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與(yu) 衛道——宋代“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演變與(yu) 士大夫的司法應對

作者：喬(qiao) 惠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25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十七日庚午

          耶穌2017年4月13日

內(nei) 容提要：《宋刑統》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沿襲唐律，規製的內(nei) 容僅(jin) 限於(yu) 危及社稷的言論與(yu) 書(shu) 籍。在敕中，自五代始，造妖書(shu) 妖言罪規製的內(nei) 容由言論轉向民間宗教，擴張為(wei) “傳(chuan) 習(xi) 妖教”罪，再變為(wei) “吃菜事魔”，即由“妖書(shu) 妖言”演變為(wei) “妖教”。士大夫對“妖教”案件的處理可以視為(wei) 士大夫對社會(hui) 變遷中儒家價(jia) 值係統危機的捍衛。

關(guan) 鍵詞：造妖書(shu) 妖言 妖教 吃菜事魔 士大夫 司法

梳理近現代學術史，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研究邊界可以擴展到摩尼教，近百年來，學界關(guan) 於(yu) 摩尼教的研究可謂蔚為(wei) 大觀。[i]以法律史為(wei) 視角的分析，首推戴炎輝先生。戴氏運用現代刑法學理論分析唐律“造妖書(shu) 妖言”罪，將該罪拆分為(wei) 造及傳(chuan) 用妖言妖書(shu) 罪和私有妖書(shu) 罪，分別以要件、處罰和特別罪名三部分詳解律條。[ii]郭東(dong) 旭將宋代“吃菜事魔”、摩尼教、白蓮宗等稱之為(wei) 秘密宗教，並將秘密宗教與(yu) 法禁概括為(wei) “名號眾(zhong) 多，相互融合”“流傳(chuan) 之廣，染及之眾(zhong) ”“組織嚴(yan) 密，團結共濟”“法禁日嚴(yan) ，懲罰尤重”四大特征。[iii]劉俊文對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解析更注重考證淵源、梳理案例、解釋立法意圖等。[iv]賈文龍則追溯“妖言”罪的淵源至秦漢，分析其流變至明清，指出“妖言”罪於(yu) 唐律中發生變化，兩(liang) 宋時期涵容“夜聚曉散”，衍生出“吃菜事魔”，明清時則演變為(wei) 邪教。[v]賈文龍還認為(wei) ，對“吃菜事魔”誤解造成這一名詞成為(wei) 宋代秘密宗教的代名詞，“失去了秘密宗教代名詞的表達效果”。[vi]從(cong) 郭東(dong) 旭到賈文龍，研究集大成者是賈文龍的碩士論文《宋代秘密宗教與(yu) 法禁研究》。錢大群先生則對造妖書(shu) 妖言罪做了詳盡譯注，認為(wei) 此罪“旨在用重刑防治利用語言文字進行反逆活動。實際上是夠不上反、逆、叛罪，不利於(yu) 皇帝一姓統治秩序的語言文字傳(chuan) 播，都可謂‘祅書(shu) 祅言’”。[vii]楊倩描也有論及“吃菜事魔”、南宋佛教和道教的異端、摩尼教等秘密宗教。[viii]柳立言則基於(yu) 《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宗教犯罪的案例，對妖教的分析較為(wei) 詳細。柳文史料豐(feng) 贍，考證綿密，理論指向在於(yu) 論證南宋司法判決(jue) 的穩定性和一致性，[ix]亦可看出該文以範例回應中國傳(chuan) 統司法是否為(wei) “卡迪式”司法的學術命題的努力。

雖然上述的梳理極為(wei) 粗疏，但依然可以依稀觸摸到唐宋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學術史輪廓。本文將擬以宋代律敕體(ti) 係中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演變為(wei) 對象，盡可能詳細地梳理“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演變過程，然後分析士大夫對此類案件的處理，試圖展示作為(wei) 司法官的士大夫處理“造妖書(shu) 妖言”罪案件所捍衛的價(jia) 值係統。

一、《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中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

“造妖書(shu) 妖言”罪可追溯至秦漢，而其餘(yu) 波延及明清。唐宋時期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見於(yu) 《唐律疏議》“賊盜律”，“賊盜律”之“賊律”中的“造妖書(shu) 妖言”條規定，“諸造妖書(shu) 及妖言者，絞。傳(chuan) 用以惑眾(zhong) 者，亦如之。其不滿眾(zhong) 者，流三千裏。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shu) ，雖不行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x]《宋刑統》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沿襲唐律，律文幾乎一字不易，“諸造妖書(shu) 及妖言者，絞。傳(chuan) 用以惑眾(zhong) 者，亦如之。其不滿眾(zhong) 者，流三千裏；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祅書(shu) ，雖不行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xi]

戴炎輝先生運用現代刑法學理論分析“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將該罪分為(wei) “造及傳(chuan) 用妖言妖書(shu) ”罪和“私有妖書(shu) ”罪。[xii]“造及傳(chuan) 用妖言妖書(shu) ”罪的構成要件是“造妖書(shu) 及妖言”，據律疏，所謂“造妖書(shu) 及妖言者”，“謂構成怪力之書(shu) ，詐為(wei) 鬼神之語”；[xiii]其次“傳(chuan) 妖言用妖書(shu) ，以惑人”。“傳(chuan) 用”有分，據律疏，“傳(chuan) ，謂傳(chuan) 言。用，謂用書(shu) 。”[xiv]這一罪名的處罰嚴(yan) 厲，“造妖書(shu) 、妖言”，處以絞刑；“傳(chuan) 用惑人”，“滿眾(zhong) 者”處以絞刑，“不滿眾(zhong) 者”則流三千裏。所謂“不滿眾(zhong) ”，“謂被傳(chuan) 或者不滿三人。若是同居，不入眾(zhong) 人之限；此外一人以上，雖不滿眾(zhong) ，合流三千裏”。[xv]此罪衍生的特別罪名是“言理無害”。據律疏，“言理無害”“謂妖書(shu) 、妖言，雖說變異，無損於(yu) 時，謂若預言水旱之類”，[xvi]處罰為(wei) 杖一百。私有妖書(shu) 罪的構成要件為(wei) “私有妖書(shu) ”，據律疏，“謂前人舊作，衷私相傳(chuan) ，非己所製，雖不行用，仍徒二年。其妖書(shu) 言理無害於(yu) 時者，杖六十”。[xvii]換言之，此罪不以行用為(wei) 構成要件，私有妖書(shu) 即構成犯罪。劉俊文先生認為(wei) ：“造用妖書(shu) 妖言罪，指製造或傳(chuan) 播妖書(shu) 妖言，用以惑眾(zhong) 之行為(wei) 。妖者，妄誕之意也。凡其書(shu) 其言，假藉怪力鬼神，妄說吉凶，詭議禍福，即是妖書(shu) 妖言”。[xviii]此說當為(wei) 中的之論。錢大群先生則認為(wei) ，“此條懲治編造祅書(shu) 、祅言及傳(chuan) 用惑眾(zhong) 之犯罪，旨在用重刑防治利用語言文字進行反逆活動。實際上是夠不上反、逆、叛罪，不利於(yu) 皇帝一姓統治秩序的語言文字傳(chuan) 播，都可謂‘祅書(shu) 祅言’”。[xix]此說與(yu) 劉俊文先生的觀點並無實質分歧，但範圍似嫌過大。據《唐律疏議》“賊盜律”“謀反大逆”條，“若自述休征，假託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chuan) 惑眾(zhong) 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cong) 祅法”。[xx]而所謂“祅法”即“造妖書(shu) 妖言”罪，與(yu) “大逆”、“謀叛”關(guan) 係不大。謀反為(wei) “謀危社稷”，謀大逆為(wei) “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即謀反罪是指“預謀反對皇帝、奪取帝位之行為(wei) ”，而謀大逆是指“預謀破壞皇家祖廟、陵寢與(yu) 宮殿之行為(wei) ”。[xxi]簡言之，危及社稷的言論與(yu) 書(shu) 籍即為(wei) 妖書(shu) 妖言。

《唐律疏議》與(yu) 《宋刑統》所不同者在於(yu) 後者附唐開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後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和後周顯德五年七月七日三條敕。唐開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敕載：“蠹政之深，左道為(wei) 甚，所以先王設教，犯者必誅，去其害群，蓋非獲已。自今以後，輒有託稱佛法，因肆妖言，妄談休咎，專(zhuan) 行誑惑，諸如此類，法實難容。宜令所在長官，嚴(yan) 加捉搦，仍委禦史台及本道采訪使糾察。如有此色，推勘得實，必無冤濫者，其頭首宜令集眾(zhong) ，先決(jue) 一百，自餘(yu) 徒侶(lv) 等，各決(jue) 六十，然後錄奏。其所由州、縣長官及專(zhuan) 知官不能覺察者，亦具名聞奏。”後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規定，“或僧俗不辯，或男女混雜，合黨(dang) 連群，夜聚曉散，托宣教於(yu) 法會(hui) ，潛恣縱於(yu) 淫風，若不去除，實為(wei) 弊惡。此後委所在州、府、縣、鎮及地界所由巡司，節級嚴(yan) 加壁刺，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尋，據關(guan) 連徒黨(dang) ，並決(jue) 重杖處死。”後周顯德五年七月七日敕規定：“今後捉獲此色人，其頭首及徒黨(dang) 中豪強者，並決(jue) 殺；餘(yu) 者減等科罪。如是情涉不順者，準前敕處分。其有妖書(shu) 者，所在焚燒”。[xxii]唐開元二十八年敕和後周顯德五年敕規製的內(nei) 容與(yu) 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關(guan) 聯度較強，可以視為(wei) 律的補充與(yu) 修正，即所謂“隨時損益”。而後周天成二年敕則有“僧俗不辯”、“男女混雜”、“夜聚曉散”等語，較之律條，可謂判然有別。“造妖書(shu) 妖言”的刑罰鋒芒指向今日所謂的言論，而後周天成二年的敕則由言論轉向宗教、社會(hui) 組織與(yu) 活動。從(cong) 言論轉向宗教與(yu) 社會(hui) 組織，顯然，“造妖書(shu) 妖言”罪的規製範圍趨於(yu) 擴大。

二、宋代敕中的“傳(chuan) 習(xi) 妖教”

“傳(chuan) 習(xi) 妖教”罪集中在皇帝發布的敕中。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夜聚為(wei) 妖等十二條，悉減從(cong) 輕”。[xxiii]仁宗景祐二年，“禁益、梓、夔、利路民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徒中能自糾擿，及他人告者，皆賞錢三萬(wan) ”。[xxiv]此後出現“傳(chuan) 習(xi) 妖教”，而這一罪名往往和“夜聚曉散”並稱。慶曆八年三月四日，詔：“諸傳(chuan) 習(xi) 妖教，非情設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繼而言，“初，王則之亂(luan) ，州郡大索妖黨(dang) ，被係者不可勝數。帝恐濫及良民而寬之”。[xxv]神宗熙寧三年，“中書(shu) 言，司農(nong) 寺定幾縣保甲條製……傳(chuan) 習(xi) 妖教……論如伍保律”。[xxvi]神宗元豐(feng) 八年，“傳(chuan) 習(xi) 妖教……依法配行”。[xxvii]哲宗元祐七年，“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者，欲令州縣以斷罪告賞全條於(yu) 要以曉示，監司每季舉(ju) 行”。[xxviii]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言：“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者，欲令州縣以斷罪、告賞全條於(yu) 要會(hui) 處曉石，監司每季舉(ju) 行。”[xxix]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日，信陽軍(jun) 言：“契勘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及集經社、香會(hui) 之人，若與(yu) 男女雜處，自合依條斷遣外，若偶有婦女雜處者，即未有專(zhuan) 法。乞委監司，每季一行州縣覺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xxx]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詔：“諸路提刑司常行覺察夜聚曉散徒眾(zhong) 及督責，仍每年具部內(nei) 委無夜聚曉散徒眾(zhong) 申尚書(shu) 省。”[xxxi]政和四年八月三十日，詔：“河北州縣傳(chuan) 習(xi) 妖教甚多，雖加之重辟，終不悛革。聞別有經文，互相傳(chuan) 習(xi) 鼓惑致此，雖非大文，圖讖之書(shu) ，亦宜立法禁。仰所收之家，經州縣投納，守令類聚繳申尚書(shu) 省。或有印板石刻，並行追取，當官棄毀。應有似不根經文，非藏經所載，準此。”[xxxii]在上述敕中，均用“妖教”一語，“傳(chuan) 習(xi) 妖教”多與(yu) “夜聚曉散”連用。敕中的“傳(chuan) 習(xi) 妖教”罪與(yu) 《宋刑統》中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有明顯的不同，而與(yu) 五代時的敕所規製的行為(wei) 接近。換言之，從(cong) 五代到北宋，“妖書(shu) 妖言”演變為(wei) “妖教”，言論轉變為(wei) 民間宗教，敕中的“傳(chuan) 習(xi) 妖教”罪溢出了律條中的“造妖書(shu) 妖言”罪。

三、宋代敕中的“吃菜事魔”

“吃菜事魔”罪不見於(yu) 律條而見諸敕。宣和三年閏五月七日，尚書(shu) 省言：“契勘江浙吃菜事魔之徒，習(xi) 以成風。自來雖有禁止傳(chuan) 習(xi) 妖教刑賞，既無止絕吃菜事魔之文，即州縣監司不為(wei) 禁止，民間無由告捕，遂致事魔之人，聚眾(zhong) 山穀，一日竊發，倍費經量。若不重立禁約，即難以止絕，乞修立條”。[xxxiii]這條敕顯示出“傳(chuan) 習(xi) 妖教”罪不能涵蓋“吃菜事魔”罪，其時，二者存在區別。

宣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詔：“諸路事魔聚眾(zhong) 燒香等人所習(xi) 經文，令尚書(shu) 省取索名件，嚴(yan) 立法禁，行下諸處焚毀。令刑部遍下諸路州軍(jun) ，多出文榜，於(yu) 州縣城郭鄉(xiang) 村要會(hui) 處分別曉諭。應有逐件經文等，限令來指揮到一季內(nei) ，於(yu) 所在州縣首納。除《二宗經》外，並焚毀。限滿不首，杖一百，本條私有重罪者，自從(cong) 重，仍仰州縣嚴(yan) 切覺察施行。及仰刑部、大理寺，今後諸處申奏案內(nei) 如有非《道釋藏》內(nei) 所有經文等，除已追取到聲說下本處焚毀外，仍具名件行下諸路照會(hui) ，出榜曉諭人戶，依今來日限約束首納，焚毀施行。”[xxxiv]紹興(xing) 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宣和間，溫、台村民多學妖法，號吃菜事魔。鼓惑眾(zhong) 聽，刦持州縣。朝廷遣兵蕩平之後，專(zhuan) 立禁法，非不嚴(yan) 切。訪聞日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稱，結集社會(hui) ，或名白衣禮佛會(hui) ，及假天兵，號迎神會(hui) 。千百成群，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州縣坐視，全部覺察。”隨即“詔令浙東(dong) 帥憲司，溫、台州守臣疾速措置收捉，為(wei) 首鼓眾(zhong) 之人依條斷遣。今後遵依見行條法，各先具已措置事狀以聞”。[xxxv]在紹興(xing) 二年敕中，“傳(chuan) 習(xi) 妖教”“夜聚曉散”與(yu) “吃菜事魔”合流為(wei) 一類犯罪，對二者不同的強調淡化。紹興(xing) 三年四月十五日，“申嚴(yan) 收捕徽、嚴(yan) 、衢州傳(chuan) 受魔法人。”[xxxvi]次年即紹興(xing) 四年五月四日，“詔令諸路措置禁止吃菜事魔”。[xxxvii]紹興(xing) 六年六月八日，詔：“結集立願、斷絕飲酒，為(wei) 首人徒二年，鄰州編管，從(cong) 者減二等。並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巡尉、廂耆、巡察人並鄰保失覺察，杖一百。”[xxxviii]紹興(xing) 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禁東(dong) 南民喫菜有妄立名稱之人，罪賞並依事魔條法”。[xxxix]紹興(xing) 九年七月八日，以臣僚言喫菜事魔立法太重，刑部遂立：“非傳(chuan) 習(xi) 妖教，除了為(wei) 首者依條處斷，其非徒侶(lv) 而被誑誘不曾傳(chuan) 受他人者，各杖一百斷罪。”[xl]在這條敕中，“吃菜事魔”與(yu) “傳(chuan) 習(xi) 妖教”似乎已經沒有區別了，準確地說，是前者化歸為(wei) 後者，即“吃菜事魔”成為(wei) “傳(chuan) 習(xi) 妖教”之一種。

紹興(xing) 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尚書(shu) 省檢會(hui) 《紹興(xing) 》敕，諸吃菜事魔或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者絞，從(cong) 者配三千裏，婦人千裏編管。托幻變術者減一等，皆配千裏，婦人五百裏編管，情涉不順者絞。以上不下以赦降原減。情理重者奏裁，非傳(chuan) 習(xi) 妖教流三千裏。許人捕至死財產(chan) 備賞，有餘(yu) 沒官。其本非徒侶(lv) 而被誑誘不曾傳(chuan) 習(xi) 他人者，各減二等。又《紹興(xing) 》九年七月八日，刑部看詳臣僚劄子，吃菜事魔本非徒侶(lv) 而被誑誘不曾傳(chuan) 習(xi) 他人者各徒二年半，委是立法太重，請各杖一百斷罪。詔依《紹興(xing) 》敕斷罪，其《紹興(xing) 》九年七月八日指揮更不施行”。[xli]紹興(xing) 十一年敕又稱“吃菜事魔”條法。該敕對於(yu) “吃菜事魔”和“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的處罰相同。第二年即紹興(xing) 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詔：“吃菜事魔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情涉不順者，及非傳(chuan) 習(xi) 妖教止吃菜事魔，並許諸色人或徒中告首，獲者依諸色人推賞，其本罪並同原首。自今指揮下日，令州縣多出印榜曉諭，限兩(liang) 月出首，依法原罪。限滿不首，許諸色人告如前。及令州縣每季檢舉(ju) ，於(yu) 要會(hui) 處置立粉壁，大字書(shu) 寫(xie) ，仍令提刑司責據州縣有無吃菜事魔人，月具奏聞。”[xlii]在這條詔中，“吃菜事魔、夜聚曉散、傳(chuan) 習(xi) 妖教”連為(wei) 一體(ti) ，成為(wei) “傳(chuan) 習(xi) 妖教”罪的完成表述。

紹興(xing) 十五年二月四日，上曰：“近聞軍(jun) 中亦時有喫菜者，若此輩多食素，則俸給有餘(yu) ，卻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論與(yu) 諸處統兵官，嚴(yan) 行禁戢。”隨即“降旨行下”。[xliii]紹興(xing) 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詔：“申嚴(yan) 喫菜事魔罪賞，仰提刑司督切檢察，須管每月申奏，務在恪意奉行。”[xliv]紹興(xing) 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知太平州周葵言，乞禁師公勸人食素”。刑部看詳：“吃菜事魔，皆有斷罪、告賞，前後詳備。準紹興(xing) 六年六月八日，係結集立願、斷絕飲酒。今來所申為(wei) 師公勸人食素，未有夜聚曉散之事。除為(wei) 首師公立願、斷酒，依上條斷罪追賞外，欲今後若有似此違犯，同時捕獲之人，將為(wei) 首人從(cong) 徒二年斷罪，鄰州編管，仍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其被勸誘為(wei) 從(cong) 之人，並從(cong) 杖一百。如徒中自告，免罪追賞。”[xlv]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愚民吃菜事魔，夜聚曉散，非僧道而輒置庵寮，非親(qin) 戚而男女雜處。所在廟宇之盛，輒以社會(hui) 為(wei) 名，百十為(wei) 群，張旗鳴鑼，或執器刃橫行郊野間。此幾於(yu) 假鬼神以疑眾(zhong) ，皆王製所當禁。”[xlvi]慶元四年，九月一日，臣僚言：“浙右有所謂道民，實吃菜事魔之流，而竊自托於(yu) 佛老以掩物議，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輒於(yu) 編戶之外別為(wei) 一族。奸淫汙穢，甚於(yu) 常人，而以屏妻孥、斷葷酒為(wei) 戒法。貪冒貨賄甚於(yu) 常人，而以建祠廟、修橋梁為(wei) 功行。一鄉(xiang) 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為(wei) 結集，曰燒香，曰燃燈，曰設齋，曰誦經。千百為(wei) 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興(xing) 動功役，夤緣名色，斂率民財，陵駕善良，橫行村疃間。有鬥訟則合謀並力，共出金錢，厚賂胥吏，必勝乃已。每遇營造，陰相部勒，嘯呼所及，跨縣連州。工匠役徒悉出其黨(dang) ，什器資糧隨即備具。人徒見其一切辦事之可喜，而不張惶聲勢之可慮也。及今不圖，後將若何？乞行下浙西諸郡，今後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稱道民，結集徒黨(dang) 。嚴(yan) 切曉諭，各令四散著業(ye) 。如敢違戾，將為(wei) 首人決(jue) 配遠惡州軍(jun) ，徒黨(dang) 編管。務要消散異類，使複齒於(yu) 平民，以推廣陛下抑誕怪、暢皇極之意。”[xlvii]由此可知，在慶元四年，“吃菜事魔”已經盛行。嘉泰元年六月十三日，臣僚言：“比年以來，有所謂白衣道者，聲瞽愚俗，看經念佛，雜混男女，夜聚曉散，相率成風，呼吸之間，千百回應。江浙至今為(wei) 盛，閩又次之。臣恐此風濅長，日甚一日，其患有出於(yu) 意料之外者。乞申飭有司，必舉(ju) 而行，以正風俗。不許私創庵舍。”“詔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條具聞奏。既而又詔諸路監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出榜曉諭，限半月許令本州自陳，給據付主庵人收執。如出限不自陳及再有創置之人，告受支給賞錢一千貫，先以官錢代支，卻與(yu) 犯人名下追納。其庵舍產(chan) 業(ye) 盡行籍沒入官，候出給公據足日，逐州置籍申監司類聚施行。”[xlviii]嘉定二年七月四日，權知漳州薛揚祖又言：“古有四民，舍士、農(nong) 、工、商之外無他業(ye) 。自佛法流入中國，民俗趨之，而南方尤盛。有如漳郡之民，不假度牒，以奉佛為(wei) 名，私置庵寮者，其弊抑甚。男子則稱為(wei) “白衣道者”，女子則號曰女道。男女失時，不婚不嫁，竊修道之名，濟奸私之行。乞嚴(yan) 切禁戢，應非度牒披剃之人，並係各歸本業(ye) 。”[xlix]不難發現，此時諸如“道民”、“白衣道”等宗教名目繁多，“吃菜事魔”已經不再是“妖教”的特征，但其“非僧非道”，不在官方認定的信仰係統之中，故而被視為(wei) “妖教”。

自北宋初期到南宋中晚期，百餘(yu) 年間，《宋刑統》中的“妖書(shu) 妖言”罪毫無變化，而敕詔中的“傳(chuan) 習(xi) 妖教”罪則自“傳(chuan) 習(xi) 妖教、夜聚曉散”轉變為(wei) “吃菜事魔”，進而演變為(wei) “傳(chuan) 習(xi) 妖教、夜聚曉散”與(yu) “吃菜事魔”的合流，而這類犯罪的表述隨之擴展為(wei) “吃菜事魔、傳(chuan) 習(xi) 妖教、夜聚曉散”。從(cong) 敕詔中可以看出，宋代社會(hui) 中出現三種行為(wei) 中的任何一種即構成“傳(chuan) 習(xi) 妖教”罪。而所謂“吃菜事魔”被視為(wei) “妖教”或“妖法”。敕中的“傳(chuan) 習(xi) 妖教”是《宋刑統》“妖書(shu) 妖言”罪的擴張，而這種擴張應該置於(yu) 社會(hui) 變遷的背景下解釋。由五代到宋，尤其是南宋，民間宗教蜂起，而種種民間信仰被官府視為(wei) 肘腋之患，屢加禁止，用刑嚴(yan) 酷卻愈禁不止。換言之，社會(hui) 變遷，律條因不做改動而滯後，皇帝以敕應對，立法頻繁，社會(hui) 變遷引發敕的擴張。雖然敕中規製的對象由言論擴張到民間宗教，但用刑的極致限於(yu) 絞刑，沒有突破律文的刑罰。

四、士大夫對妖教案件的處理

（一）對主犯、從(cong) 犯的處罰

對於(yu) 妖教的司法處理，最為(wei) 詳盡的是《名公書(shu) 判清明集》中的兩(liang) 道判詞。雖然士大夫的知識結構中沒有現代刑法理論中的主犯、從(cong) 犯等概念，但這不影響他們(men) 對犯罪人作出類似主犯、從(cong) 犯的區分。蔡杭在《蓮堂傳(chuan) 習(xi) 妖教》中明確區分首從(cong) ，而處罰輕重隨之不同。“張大用係為(wei) 首人，決(jue) 脊杖五十，刺麵，配二千裏州軍(jun) 牢城，照條不以赦原。劉萬(wan) 六係次為(wei) 首人，決(jue) 杖三十，不刺麵，配一千裏州軍(jun) 牢城。李六二僭稱大公，丁慶二僭稱主簿，並勘杖一百，編管鄰州，差官録問訖，押赴本司斷。夏道主乃敢於(yu) 靈芝門外聚集，免根究，帖縣逐出州界。”[l]在這一案件中，張大用為(wei) “首人”，蔡杭對其處以刺配，最為(wei) 嚴(yan) 厲。劉萬(wan) 六“係次為(wei) 首人”，處罰“不刺麵”，“配一千裏州軍(jun) 牢城”。借用現代刑法概念，“首人”和“係次為(wei) 首人”即主犯，故從(cong) 重處罰。李六二、丁慶二“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處以杖刑，附加編管，交由鄰州地方官吏約束。夏道主“免根究”，“逐出州界”，即免予刑事處罰，但不允許在犯罪地的州活動，類似於(yu) 今日的“逐出出境”。顯然，在蔡杭看來，李六二、丁慶二、夏道主三人不是首惡，作為(wei) 從(cong) 犯，蔡杭依據其犯罪情節的不同處以不同輕重的處罰。吳勢卿在《痛治傳(chuan) 習(xi) 魔教等人》在犯罪人也有主從(cong) 的區分：“道主祝千五決(jue) 脊杖十二，刺配五百裏；祝千二、十三、仇百十四各杖一百，編管鄰州。阿毛杖六十，以為(wei) 婦人無知者之戒。”[li]道主祝千五“決(jue) 脊杖十二，刺配五百裏”，即處以杖刑，並刺配。祝千二、十三、仇百十“四各杖一百，編管鄰州”，即處以杖刑，附加編管。阿毛“杖六十”，僅(jin) 科以杖。雖然吳勢卿沒有在判詞中明確寫(xie) 明犯罪人的主從(cong) 關(guan) 係，但是從(cong) 處刑的輕重上可以明顯看出主從(cong) 的不同。“道主”一詞固然不知何解，但約略可知祝千五為(wei) 案件的領導者即主犯，祝千二、十三、仇百十三人處罰較輕，當為(wei) 從(cong) 犯。阿毛值得關(guan) 注，她顯然為(wei) 從(cong) 犯，吳勢卿對她僅(jin) 僅(jin) “杖六十”。科刑不重的原因是阿毛為(wei) 女性，而科刑的意義(yi) 不在於(yu) 懲罰，而是威懾與(yu) 訓誡，“以為(wei) 婦人無知者之戒”，令女性知曉其雖無知，但信仰妖教也會(hui) 觸犯刑律。此處也可以理解為(wei) 吳勢卿作為(wei) 進士出身的士大夫，對女性的寬宥，並沒有一味地濫用刑罰。

綜上可知，士大夫對妖教案件中的犯罪人予以區分，處以不同的刑罰，而對犯罪人的刑事處罰，可以看到對敕援引，並非枉法裁斷。[lii]

（二）對妖教案件中一般信徒的處分

士大夫對妖教案中的犯罪人均處以刑罰，但對一般信徒的處分則頗耐人尋味。蔡杭的《蓮堂傳(chuan) 習(xi) 妖教》中，“張五十、李道免根究，日下改業(ye) ”。張五十、李道免除追究，即免予刑事處罰，但令其“改業(ye) ”，不再信奉妖教，另謀正當職業(ye) 。顯然，蔡杭並非簡單地作出處分，而是考慮張五十、李道在案結事了之後的出路，免得以後再次信奉妖教。此外，“其會(hui) 下說誘脅從(cong) 之徒，初非本心，亦非素習(xi) ，無問已追到未追到，已供攤未供攤等人，並免坐罪，更不追喚，仰日下改棄邪習(xi) ，仍為(wei) 良民，歸事父母，供養(yang) 祖先，以保身體(ti) ，以保妻子，以保生理，如再敢聚集，定行追斷。”蔡杭將一般信徒視為(wei) “說誘脅從(cong) 之徒，初非本心，亦非素習(xi) ”，既然被迷惑，並非真實意願，也不是素來的惡習(xi) ，那麽(me) ，“改棄邪習(xi) ，仍為(wei) 良民”。更為(wei) 重要的是，“歸事父母，供養(yang) 祖先，以保身體(ti) ，以保妻子”，蔡杭強調改邪歸正之後，信徒對家庭親(qin) 情、倫(lun) 理的重視。這可以視為(wei) 蔡杭對被妖教摧毀的儒家倫(lun) 常的挽救的努力。諄諄告誡之後，蔡杭嚴(yan) 厲訓誡，“如再敢聚集，定行追斷”，如果再次信奉妖教，“夜聚曉散，男女混雜”，則要予以追究。吳勢卿在《痛治傳(chuan) 習(xi) 魔教等人》中對一般信徒也作出處分，“阿何責付其兄別嫁”。顯然，阿何為(wei) 女性，吳勢卿判令阿何的兄長為(wei) 阿何婚嫁，以此使阿何過上符合儒家理想的女性生活，而不再信仰妖教，久住庵舍。

綜上，士大夫對於(yu) 一般信徒免予刑事處罰，但責令其改邪歸正，回歸儒家理想中的家庭秩序，以此維護遭受妖教衝(chong) 擊的儒家倫(lun) 常。

（三）對妖教案件中廟宇的處置

在對人處理之後，士大夫對妖教案件中廟宇也有處置。蔡杭的《蓮堂傳(chuan) 習(xi) 妖教》曰：“所有上件三處懺堂，帖縣改作為(wei) 民祈雨暘去處，並從(cong) 側(ce) 近寺院差行者看守”。妖教的道場改為(wei) 祈雨的場所，並由附近寺院的僧人看守。同一建築的功能轉化，折射出蔡杭並非簡單、粗暴地拆除魔教的建築物，而是予以保留，改做符合政府期待的場所，“變廢為(wei) 寶”。

吳勢卿的處理與(yu) 蔡杭相似，在《痛治傳(chuan) 習(xi) 魔教等人》中，“私庵毀拆，如祝千二、十三、祝百一庵舍或有係墳庵，因而置立，則去其像；或有係神廟，因而會(hui) 眾(zhong) ，則問其所事，若血食之神勿去，如或否，則係素食之神，不礙祀典者，移其神於(yu) 寺舍，而去其廟”。即私自創設的庵舍予以拆毀，但“祝千二、十三、祝百一庵舍或有係墳庵”，即設於(yu) 墓地的廟庵移除妖教信奉的神像。對於(yu) 神像，也有區分，為(wei) 政府許可的神像予以保留，否則即移除。可見不管是廟宇還是神像，士大夫的處置都較為(wei) 細微，而非拆除了事。

五、儒家信仰係統的危機與(yu) 士大夫衛道的努力

從(cong) 上文提及的敕中可以看到，兩(liang) 宋之間的民間宗教足以讓官府擔憂甚至恐懼。宋室崇儒，廟堂之上視經學為(wei) 立國之本，然而在民間，民眾(zhong) 崇敬的多是“左道”“妖教”，儒家信仰失去官府期待的吸引力。這一巨大的變化對有強烈而深沉的“淑世”的情懷的士大夫而言，可謂“世變”。[liii]士大夫在處理違背儒家信仰的宗教案件時的做法，頗耐人尋味。蔡杭的《蓮堂傳(chuan) 習(xi) 妖教》寫(xie) 道：“甚至撰為(wei) 魔術，陰設奸謀，疾病不得服藥，祖先不得奉祀，道人於(yu) 不孝，陷人於(yu) 罪戾”。妖教的信徒得病時不服藥，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不祭祀祖先，不遵行孝道，這是儒家倫(lun) 常的極大挑戰。吳勢卿的《痛治傳(chuan) 習(xi) 魔教等人》也有擔憂，“若不掃除，則女不從(cong) 父從(cong) 夫而從(cong) 妖，生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滅天理，絶人倫(lun) ，究其極則不至於(yu) 黃巾不止”。如若不對妖教嚴(yan) 加懲治，那麽(me) ，信奉妖教的信徒不事父母，不遵孝道，天理人倫(lun) 滅絕，其禍害不再黃巾之亂(luan) 之下。黃巾之亂(luan) 遠在“去古未遠”的漢代，而更為(wei) 現實而直接的教訓則是北宋徽宗朝擎起宗教大旗而起事反抗官府的方臘，而類似事件在兩(liang) 宋期間屢禁不止，士大夫的警惕在判詞中顯露無疑。

蔡杭為(wei) 朱熹最得意的弟子蔡元定之孫，朱子門人，理學明公。據柳立言先生考證，蔡杭治喪(sang) 時，“毋得用浮屠法”，[liv]“有點惡佛的傾(qing) 向”。[lv]他曾直言，“信乎！作邑之不可無儒者也”，[lvi]可見其對儒家信仰維護的強烈使命感。吳勢卿是否信奉理學不可知，但從(cong) 判詞中可以明顯看到他的態度。從(cong) 他們(men) 對妖教案件的處理可見南宋士大夫在平息案件，恢複社會(hui) 秩序的同時，對儒家理想和信仰的挽救的努力。有學者認為(wei) ，南宋非儒化和社會(hui) 的功利傾(qing) 向明顯，舊的價(jia) 值係統瀕臨(lin) 崩潰，“一批較清醒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深懷戒懼”，均有“淳化風俗、恢複倫(lun) 常秩序的要求”，“維護家國、君父、忠孝相熔的儒家傳(chuan) 統”，是“名公”的共識。[lvii]的確，不管這些“名公”是否具有司法使命感，[lviii]但是他們(men) 的確在判決(jue) 中不忘甚至動輒搬出儒家倫(lun) 常，這種近乎本能的宣告、勸諭表露出他們(men) 極為(wei) 憂慮近乎崩潰的儒家理想秩序的現實，並盡力挽救。更為(wei) 重要的是，士大夫的“衛道”以法律為(wei) 手段，刑罰與(yu) 教化並用，可謂衛道有術。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士大夫的努力終究不能挽回社會(hui) 變遷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