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辱傷(shang) 人，理應無罪；司法改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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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人於(yu) 歡，於(yu) 2016年4月14日，因目睹其母遭受過分淩辱而傷(shang) 人致死。近日，聊城地方法院判決(jue) 其無期徒刑。此案甫一傳(chuan) 出，幾乎閱者嘩然，批評判決(jue) 不當而為(wei) 於(yu) 歡呼籲者，儼(yan) 然已成為(wei) 輿論主流。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依據報道，考察案情，原不複雜：於(yu) 母蘇某，向人借貸，因無力清償(chang) ，遭暴力催債(zhai) ，逆受11人之摧折侮辱一小時餘(yu) 。

死者杜某，更為(wei) 渠魁，竟在於(yu) 歡眼前，以極其下流之手段，對於(yu) 母施以侮辱。於(yu) 歡男兒(er) ，不堪其辱，憤而反抗，持水果刀，亂(luan) 刺施暴之徒。四人受傷(shang) ，其中杜某自駕就醫，中途死亡。

照說，欠債(zhai) 還錢，殺人償(chang) 命，理所當然。然而麵對無期判決(jue) ，舉(ju) 國之民情輿論，近乎嘩然而不肯接受，為(wei) 何？因為(wei) 它悖逆了最起碼之人倫(lun) 常情。

古今中外，大凡善良法製，必以人情倫(lun) 理為(wei) 其重要基礎；至於(yu) 悖逆人倫(lun) 而強恃法律，則自來為(wei) 治國者之大忌。對此要點，深受儒家思想浸潤之傳(chuan) 統中華法係，不但有特別之注意，而且有高明之處置。

以複仇為(wei) 例，實為(wei) 人類文明之普遍現象。而吾國自秦漢以下，曆朝律典之明文，大率皆禁止複仇，而於(yu) 行法之時，尤其在司法運作中，又根據具體(ti) 案情而予以相對緩和，甚至於(yu) 有所鼓勵。之所以禁止複仇，其理由在於(yu) 家國天下之和平秩序必須維護；之所以鼓勵複仇，其理由在於(yu) 天生自然之人情倫(lun) 理不可悖逆。

每有複仇類案件發生，必在國法與(yu) 人情之間，發生各種較量，為(wei) 防止社會(hui) 撕裂，傳(chuan) 統文化又有天理一目為(wei) 之折衝(chong) 。

三元之間，既離且濟，構成傳(chuan) 統中國法政世界“天理－國法－人情”之基本結構。凡遭遇人倫(lun) 案件，曆代名公皆在此三元結構中，予以權衡妥當，必求本於(yu) 天理，順於(yu) 人情，合於(yu) 國法，而完成良好之裁判，而所謂合於(yu) 國法者，又往往以不違為(wei) 準則。此間實蘊含有治國理民之大智慧，亦為(wei) 傳(chuan) 統民本法學之精義(yi) 所在。至於(yu) 極端情況，則傳(chuan) 統名公之做法，寧可失於(yu) 一時一處之國法，而不可悖逆普遍高懸之天理，與(yu) 夫永久長存之人情，實乃更為(wei) 可敬可佩。

論語有言：孝悌為(wei) 仁之本。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著眼處，皆在於(yu) 孝悌具有建構良好秩序之巨大能力。孔子作《春秋》而榮複仇，與(yu) 此要點，似為(wei) 逆行實則同歸。

然而，晚近之百數十以來，天理滌蕩，人情澆離，國法囂張，思之令人悲從(cong) 衷來。三元如此，而欲和合天下，治理國家，不亦難乎？念往年之夏俊峰案、範木根案、賈敬龍案等，若於(yu) “天理－國法－人情”之三元結構中加以裁量，則斷不致於(yu) 逆乎人情而刻薄寡恩，而其判決(jue) 亦必然可為(wei) 大眾(zhong) 所普遍接受，進而建立更高之司法公信力。

惜乎！三元結構之不存也！而今於(yu) 歡一案，生母在眼前受辱，又無公權可援救濟，方此之時，若不舉(ju) 刀而刺，於(yu) 歡不獨不可以再為(wei) 人子，亦不可以繼續為(wei) 人也。此實為(wei) 古今人情之至大，於(yu) 此情境，當政不可不慎。

故而，就其眼前而言，於(yu) 歡傷(shang) 人，出於(yu) 人情至善，理有必然，無可厚非。法律對於(yu) 傷(shang) 人害命，雖有一般禁令，然而對於(yu) 此一特別案例，則不宜將其作歸罪處置，即或歸罪，亦必當輕刑。如今之判，自長遠考慮，必定得不償(chang) 失。

況且，傷(shang) 者死者之四人，或受傷(shang) 或致死，皆有自己之重大過錯在先，更不可主要歸罪於(yu) 歡。母辱傷(shang) 人，雖終致死，理應無罪；民事糾紛，國法可依，另當別論。另一麵，就其長遠而言，借文化複興(xing) 之大勢，吸收傳(chuan) 統智慧而介入司法改革，可謂勢在必行者也，若能在更高基礎上，重建“天理－國法－人情”之良好司法結構，則更是造福當代，遺惠子孫，善莫大焉者也。

（時亮 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