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察今的 《資治通鑒》

作者：丁萬(wan) 明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四日戊戌

            耶穌2016年1月11日

以史資政第一書(shu)

《資治通鑒》是宋代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及其助手曆時19年編寫(xie) 而成的一部編年體(ti) 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書(shu) “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yu) 事”(《〈資治通鑒〉序(宋神宗)禦製》)，據《詩經》“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之資於(yu) 治道之意，特命名為(wei) 《資治通鑒》。全書(shu) 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來至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個(ge) 王朝共1362年的曆史，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史學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對《資治通鑒》深研細讀，評價(jia) 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wei) 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wei) 之斟酌，而今之興(xing) 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讀通鑒論・卷末敘論二》)就是說：《資治通鑒》從(cong) 前代社稷安危的經驗教訓中，看到憂患得失，由此來安排自己的行為(wei) 以去危存安;從(cong) 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們(men) 斟酌思量，以達到對當下興(xing) 利除害的目的。經驗可以借鑒，教訓也可以成為(wei) 鏡鑒，相似的可以借鑒，不同的也可以作為(wei) 借鑒。所以治理可以借鑒的，就在於(yu) 專(zhuan) 注，而曆史尤為(wei) 值得珍視。

借鑒曆史不僅(jin) 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僅(jin) 要知其所以然，還有進一步深究其何以不然。隻有這樣深究，才可以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把曆史讀活。

司馬光寫(xie) 作《資治通鑒》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他寫(xie) 史的視角聚焦於(yu) “專(zhuan) 取關(guan) 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wei) 法，惡可為(wei) 鑒者”，一部《資治通鑒》，處處以“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為(wei) 歸依指向，因而對後人參政為(wei) 官甚至為(wei) 人處世都極其重要。曆代有作為(wei) 的政治家都對其精研細讀。康乾盛世的締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為(wei) 利，一天下之心為(wei) 心。體(ti) 群臣，子庶民。保邦於(yu) 未安，治亂(luan) 於(yu) 未亂(luan) 。夙夜孜孜，寢寢不遑。寬嚴(yan) 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康熙遺詔》)的施政綱領。這部書(shu) 傳(chuan) 遞的思想都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正能量，沒有離經叛道的奇談怪論。

《資治通鑒》是承載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必讀書(shu) 。然而由於(yu) 編寫(xie) 體(ti) 例的緣故，《資治通鑒》自古以來“號為(wei) 難讀”。在其問世的頭17年裏，隻有一個(ge) 叫王勝之的人通讀了一遍。司馬光曾經對人說：“自吾為(wei) 《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唯王勝之耳”(《宋史卷286·王曙傳(chuan) 》)。盡管難讀，曆代政治家和學者都對其精研細讀。作為(wei) 一代名臣，曾國藩的一生深受《資治通鑒》影響，他認為(wei) 六經之外有七書(shu) (七書(shu) 指《史記》《漢書(shu) 》《莊子》《韓文》《文選》《說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即為(wei) 此七書(shu) 之一。

名分論和才德論

《資治通鑒》的真諦何在?換句話說，司馬光通過《資治通鑒》最想傳(chuan) 達給後世為(wei) 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麽(me) 呢?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禮治文化”為(wei) 中心，以“名份論”和“才德論”為(wei) 基本點。

《資治通鑒》全書(shu) 共有218條史論。為(wei) 了表明自己的曆史見識，司馬光不僅(jin) 引用了前人的史論，而且自己親(qin) 自撰寫(xie) 了其中的119條“臣光曰”。《資治通鑒》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書(shu) 的理論基調。司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職責就是維護禮的神聖性。而恪守禮的關(guan) 鍵在於(yu) 維護名分的合法性。“禮”就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綱常，“分”維護的就是統治的合法性，“名”則是安定政治秩序的關(guan) 鍵。什麽(me) 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稱，“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麽(me) 樣的身份，就隻應享有什麽(me) 樣的待遇。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給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濫用禮;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該享受的，就是僭越用禮。“名分”就是一道無形的藩籬，它告誡社會(hui) 各階層：千萬(wan) 不可超越禮。因為(wei) ，“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wei) 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資治通鑒·周紀》)。概而言之，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維護的是一種差序格局，司馬光認為(wei) “禮”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法寶，禮樂(le) 教化、綱常名分是國家興(xing) 衰成敗的關(guan) 鍵所在。

中華民族從(cong) 周公製禮作樂(le) 以來被稱為(wei) 禮義(yi) 之邦，我們(men) 的文明被稱為(wei) 禮樂(le) 文明。但自從(cong) 漢高祖劉邦任用叔孫通製禮作樂(le) ，叔孫通一味迎合劉邦，禮就失去了它的高貴地位。司馬光認為(wei) ，禮不僅(jin) 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縟節，使人們(men) 在廳堂之上守秩序有規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有很大的作用。對於(yu) 個(ge) 人來說，它能讓人幹什麽(me) 事都有法度，從(cong) 而事事能成;對於(yu) 一個(ge) 家族來說，禮可以讓家族中人按照親(qin) 疏遠近的不同來相處，從(cong) 而使九族和睦;對於(yu) 一個(ge) 鄉(xiang) 村來說，禮能夠使人們(men) 都按照倫(lun) 理法度以禮相待，使風俗敦厚;對於(yu) 一個(ge) 諸侯國來說，禮可以使諸侯國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麵;對於(yu) 天下來說，禮可以使諸侯們(men) 都能夠安心順服皇帝，從(cong) 而使君臣之間的綱紀得以確立。這就是司馬光的禮治觀。

禮治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進行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實上也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禮治的踐行有賴於(yu) 為(wei) 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為(wei) 此司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論。司馬光認為(wei) “才”與(yu) “德”是不同的兩(liang) 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論之曰賢明，於(yu) 是容易看錯人。由此司馬光指出了一個(ge) 讓人沉重的曆史現象：“德者人之所嚴(yan) ，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qin) ，嚴(yan) 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yu) 才而遺於(yu) 德。”(《資治通鑒·周紀》)

亂(luan) 世用人唯才是舉(ju) ，那是知其不可為(wei) 而不得不為(wei) ，而長治久安的用人策略還是要以德為(wei) 先。所以治國治家者一定要仔細審察才與(yu) 德兩(liang) 種不同的標準，權衡才與(yu) 德之輕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馬光指出：“自古昔以來，國之亂(luan) 臣，家之敗子，才有餘(yu) 而德不足，以至於(yu) 顛覆者多矣。”(《資治通鑒·周紀》)《資治通鑒》開篇所記載的三家分晉的曆史背後，恰恰就存在著一個(ge) 才大於(yu) 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個(ge) 貌似很極端的用人觀：“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yu) 之，與(yu) 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資治通鑒·周紀》)

總之，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貫穿《資治通鑒》中的重要思想。禮治思想是意識形態的最高準則，德治理論是社會(hui) 治理的執政綱領。禮治不僅(jin) 是意識形態，而且是倫(lun) 理道德修養(yang) 的規範準則、風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禮”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為(wei) 政以德”則是貫徹基本原則的思想路線，而教化是禮治和德治的具體(ti) 實踐。司馬光認為(wei) ：“夫為(wei) 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qin) 其義(yi) 。”“君明臣忠，上令下從(cong) ，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le) 舉(ju) ，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資治通鑒·秦紀》)

這可以說是司馬光理想的治國藍圖，在《資治通鑒》的不同卷冊(ce) 中有多處大體(ti) 相似的表述。曆史證明，禮治思想和德治理論是有生命力的。《資治通鑒》所倡導的“立政以禮”和“為(wei) 政以德”的治國理念與(yu) 為(wei) 人為(wei) 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鑒意義(yi)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