聖也”;《詩經·小旻》“或聖或否”,《毛傳(chuan) 》謂之“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聖人可以通適於(yu) 君臣,且意指一種客觀的品質。由是觀之,這一時期“聖”的概念具有普適性和客觀性的特點。
在人類邁入文明殿堂的早期,各種文明均在對世界運行規律的熱烈追求中逐漸產(chan) 生出對智慧、以及擁有智慧者的崇拜。古希臘斯多噶學派的最高倫(lun) 理理想即為(wei) “聖人”(Sage)也可以被稱作“智者”。此“聖人”即是高度理性之化身,他洞悉宇宙萬(wan) 物的發展運行規律,並認識到此種秩序之後的必然性。“聖人”憑借超凡的理性力量引導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漸漸成為(wei) 天道的詮釋者和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因而擁有崇高的權威。上古至殷商時期的“聖人”形態主要是一種社會(hui) 學意義(yi) 上的存在,“聖人”以一種理性的先覺者姿態出現在社會(hui) 生活之中,通過對自然和社會(hui) 運行規律的把握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的核心,其本身的道德意蘊並不顯著。同時,超越凡人的特點也使得“聖人”具有被崇拜的條件,理性能力的卓越使其具有極高的威望,這些社會(hui) 意識逐漸凝聚成為(wei) 一種穩定的社會(hui) 文化心理,慢慢地在時間長河之中沉積為(wei) 超驗的存在。“由凡入聖”的路徑開始發生斷裂,“聖人”揚棄了上古理性化身的平和形象,直至春秋,“聖人”形態發生了一次極大地轉變。
二、超凡入聖:作為(wei) 精神象征的“聖人”形態
作為(wei) 理性化身的“聖人”在崇尚自然、輕斥文化的道家看來已成為(wei) 一種極具智慧和權謀的統治者。老子的聖人觀多是圍繞政治而展開論述的,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wei) 而已,則無不治矣。”(《老子》)老子認為(wei) “聖人”要使人民“實其腹”“強其骨”,健康的體(ti) 格有利於(yu) 耕戰,沒有堅定的意誌與(yu) 自由的思想,統治者(聖人)製定的路線便能得以更好地貫徹。老子“無為(wei) 無不為(wei) ”的治道思想實則是托“無為(wei) ”之辭而現“有為(wei) ”之實,他的“聖人”是一種窺破了政治藝術之最高奧秘的統治者。餘(yu) 英時認為(wei) ,老子的“聖人”不但不要人民有知識,甚至也不願意臣下有太多的知識。所以老子說:“不尚賢,使民不爭(zheng) 。”[iii]老子的聖人觀在繼承了上古理性主義(yi) 傳(chuan) 統的同時,在政治實踐領域卻暗含著一種反智論傾(qing) 向,發展到後來便成了莊子的“離行去智”,“坐忘”。老子公開主張的“愚民”政策,使得“聖人”與(yu) “民”絕對兩(liang) 分,這種做法事實上已經切斷了“由凡入聖”的途徑。究其根源,這種思想觀念是春秋之際氏族貴族逐步衰落,新興(xing) 貴族開始壯大這一經濟狀況的反映。老子企圖以全知全能、擁有完滿理性的“聖人”統治完全喪(sang) 失理智的“民”這一理論構想來達到天下大治的局麵。老子這裏的聖人觀與(yu) 古希臘的角色德性理論相類似。民的德性是順從(cong) ,服從(cong) 管理,不需要管理國家的智慧,管理國家的智慧是王的德性。然而,這種抽象理論嚴(yan) 重地脫離當時的社會(hui) 語境,因而不可能是行動的綱領。老子的“聖人”繼承殷商時期的理性化身之傳(chuan) 統並將其推向極致,但企圖以“聖人”一己之力來實現社會(hui) 安治局麵的做法是很難成功的,這種努力客觀地宣告了原始“聖人”形態在實踐方麵的不足。作為(wei) 理性形態的“聖人”,已經不能應對由西周維新之後產(chan) 生的價(jia) 值多元、人文衰落之亂(luan) 局,一種損益的“聖人”觀開始醞釀成型。
直到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九思”的概念,再次重申了聰和明是聖於(yu) 常人之君子的重要條件:“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曰明,聽曰聰。……”(《論語·季氏》)孔子的觀點一方麵是對殷商《尚書(shu) 》傳(chuan) 統的繼承,肯定聖的特點即是官能的敏捷;另一方麵,孔子更多的將聰明與(yu) “思”聯係起來,客觀的理性能力開始有了主體(ti) 精神的萌芽。孔子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這三畏之間是否有層級之分目前並不十分清楚,但聖人作為(wei) 敬畏對象之一是確定的。《論語》中明確提及聖人的次數非常有限,除了堯、舜、禹之外便是文王和武王。《中庸》中記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見孔子眼中的聖人都是上古時期的人物而不是當時的卓越者。孔子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斯可矣。”(《論語·述而》)。這說明,在孔子這裏,聖人已經完全成為(wei) 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形態,是儒家終極理想人格。
然而,孔子對古聖人的道德形態並不十分滿意,在論及堯舜二聖的時候孔子的兩(liang) 次評論十分值得玩味: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子貢曰:“如有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yu)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
從(cong)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直至做到“博施濟眾(zhong) ”才能算得上聖人,孔子認為(wei) 堯舜在“安百姓”和“博施濟眾(zhong) ”這兩(liang) 方麵做得還不夠好,這說明孔子觀念中的聖人是一個(ge) 非常難達到的理想狀態。有學者認為(wei)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聖和聖人由原初含義(yi) 發生了理想化、崇高化、神秘化的轉變。[iv]從(cong) 孔子開始,聖人被看做是神聖、崇高且帶有神秘意味的存在。因此,孔子論及“聖”的地方並不多,即便是孔子最崇拜的堯、舜、文、武、周公,他也不輕易稱其為(wei) 聖。孔子這裏的聖者形象已經和上古聰慧通明者的形象相去甚遠,智慧不複為(wei) 聖者概念的主要內(nei) 容,對他人的關(guan) 懷、對天下蒼生命運的關(guan) 注成為(wei) 通往神聖的必要進路。孔子將聖人玄置於(yu) 空中,當做虛設的偶像存而不論,事實上是對春秋之際勃發的民本思潮的回應。略晚於(yu) 孔子的墨家開始大量使用聖人和聖王的概念,[v]聖人逐步兼具理性的卓越與(yu) 道德的崇高,已經完全脫離上古時代簡單的“聰明人”之形態,開始走上超凡入聖之路。
考察孔子“聖人”觀念,可以看出至春秋時期,聖人道德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一,孔子神秘玄遠的“聖人”已非常人所能及,凡人成聖之路變得異常艱難。二,“聖人”不但脫離原始理智卓越者的形態,並且與(yu) 道德實踐主體(ti) 的品格結合得日益緊密。三、孔子的“聖人”與(yu) 具體(ti) 的人物相聯係,改變了以往抽象化的聖人形態,逐步以堯舜等理想人格作為(wei) 範型,樹立起一個(ge) 逐漸清晰的精神象征。這個(ge) 象征即是孔子念念不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精神載體(ti) ,也是孔子之後儒家前仆後繼地,以繼往聖之絕學為(wei) 己任,追求王道之一統的精神大纛。
三、大成至聖:作為(wei) 道德典範的“聖人”形態
較之於(yu) 孔子所樹立的精神象征而言,孟子的“聖人”觀更在乎解決(jue) 倫(lun) 理道德困境之中的實踐難題。崇高化與(yu) 神秘化取向造成了孔子“聖人”觀道德實踐品格的缺失,到孟子這裏成為(wei) 必須攻破的理論上的關(guan) 隘。根據對《孟子》文本的解讀,我們(men) 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孟在如何看待堯舜的問題上存在的鮮明差異,這種差異也是孟子繼承又超越孔子“聖人”觀的最好注解。如前所述,在成聖的問題上,孔子認為(wei) 堯舜離聖都有一定的距離,更遑論普通人。但孟子卻異於(yu) 孔子,他言必稱堯舜,且創造性地發明了聖人道統譜係,亦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聖人道統。以樹立道德典範的方式將孔子神秘化的“聖人”重新拉回到人間,這種“人人皆可為(wei) 堯舜”的思想對中國倫(lun) 理思想史影響十分深遠。
孟子對“聖人”觀的改造首先是從(cong) 聖化孔子開始的。孔子在世時便有聖譽。魯國貴族孟僖子臨(lin) 終言:吾聞有達者,曰孔丘(杜預注:“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孔穎達《正義(yi) 》:“當言三十四,而雲(yun) 五,蓋相誤傳(chuan) 耳。”,聖人之後也(杜預注:“聖人,殷湯。”),而滅於(yu) 宋。……臧孫紇有言曰:“聖人由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令其將在孔丘乎?[vi]孔子對當時的讚譽卻堅定地推辭。魯國太宰曾問子貢,你的老師是聖人吧?不然他為(wei) 什麽(me) 有如此多的才能?子貢說“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這是說孔子是天生的聖人,故能多才多能。而孔子的回應卻說:還是太宰了解我,我小時出身卑賤,所以懂得一些本事。(《論語·子罕》)這說明,孔子本人對稱聖之事是十分慎重的,這裏不僅(jin) 是孔子謙德的表現,同時也是孔子將聖人神秘化、理想化思想進路的客觀表現。根據《孟子》記載,在孔子逝世後,其弟子中出現了一些聖化孔子的思想動向。宰我曾說:“以予觀於(yu) 夫子,賢於(yu) 堯舜遠矣。”子貢也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yu) 孔子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這些說法直接將孔子抬高到生民以來第一號聖人的位置,甚至超越堯舜。孟子繼承了孔子之後儒家聖化孔子的思想,他將孔子稱為(wei) 自古以來堯舜事業(ye) 的“集大成者”,邁出了後世將其尊為(wei) 大成至聖先師的關(guan) 鍵一步。與(yu) 此同時,孟子還讚美孔子為(wei) “聖之時者”,從(cong) 理論上正式地將其確立為(wei) 聖人。孟子從(cong) 兩(liang) 方麵完成了對孔子道德典型形態的塑造:
其一,尊德抑位。從(cong) 孔子有關(guan) 聖人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博施濟眾(zhong) ”的聖人必須要兼具統治者之“位”與(yu) 為(wei) 生民立命之“德”,而關(guan) 於(yu) “位”與(yu) “德”的關(guan) 係,孔子卻沒有進一步探討。孟子認為(wei) “德”與(yu) “位”兩(liang) 者均是聖人必備的條件,但“德”與(yu) “位”卻可以適當地分離。有學者指出:“孟子適度修正了孔子的理論,使‘聖人可學而至’成為(wei) 可能;同時又放寬了聖人認定的標準,如此一來,有德而無位的仁者,像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等人,隻要有具體(ti) 的事功,對政治、社會(hui) 有一定的影響,都可以成為(wei) 聖人。”[vii]孟子並不否認“博施濟眾(zhong) ”的實際功績是聖人的條件,但卻更加重視聖人對於(yu) 社會(hui) 所產(chan) 生的道德教化和道德引領的作用。因此,在“德”與(yu) “位”的關(guan) 係上,孟子特別強調“德”高於(yu) “位”。他認為(wei) 能夠影響天下者必須要有舜禹之德,“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孟子·萬(wan) 章上》)孟子認為(wei) ,首先擁有舜禹之德,其次才能實現以有天下的聖人理想,擁有普通人不具備的德性,成就道德之崇高是成為(wei) 聖人的最重要條件。孟子又說:“欲知舜與(yu) 蹠之分,無他,利與(yu) 善之間也。”(《孟子·盡心上》)舜與(yu) 蹠都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但卻有聖人與(yu) 盜寇的區別,主要原因不是因為(wei) “位”的不同,而在於(yu) 動機的不同:前者行善於(yu) 天下,造福人民;後者唯利是圖,不講仁義(yi) 。這樣,“位”就自然的處於(yu) “德”之下,使得“仲尼不有天下”不再成為(wei) 阻礙孔子成聖的原因,“賢於(yu) 堯舜遠矣”的孔子自然而然地成為(wei) 生民以來的大聖人。
其二,仁智聖也。作為(wei) 上古“聖人”基礎條件的“智”,雖經春秋時期的損益而不再成為(wei) 至關(guan) 重要的因素,但因其與(yu) 人的客觀性認識能力相聯係使得孟子“人人皆可為(wei) 堯舜”的聖人觀在邏輯上成為(wei) 可能。孟子之所以能矯正孔子聖人觀因神秘化而帶來的實踐品格的殘缺,與(yu) 其回歸人性人心的做法密切相關(guan) 。孟子開創性地以心善言性善,以本心的概念來強調“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這種做法事實上打通了人人皆可成聖的進路。但“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不是簡單的樂(le) 觀自我期許,更重要的是跟隨孟子的思路一起前進,理性地認識為(wei) 什麽(me)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聖人之所以“先得我心”就在於(yu) 其不光有理性認識的能力——智,還有道德實踐的能力——仁。因而,“仁且智”也就成為(wei) 孟子理想人格的內(nei) 在要求。在《孟子》文本中,“仁且智”作為(wei) 一個(ge) 聯合詞組出現與(yu) 孔子直接相關(guan) 。孔子不以聖、仁自詡,公孫醜(chou) 求證孟子是否為(wei) 聖人時,孟子以孔子為(wei) 例斷然否定: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yu) 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這裏往往被後人解讀為(wei) 聖人的自謙,但聖人能否真正出現在現實社會(hui) 中呢?牟宗三認為(wei) :“在現實世界裏,是不可能有聖人的,因為(wei) 某人縱使在現實世界裏最受到推崇,一旦他自稱為(wei) 聖人,自命達到最高境界,那麽(me) 他的境界便不是最高的,所以已不可算是聖人了。聖人的產(chan) 生必由後人的推崇,便是這個(ge) 道理。”[viii]孟子將孔子抬高到聖人的位置,稱其為(wei) “聖之時者也”,其內(nei) 在根據既包含子貢所言的“仁且智”,同時又有孔子對天命、時運的良好把握。
孟子通過對孔子“聖人”形象的創造性解讀,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聖人”的含義(yi) :一是“百世之師也”(《孟子·盡心上》),二是“人倫(lun) 之至也”(《孟子·離婁上》)。到這裏,“聖人”便以道德上崇高者與(yu) 政治教化者的形象出現在曆史舞台之上。孔子被後世尊奉為(wei) 萬(wan) 世之師,作為(wei) 天下楷模的“大成至聖先師”,孟子為(wei) 其始作俑者。從(cong) 道德的角度來讚美聖人至高無上的道德人格這種做法,已經從(cong) 內(nei) 涵上完全消解掉原本“聖人”之理性卓越者的涵義(yi) ,至此,“聖人”已經完全具備完美人格之道德形態。
四、結語
生民伊始,人類存在的價(jia) 值主要體(ti) 現在對自然界的征服。作為(wei) 理智卓越者的堯舜禹等人通過治水驅獸(shou) 、開疆辟土使民眾(zhong) 過上了安定的生活,他們(men) 的功績成為(wei) 後人眼中的“聖德”,其“聖人”的形態代表著原初社會(hui) 中事實與(yu) 價(jia) 值緊密結合的曆史特點;絕地天通之後,價(jia) 值世界為(wei) 統治者所掌控,春秋之後價(jia) 值多元對抗、意義(yi) 激烈相爭(zheng) ,“聖人”開始出現事實與(yu) 價(jia) 值的分裂,具體(ti) 表現在“德”與(yu) “位”的分離;孟子通過高揚仁德的方式創造道德典型,目的是使得分裂的價(jia) 值世界重新複歸統一。在孟子眼中,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不僅(jin) 僅(jin) 隻是道統譜係,而主要是一種“仁民愛物的思想感情”,[i]這種思想情感尋求著事實與(yu) 價(jia) 值的相同一。
有學者認為(wei) ,從(cong) 事實與(yu) 價(jia) 值的相互關(guan) 係看,道德形態學在學術史上經曆了三個(ge) 重要的階段:1.事實與(yu) 價(jia) 值之原初同一性的確立;2.這種同一性由於(yu) “是與(yu) 應該”之區分而遭遇瓦解,並使人們(men) 麵臨(lin) 論證道德的困難;3.通過對道德形態的倫(lun) 理學基礎的重新奠基,重建“是與(yu) 應該”或者“事實與(yu) 價(jia) 值”之同一。[ii]如果一門道德形態學的設想能夠成立,那麽(me) 基於(yu) “是與(yu) 應該”之間相互關(guan) 係所界定的“正題、反題與(yu) 合題”則既是曆史的又是邏輯的。本文考察先秦“聖人”形態嬗變的其中一段過程,是希望以一種道德形態學的方法,從(cong) 長時段和大範圍的曆史文化視野考察“聖人”形態,把握在曆史長程中不斷演變著的道德典型形態背後之“精神脈搏”。通過“語境還原”,回溯到具體(ti) 的曆史語境之中,展現“聖人”道德形態在先秦一段曆史時期中呈現出的不同特質,映照出中國倫(lun) 理實體(ti) 在曆史長河之中運動的一片剪影。更為(wei) 重要的是,“聖人”道德形態嬗變從(cong) 曆史與(yu) 邏輯上展現了事實與(yu) 價(jia) 值關(guan) 係“正-反-合”的變化軌跡,這對我們(men) 認識中國倫(lun) 理實體(ti) 之精神和理解中國倫(lun) 理血脈中那份“聖人”情懷,均有一定的意義(yi) 。
注釋
[i] 顧頡剛:《“聖”“賢”觀念和字義(yi) 的演變》,《中國哲學》第1輯,北京三聯書(shu) 店1979年版,第80-81頁。
[ii]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頁。
[iii] 餘(yu) 英時:《文史傳(chuan) 統與(yu) 文化重建》,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2年版,第161頁。
[iv] 王文亮:《中國聖人論》,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第7頁。
[v] 鄧國光:《聖王之道——先秦諸子的經世智慧》,中華書(shu) 局2010年版,第157頁。
[vi] 《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2051頁。
[vii] 夏長樸:《堯舜其尤病諸——論孔孟的聖人論》,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編:《孔孟荀之比較——中日韓越學者論儒學》,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頁。
[viii]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7頁。
[ix]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頁。
[x] 田海平:《水倫(lun) 理的道德形態學論綱》,《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
注:本文係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KYLX_0073)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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