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丘嶽首

一個半世紀前，在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馬克思發現了「剩餘價值的秘密」並把它看作人類高尚本性異化的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製度作為人產生出來的客體反過來主宰了作為主體的人。在這種不人道、不合理的私有製下，資本沾滿人的鮮血，人變得渾身「銅臭味」。人的勞動非但不能給自己帶來自由，反而給自己戴上鎖鏈。由此，馬克思認定，隻要消滅私有製，消除人的異化，人美好的「類本性」就可以回歸，一個每個人「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放牧、晚飯後從事批判」的充分自由的人類共同體就可以實現。

半個多世紀前，在延安窯洞，毛澤東奮筆書寫《為人民服務》時，人類善惡合一的自然屬性就已經在他心中被「詩化」為他後來的詩句所描述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盡管詩人毛澤東有時也意識到「一個人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在他強奪政權後還是決意開展了一場場改造思想人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對中國人輪番進行強製性的「整風」、「洗腦」、「鬥私批修」、「文化和靈魂深處的大革命」。毛澤東深信，隻要定期來一次這樣的運動，「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雷鋒式「風流人物」就可數遍「今朝」。

2003年6月，在貴州陽明山下「陽明精舍」最高規格接待來訪者的「俟聖堂」內，康曉光與蔣慶先生促膝長談後，遙望古老的星空，發「思古之幽情」，心中升騰起對聖人行「仁政」統治「凡人」美妙社會的無限憧憬。[注]兩位「大儒」盡管也明了人既能行善又能為惡，卻走火入魔深信儒學所說的經由「修心」、「教化」，「人皆可以為聖賢」。於是，兩位攜手分工準備大幹--建立仁政「儒士共同體專政」。一位著力於強製「凡人」特別是兒童讀經的基礎工作，鼓吹「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 「對兒童來說，經典的學習必須進行某種強製，家長老師的嚴厲要求與督促就是強製。用中國的話來說，經典的學習不能讓學生‘放羊’，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就是讓學生‘放羊’。」（蔣慶《讀經與中華文化的複興》）另一位致力於遊說當局推行「仁政」的高層運作，宣揚「看一看中國曆史就知道了，當政統符合道統的時候，政治就穩定，當政統背離道統的時候，政治就不穩定。也就是說，隻要統治者行仁政，就會天下太平，隻要他們行暴政，就會天下大亂。而儒士也有兩種身份，當政統符合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支持者，當政統背離道統時，他們是政權的批評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僅僅是維護穩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換代的革命力量，當然也是複興道統，重建政統的核心力量。我認為，這些思想和原則並沒有過時，它們依然可以指導我們今天和未來的政治實踐。」（康曉光《我為什麽主張「儒化》」一時間，「讀經」和「儒化論」在中國掀起軒然大波。

無論馬克思幻覺中的「共產主義天堂」，毛澤東詩意中的「六億神州盡舜堯」和康曉光、蔣慶先生憧憬中的「人皆可以為聖賢」如何千差萬別，三者中明顯的共同之處是：對於人性善的過高期待和對於「教化」功用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前兩位「偉人」的幻想已分別被一個和半個世紀的失敗的實踐試驗擊碎，後兩位「準聖人」的憧憬在筆者看來也難逃「落葉蕭蕭下」的結局。

縱觀上一個世紀的曆史風雲，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特別是前蘇聯的實踐給人類留下了可怕的集體記憶。最早識破列寧「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高出一百倍」的霸權話語、看清斯大林「大清洗」異見人士的殘暴麵目的中國人，恰恰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先生。一九四零年陳獨秀「根據蘇俄經驗二十年，深思熟慮了七八年」在病中給友人的信寫道：「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隻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 （陳獨秀《給連根的信》、《給西流的信》轉自胡適《<陳獨秀最後的見解>序言》）

毛澤東浪漫主義人性觀指導的中國群眾運動也讓中國人看到了滿目的瘡痍。本來，如果毛澤東真信人性本善，那根本就犯不著由他來發起「與人鬥」的革命，但詩人浪漫的氣質和革命家鐵的意誌使他自信具有造就「遍地英雄」的超人能力。周期性及強製性的「思想改造」運動過後，「張思德」、「雷鋒」、「舜堯」不但沒有大批量產生，呈現於神州大地的反而是遍野的「饑民」、「子民」和「暴民」，這就是清醒時的康曉光先生也認識到的毛澤東「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結出的苦果。厭惡這種浪漫主義人性觀並對之進行最有力反撥的，便是在毛澤東手上「三起三落」的政治強人鄧小平先生。正因為有鄧小平先生對人的自然屬性、天性較為清醒的認知，中國才終於步履蹣跚的走上務實的市場經濟道路（ 鄧小平先生的「過」另當別論。）

至於儒學，其人性觀在中國已有二千年的影響。無論蔣慶、康曉光先生如何神化儒學（認為凡人無法理解、進入），也無論「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性本善」的論說在儒教中如何汗牛充棟比比皆是，一個基本的曆史事實是，作為儒學內核的「禮」與「仁」並沒有培育出多少「仁君」和「賢帝」。奪權後的帝王可以仁慈一時，在維護不可挑戰的「王權」、「天理」和挽救搖搖欲墜的王朝時，他們無一不變身為「滅人欲」、「殺勿赦」的屠伯暴君。

心性儒學的「為仁由己」、「成賢成聖」等某些教條於人的道德修養、人格提升不無裨益 。政治儒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等歪理卻一直有效的維護了一朝朝王權專製的壽命，成功的阻擋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與上述諸種人性觀不同，自由主義的人性觀極為低調。自由主義者承認人趨利避害，「天使」「魔鬼」並存的自然屬性，尊重人以正當手段為己謀利和保守自己財產的權利。認為人可能為善，也可能行惡，人的善可以升華，但人的德性、理性、知性均有限度且多是反複無常不可能穩定持久。

基於這樣的人性觀，自由主義者極力主張建構一個能夠防範人的行惡，特別是防範操控公共權力的人行惡的社會政治製度。這種製度有別於其他社會政治製度的明顯特征體現於對人行惡的高度警惕和對公權力會落入惡人之手的極不放心。

自由主義者寧願以「先小人，後君子」的目光小心翼翼的盯著「掌勺者」，同時嚴防公共領域的政府權力越界侵犯私有空間。 你是賢人仁君最好不過，你不是賢人仁君而是「偽君子」、「真小人」，製度也能製約和「揪出」你。

林達《總統是靠不住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書中生動描述了人從「欲有所為」到「欲所欲為」的轉換過程， 描述了尼克鬆總統怎樣麵對嚴密防範權力的法律仍然敢冒「大不韙」允許特工提出「我們自己幹」的旨在對抗傳媒的「管子工」違法計劃。後來人們還知道了另一總統克林頓如何在白宮的繁忙中偷空偷情而被「揪出」。

既然由萬千選民精挑細選出來的掌權人尚且靠不住，難道我們還要輕信康曉光蔣慶先生推給我們的「聖人仁君」，輕信靠「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正名》)的「教化」，輕信靠「節欲」靠「克己」、靠「仁政」就可達「太平盛世」而輕易放棄建構最具實效防範權力的民主政體的努力嗎？

製度強於人，僅僅寄望於掌握政府權力的人「舉善心，加諸彼」 的所謂 「推恩行為」是幼稚可笑的；用「誅無道之君如誅一夫」的警告和道德譴責來勸君「自律」是蒼白無力的；企圖通過「仁政」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使天下「盡仁」、「至善」的構想最終也隻能是危險的「烏托邦」玫瑰夢。

對政製問題的思考奠基於對人自身及其處境的認識，合理的政治製度構築在多種因素合成的基礎之上，人性觀是這一基礎的重要因素之一。認為雅利安人種是優秀種族，而猶太人則是賤民，這一觀念的政治化就曾導出一個納粹極權主義社會。那麽，認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的觀念將要把中國引向何處？

由一班人站在自封的道德高地上，憑借國家權力來「教化」他人，這隻不過是極權統治者對人民大眾進行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奴役的一貫把戲。分析道德教化，人性改造與極權專製主義統治之間的關係，筆者將在下一篇文章展開論述。


[注]：筆者的友人曾應蔣慶之邀赴依山傍水的「陽明精舍」，故得知「精舍」內有各種「堂」「閣」「園」分別接待不同等級的來訪者，2003年6月，蔣慶在最高規格的「俟聖堂」內接待康曉光。 「俟聖園」有對聯曰：山中明月，照我讀麟經，五千年往事胸中翻滾，賴王心斷截，天元正始道在是；林下清風，伴人觀鳥跡，九萬劫洪荒性裏收盡，依聖學安立，知體培根命歸焉。

200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