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義(yi) 利之辨的貢獻

作者：方旭東(dong)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三日乙酉

           耶穌2017年1月10日

義(yi) 利之辨是儒家關(guan) 注的重要議題，孔子一句“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為(wei) 儒家義(yi) 利觀確定了基調。孟子踵其後，麵對梁惠王富國強兵的期望，毫不客氣地給對方碰了一個(ge) 釘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漢代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誼（義(yi) ），不謀其利”，大有將孟子的“唯義(yi) 論”進行到底之勢。宋儒對義(yi) 利之辨的討論即圍繞對這些經典論述的詮釋展開，朱熹批判地繼承了其道學前輩的詮釋成果，對義(yi) 利關(guan) 係重新厘定，試圖打通《孟子》與(yu) 《易傳(chuan) 》，緩解孟子以來儒家義(yi) 利之辨上的緊張。

朱熹對經典的重新整合

朱熹之前的道學諸賢對義(yi) 利問題的認知基本上不出孟子與(yu) 董仲舒範圍，是朱熹首次將《易傳(chuan) 》的“利者，義(yi) 之和”思想帶進對“孟子見梁惠王”章的詮釋，通過整合不同經典而推進義(yi) 利觀。

“孟子見梁惠王”章是《孟子》全書(shu) 第一章，記錄了魏王（梁惠王）與(yu) 孟子的一問一答。朱熹在為(wei) 這章作注時，特別點出，孟子之答的意思是指“仁義(yi) 未嚐不利”，並在《孟子或問》中進一步解釋：“仁義(yi) 得於(yu) 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yu) 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

這樣，“仁義(yi) 未嚐不利”就意味著“仁義(yi) 對每個(ge) 人都有利”。孟子是想讓梁惠王明白：言利、逐利根本就是誤入歧途，其結果一定會(hui) 禍及自身。相反，他隻需用仁義(yi) 教導人民便足亦。因為(wei) ，如此他的利益自然就能得到保證，實在不必將利整天掛在嘴邊。

然而，這樣理解孟子，仁義(yi) 似又變成了牟利的工具或手段。朱熹也意識到這一理論風險。因此，他又謹慎地指出，“利者義(yi) 之和”，固然也是聖人之言，但容易讓人產(chan) 生誤解，不如像孟子那樣隻說仁義(yi) 不說利。朱熹承認，利是很難說的。難就難在如何拿捏利與(yu) 義(yi) 的分寸，既不能把義(yi) 與(yu) 利撇得一幹二淨，又不能把義(yi) 與(yu) 利的關(guan) 聯理解為(wei) 沒有離開利的義(yi) ，即所謂“義(yi) 無利則不和”。

新典範的成型

朱熹詮釋義(yi) 利問題的要點為(wei) 門人後學所承繼，並得到新的概括與(yu) 凝練。其弟子陳淳（字安卿，號北溪，1159—1223）在解釋“義(yi) 利”字義(yi) 時，除了繼承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以天理與(yu) 人欲區分仁義(yi) 與(yu) 利的思想，還把天理（義(yi) ）表述為(wei) 當然而然、無所為(wei) 而然，把人欲（利）表述為(wei) 不當然而然、有所為(wei) 而然。陳淳寫(xie) 道：“義(yi) 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才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於(yu) 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而然，無所為(wei) 而然也。人情所欲者，隻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為(wei) 而然也。”

葉采（字仲圭，號平巌，建陽人，生年不詳，淳祐元年進士，景定初卒）為(wei) 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作注時，繼承了朱熹關(guan) 於(yu) 義(yi) 是天理以及“利者，義(yi) 之和”的思想，同時也吸收陳淳從(cong) 有所為(wei) 與(yu) 無所為(wei) 之分的角度對朱熹義(yi) 利論的概括：“義(yi) 者，當然之理；利者，義(yi) 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yi) 而已，未嚐豫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wei) 而為(wei) 之，非正其義(yi) 也。”

至此，通過反複轉述以及有意識地通俗化，朱熹的義(yi) 利論述變成易於(yu) 記憶、便於(yu) 傳(chuan) 播的若幹教條。

朱熹義(yi) 利說影響近世東(dong) 亞(ya)

隨著理學書(shu) 籍在元代以降陸續傳(chuan) 入朝鮮、日本，朱熹思想在近世東(dong) 亞(ya) 地區也傳(chuan) 播開來。這裏以朝鮮儒者李退溪（名滉，字景浩，安東(dong) 人，1501—1570）為(wei) 例，說明朱熹義(yi) 利說在近世東(dong) 亞(ya) 的影響。

李退溪在與(yu) 其門人黃仲舉(ju) （名俊良，號錦溪，平海人，1517—1563）就樸英（字子澤，號鬆堂，密陽人，1471—1540）為(wei) 朱熹《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所作的集解的討論中，有力地衛護了朱熹。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在講“處事之要”時引了董仲舒的名言：“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朝鮮學者把《揭示》稱為(wei) 《洞規》。樸英作《白鹿洞規解》，關(guan) 於(yu) “處事之要”這一條，他的注完全照抄了葉采那段話，更有甚者，他把這段話直接視為(wei) 朱熹本人語錄。

黃仲舉(ju) 對樸英引用“利者，義(yi) 之和”這句話來解釋董仲舒的“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感到困惑，因為(wei) ，在董仲舒那裏，“義(yi) ”與(yu) “利”明顯是對舉(ju) 的，而“利者，義(yi) 之和”則對“利”作了更多肯定。李退溪先後寫(xie) 了兩(liang) 封信來回答黃仲舉(ju) 對於(yu) 《白鹿洞規解》的疑問。在這些信中，李退溪盡力作出分疏，以證明朱子既承認董仲舒的“正其義(yi) 不謀其利”又接受《易傳(chuan) 》“利者，義(yi) 之和”的做法在理論上不存在任何矛盾。

李退溪首先指出，“利者，義(yi) 之和”的“利”字與(yu) 平常所說的“貪欲之利”的“利”字含義(yi) 不同。“利”字就其本義(yi) 而言，隻是“順遂便益”。其次，他又解釋說，“利者，義(yi) 之和”的“利”雖在“義(yi) 之和”當中，但畢竟與(yu) “義(yi) ”相對，彼此呈消長之勢。究其原因，乃是因為(wei) 人心有所意向，即有所為(wei) 而為(wei) ，而一旦有所為(wei) 而為(wei) ，按照朱熹的講法，就是“利”而非“義(yi) ”了。所以，“利”字本來不是什麽(me) 不好的詞，隻是被人有所為(wei) （謀之）之心弄成不好的東(dong) 西了。“利者義(yi) 之和”與(yu) 董仲舒的“不謀利”並不衝(chong) 突。

可見，李退溪對漢文理學文獻的運用嫻熟，其對朱熹觀點的了解，除了《朱子文集》本身外，也信賴像陳淳、葉采這樣的朱熹後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過朱熹幾代門人後學的努力，其有關(guan) 義(yi) 利之辨的思想，在近世東(dong) 亞(ya) 已得到廣泛傳(chuan) 播與(yu) 引用。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