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後期揚州三儒學術發微

作者：祁龍威

來源：《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廿二日丙午

           耶穌2017年1月19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評析焦循、阮元、淩廷堪的經學思想，並說明清代乾嘉經學乃是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而創建的經世之學。先是以惠棟為(wei) 主要代表的吳派；繼之而起的是以戴震為(wei) 主要代表的皖派；又繼之的是以焦循、阮元、淩廷堪為(wei) 代表的揚州學派。吳派以複漢人訓詁為(wei) 宗旨，形成了漢學。皖派主張由訓詁以明孔孟之道。揚州學派提倡麵向人事，麵向實踐。三者相繼，構成了乾嘉學派的正統。其特征是崇尚樸學，即實學。前人統稱乾嘉經學為(wei) 漢學，或目之為(wei) 考據學，都非篤論。

關(guan) 鍵詞：乾嘉經學/揚州學派/焦循/阮元/淩廷堪/

嚐觀前代之學術主流，總不免由盛而衰，由衰而變，其主要原因乃是學術必須切合於(yu) 人事實際。合則興(xing) ，否則衰，以至於(yu) 變。在西學東(dong) 漸之前，我國學界最有效的應變之方為(wei) “返求諸六經”。從(cong) 明末清初到乾嘉之季，曾再次表現了上述“窮則變”的規律。先是，顧炎武高呼“經學即理學”，以懲明季士大夫“空談心性”之弊。至乾嘉後期，焦循又攘臂而起，昌言有經學而無考據學，以糾漢學末流之失。與(yu) 焦氏桴鼓相應的，有阮元和淩廷堪。焦與(yu) 阮皆揚州人。徽人淩廷堪曾作揚州寓公，與(yu) 焦循、阮元等交密，在揚州文化熏陶下長成，以故論者也目之為(wei) 揚學巨人。茲(zi) 剖析三儒思變學說，以覘揚學之曆史地位。

一

乾嘉學者謂致治之道萃於(yu) 孔孟諸經，而經學莫盛於(yu) 漢，惟漢儒得經學真諦，魏晉以降，經學已晦，至清儒始複其真。當時的耆耈大師錢大昕等都昌言此說。《潛研堂文集》卷24，《經籍筤詁序》雲(yun) ：“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chuan) 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尚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為(wei) 支離，棄注疏為(wei) 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釋經典……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yu) 聖經甚矣！”同書(shu) 《臧玉林經義(yi) 雜識序》雲(yun)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誌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yi) 理之真。”於(yu) 是江藩等遂以“漢學”名派。《國朝漢學師承記》卷7，《汪中》篇雲(yun) ：“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yu) 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胐明、惠定宇、戴東(dong) 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開其端；河圖洛書(shu) 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zhuan) 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dong) 原出而集大成焉。”《國朝漢學師承記自序》雲(yun) ：“經術一壞於(yu) 東(dong) 西晉之清談；再壞於(yu) 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yu) 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yu) 歙，從(cong) 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複旦。”然而戴震之學與(yu) 惠棟實際不同，戴氏不似惠氏以“複漢”為(wei) 經學的極峰，因為(wei) 漢儒說經也有過錯。《戴東(dong) 原集》卷9，《與(yu) 某書(shu) 》：“漢儒故訓，有師承，有時亦傅會(hui) 。”戴震以申明孔孟之道為(wei) 宗旨，他不僅(jin) 反對宋人鑿空說經，而且批判他們(men) 援老佛入儒。所以戴氏著作的精華，不是疏通故訓的《方言疏證》等書(shu) ，而是批判程朱“以理殺人”的《孟子字義(yi) 疏證》。但當漢學風靡一時的乾嘉後期，知識界的多數人都把支離破碎的一字一句考據當做經學的唯一課題，正如蔣士銓《題焦山痤鶴銘》詩所雲(yun) “注疏流弊事考訂，鼷鼠入角成蹊徑”，使學術與(yu) 人倫(lun) 日用嚴(yan) 重脫節。對戴震《孟子字義(yi) 疏證》一書(shu) ，如朱筠等權威人士皆不予重視。有些宋學家則伺機而起，對漢學鳴鼓以相攻，欲重振理學的旗幟。就在此時，從(cong) 漢學家分化出來的揚州三儒，聯袂而起，力糾漢學末流之弊，並繼續批判宋明理學空談性道，把顧炎武等所開創的以經世為(wei) 宗旨的補學向前繼續推進。

二

揚州三儒也是尊信漢儒說經的。《校禮堂文集》卷11輯淩廷堪《後漢三儒讚》，三儒者許慎、服虔、鄭玄。其序雲(yun) ：“若夫許君叔重、服君子慎、鄭君康成，皆東(dong) 京之冠冕，洵儒林之翹秀，或長於(yu) 小學，或精於(yu) 《春秋》，其大者則功在《六經》，旁通《七緯》……傳(chuan) 姬公之舊典，衍尼山之墜緒……代傳(chuan) 其書(shu) ，罔敢畔越。隋唐以來，王輔嗣之《周易》、梅仲真之古文、杜元凱之《左傳(chuan) 》，稍起而奸之，至於(yu) 聲音文字，未之或改也。自宋以降，異說爭(zheng) 鳴，劉原父之《小傳(chuan) 》方興(xing) ，王介甫之《字說》複出。延及南渡，厭故喜新，變本加厲，遏抑之，掊擊之，不遺餘(yu) 力，而漢學遂廢焉，是不可以不讚也。”阮元曾於(yu) 杭州創詁經精舍，令生徒奉祀許慎、鄭玄。《雕菰集》卷24輯焦循《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nong) 文》，即宣揚詁經必宗許、鄭。但是他們(men) 並不盲從(cong) 漢儒。《雕菰集》卷15，《九經三傳(chuan) 沿革例序》雲(yun) ：“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予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即使是漢代大儒所說，亦必折中於(yu) 經傳(chuan) 而後定其是非。《研經室集·一集》卷14，《浙江圖考·下》雲(yun)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chuan) 而不合，故不敢從(cong) 焉耳。’”

對於(yu) 當時惟漢必信，非漢不信，歪曲漢學等偏向，焦循曾一再加以駁斥。《雕菰集》卷7輯《述難》5篇，其四專(zhuan) 斥當時的所謂“漢學”：

學者詡於(yu) 人，輒曰我述乎爾。問其何為(wei) 乎述？則曰學孔子也……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yu) 是拘於(yu) 傳(chuan) 注，往往擀格於(yu) 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yi) 也，則亦未之為(wei) 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征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為(wei) 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wei) 漢學者也。噫，我惑矣！

其時被公認為(wei) 當代漢學宗師的是元和惠棟。《研經室集·二集》卷3，《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公治經與(yu) 惠棟同，深漢儒之學”。阮元等都肯定惠氏與(yu) 戴震在經學史上的功績。《研經室集·一集》卷5，《王伯申經義(yi) 述聞序》雲(yun) ：“古書(shu) 之最重者莫逾於(yu) 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yu) 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dong) 原大明之。”但是焦循等人極力反對惠氏盲從(cong) 漢人的僵化思想。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保存嘉慶九年焦氏與(yu) 王引之的信，其中有雲(yun) ：

六月十三日接得手書(shu) 一通、大作《經義(yi) 述聞》一部，第一條辨“夤”字，便見精核之至。東(dong) 吳惠氏為(wei) 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書(shu) ，循最不滿之。大約其學拘於(yu) 漢之經師，而不複窮究聖人之經，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實奉霸耳。大作出，可以洗俗師之習(xi) 矣！

此信未輯入《雕菰集》，但《焦氏遺書(shu) 》卷前刊錄王引之複信，可相印證。其略雲(yun) ：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yu) 今者則從(cong) 之，大都不論是非……來書(shu) 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為(wei) 糾漢學末流之弊，焦循甚至主張取消“考據”之名。《雕菰集》卷13，《與(yu) 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shu) 》雲(yun) ：

自周秦以至於(yu) 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無所謂考據也……趙宋以下，經學一出臆斷，古學漸亡……王伯厚之徒，習(xi) 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本朝經學盛興(xing) ，在前如顧亭林、萬(wan) 充宗、胡胐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yu) 歙，段若膺名於(yu) 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yu) 高郵，錢竹汀叔侄名於(yu) 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shu) 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wei) ，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wu) 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yu) 其間乎？

《雕菰集》卷13，《與(yu) 劉端臨(lin) 教諭書(shu) 》雲(yun) ：

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為(wei) 業(ye) ，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yu) 裏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xi) 為(wei) 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xing) ，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xing) ，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yu) 虛，庶幾乎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為(wei) 學之士，忽設一“考據”名目。循去年在山東(dong) 時，曾作劄與(yu) 孫淵如觀察，反複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發學經，長而遊於(yu) 膠庠，以至登鄉(xiang) 薦，入詞館，無不由於(yu) 經者。既業(ye) 於(yu) 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yu) 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雲(yun) 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

儀(yi) 征汪廷儒編《廣陵思古編》29卷，內(nei) 輯揚州名家遺文，其卷11有焦循複王引之書(shu) ，也倡議取消“考據”之名，也為(wei) 《雕菰集》所未收，胡適曾亟稱其書(shu) 甚有價(jia) 值。此書(shu) 見民國十年六月十三日胡氏日記所引：

阮閣學嚐為(wei) 循述石臞先生解“終風且暴”為(wei) 既風且暴，與(yu) “終窶且貧”之文法為(wei) 融貫。說經若此，頓使數千年淤塞一旦決(jue) 為(wei) 通渠。後又讀尊作《釋詞》，四通九達，迥非貌為(wei) 古學者可比。循嚐怪為(wei) 學之士，自立一“考據”名目。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鄭、許一言皆奉為(wei) 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詞。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偽(wei) ……此豈足語聖人之經而通古人聲音訓故之旨乎？循每欲芟此“考據”之名目，以絕門戶聲氣之習(xi) ，敢以鄙見相質，吾兄以為(wei) 何如？

三信表明，焦循不是為(wei) 反對考據而欲取消“考據”之名。他所力圖克服的，乃是當時漢學末流的僵化思想與(yu) 鑽牛角尖的方法以及狹隘的門戶之見。如果不克服這些，則由顧炎武等所開創的，惠棟、戴震等所繼承的清代樸學就不能前進。另一有識之士淩廷堪也“思起而變之”。《校禮堂文集》卷23，《與(yu) 胡敬仲書(shu) 》雲(yun) ：

所雲(yun) 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複申，空言漸絀，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嚐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嘩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cong) 之。夫嘩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cong) 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既久，有國家者繩之以法製，誘之以利祿，童稚習(xi) 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yu) 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

以上大體(ti) 是對兩(liang) 宋至清乾嘉之季，我國學術史變化的經驗總結。按顧炎武等雖反對王學空談性道，但猶不攻擊宋儒。清初對程朱鳴鼓相攻的，乃是毛奇齡。淩氏又言：

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guan) 閩之局，掊擊詆訶，不遺餘(yu) 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無和惠氏、休寧戴氏繼之，諧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chuan) 釋經必尋古義(yi) ，蓋彬彬乎有兩(liang) 漢之風焉。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為(wei) 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shu) 》之篇次未悉，已雲(yun) 梅賾偽(wei) 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xi) ；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wei) 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嘩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cong) 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蓋深有望於(yu) 足下焉。

此信痛斥漢學末流浮誇淺兢的不良學風，至今猶足警世。

三

清代樸學，至戴震達於(yu) 高峰，主要在於(yu) 他對學術思想和方法，都有巨大創造。焦循、阮元、淩廷堪等都是沿著戴學所啟示的“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的門徑，從(cong) 事經學的。最受他們(men) 尊崇的戴氏之書(shu) ，乃是其明道之作《孟子字義(yi) 疏證》。《雕菰集》卷6輯焦循《讀書(shu) 三十二讚》，其中讚戴震《孟子字義(yi) 疏證》雲(yun) ：

性道之談，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茫茫。仁義(yi) 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yu) 聖學兩(liang) 。

同書(shu) 卷7，《申戴》雲(yun) ：

王惕甫未完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dong) 原臨(lin) 終之言曰：“生平讀書(shu) ，絕不複記，到此方知義(yi) 理之學可以養(yang) 心。”……江都焦循曰：“……東(dong) 原生平所著書(shu) ，惟《孟子字義(yi) 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wei) 精善，知其講求於(yu) 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lin) 歿時往來於(yu) 心。則其所謂義(yi) 理之學可以養(yang) 心者，即東(dong) 原自得之義(yi) 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yi) 理也……浮慕於(yu) 學古之名，而托於(yu) 經，非不研究六書(shu) ，爭(zheng) 製度名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lin) 歿而已忘矣！夫東(dong) 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yi) 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於(yu) 昏瞀之中者，徒恃此箋箋也。噫嘻危矣！”

錢大昕撰《戴先生震傳(chuan) 》，見《潛研堂文集》卷39。全文盛讚戴氏“考證通悟”之功，結語雲(yun) ：“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證》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為(wei) 刊行之。”錢氏並未突出戴氏的義(yi) 理著作，焦循對之頗有微詞。《雕菰集》卷12，《國史儒林文苑傳(chuan) 議》有雲(yun) ：

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yi) 》一書(shu) ，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ju) 之，尚未詳著之也。

淩廷堪作《戴東(dong) 原事略狀》，見《校禮堂文集》卷35。其論戴氏之學，著重點與(yu) 錢文顯然有異：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製度。至於(yu) 《原善》，《孟子字義(yi) 疏證》，由古訓而明義(yi) 理，蓋先生至道之書(shu) 也。

由於(yu) 當時對戴氏義(yi) 理的評價(jia) 尚有爭(zheng) 議，隻能待曆史作定論，以故淩氏又言：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我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詞而非之；我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詞而是之也，如六書(shu) 九數及典章製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我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wei) 非；我所謂非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wei) 非；我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wei) 是也，如義(yi) 理之學是也。故於(yu) 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義(yi) 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shu) 具在，俟後人之定論雲(yun) 爾。

焦循等雖心折戴學，但並不墨守戴學。焦氏曾指出戴氏義(yi) 理之不足。《雕菰集》卷16《論語通釋自序》雲(yun) ：“循嚐善東(dong) 原戴氏作《孟子字義(yi) 考證》，於(yu) 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yu) 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焦氏的《易》學著作即為(wei) 補戴學之缺，而暢發孔子仁恕之旨。

淩廷堪謂戴震批判宋人援釋入儒不徹底。茲(zi) 節錄《校禮堂文集》卷16，《好惡說·下》二段以見大略：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即《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yu) 理。考之《論語》及《大學》皆未嚐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為(wei) 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yi) ，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無端於(yu) 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故鄙儒遂誤以理學為(wei) 聖學也。然理事並稱，雖為(wei) 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ti) 用對舉(ju) ，惟達摩東(dong) 來，直指心宗，始拈出之。至盧慧能著《壇經語錄》，乃雲(yun) ：“法門以定慧為(wei) 本，‘定’是‘慧’體(ti) ；‘慧’是‘定’用。”宋儒體(ti) 用實在於(yu) 此……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shu) 》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ti) 用，即無在而非禪學矣……

近時如昆山顧氏、蕭山毛氏，世所稱博極群書(shu) 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ju) 羅淩台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yu) 習(xi) ，未嚐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shu) 專(zhuan) 斥洛閩，而開卷先辨“理”字，又借“體(ti) 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yu) 阱獲而不能出也。

淩氏發明“聖人不求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師心，求諸禮始可以複性也”。他作《複禮》三篇，阮元讚之為(wei) “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詳見《研經室集·二集》卷4《次仲淩君傳(chuan) 》。阮元雖不似焦、淩二氏著論力糾漢學末流之弊，但也諄諄勸導士子克服重藝輕道之偏。《研經室集·一集》卷11，《詁經精舍策問》雲(yun) ：

孔子曰：“我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句實為(wei) 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為(wei) 切實正傳(chuan) 。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shu) 數等事，遠過古人，於(yu) 春秋學行尚未大為(wei) 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為(wei) 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ye) 焉。

阮元遠宗顧炎武經世致用之學。《研經室集·三集》卷4，《顧亭林先生肇域誌跋》雲(yun) ：

亭林生長離亂(luan) ，奔走戎馬，閱書(shu) 數萬(wan) 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shu) ，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誌趣遠大，世之習(xi) 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yu) 此也。

阮元近師戴震研經之法，“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而在與(yu) 人事結合上，有自己的獨得之見。《研經室集·一集》卷2，《擬國史儒林傳(chuan) 序》雲(yun) ：

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yu) 豐(feng) 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嚐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yu) 門廡之間，無複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cong) 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yi) 確然，雖不逾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

同書(shu) 卷11，《漢讀考周禮六卷序》雲(yun) ：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yi) 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cong) 生，與(yu) 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yu) 稽古而能精於(yu) 政事者也。

此言學者讀經，當由訓詁以明道，並身體(ti) 力行之。稽古之效當見諸政事。

阮元說經，一如戴震，先疏釋字義(yi) ，然後闡明孔孟真諦，並批判宋明理學援禪入儒。而其具體(ti) 內(nei) 容則是注重行事實踐，與(yu) 戴學偏重哲理有別。如《研經室集·一集》卷2，《大學格物說》雲(yun) ：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止。”此二句雖從(cong) 身心意知而來，實為(wei) 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為(wei) 主。《大學》從(cong) 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於(yu) 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於(yu) 五倫(lun) 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yi) ，即有止意，履而至，止於(yu) 地，聖賢實踐之道也。

阮元加注駁朱熹對“格物”的曲解雲(yun) ：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雲(yun) ：“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為(wei) “窮理”二字，遂與(yu) 實踐迥別。

又如同書(shu) 卷9，《孟子論仁論》雲(yun) ：

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而專(zhuan) 言心，非孟子本指也……按良能、良知，“良”字與(yu) “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原注見《漢書(shu) 》注），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yu) 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guan) 緊要之言。且即為(wei) 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yu) “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為(wei) 聖賢傳(chuan) 心之秘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yu) 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

以上論說的傾(qing) 向極為(wei) 明確，阮元堅持經學必須切合於(yu) 人倫(lun) 日用，這與(yu) 焦循《易》學、淩廷堪《禮》學的宗旨、方法相同。

我嚐竊論，所謂乾嘉經學，乃是反對宋明“空談性道”的經世之學，前後經曆三期：初期是以惠棟為(wei) 代表的“吳學”，其主要功績是複漢人訓詁，故又稱“漢學”；繼之而起的是以戴震為(wei) 代表的“皖學”，其主要功績是由訓詁以明道；又繼之而起的是“揚學”，主要人物有焦循、阮元和淩廷堪，其主要功績是麵向人倫(lun) 日用。這是乾嘉經學的主流。

焦循曾論清代揚州經學的興(xing) 起。《雕菰集》卷21，《李孝臣先生傳(chuan) 》雲(yun) ：“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曆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wei) 天下重，於(yu) 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yu) 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xing) 化任禦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

上列諸賢為(wei) “揚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但真能使“揚學”繼吳、皖而起，確定自己地位的，卻是稍後顯名的焦循、阮元以及曾作揚州寓公的淩廷堪。他們(men) 力圖使經學切合於(yu) 人事，如焦循以《周易》為(wei) 改過之書(shu) ，阮元發揮孔孟仁論，淩廷堪倡議以禮代理，皆是也。由於(yu) 他們(men) 皆以糾“漢學”末流之弊而起，故謹董理其思變諸說，供研究清學史者評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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