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問題回秋風(陳明)

欄目:電視劇《施琅大將軍》
發布時間:2010-04-05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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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

作者簡介:陳明,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現任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教授。一九九四年創辦《原道》輯刊任主編至二〇二二年。著有《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對談錄》《儒教與(yu) 公民社會(hui) 》《儒家文明論稿》《易庸學通義(yi) 》《江山遼闊立多時》,主編有“原道文叢(cong) ”若幹種。

 

 



“新儒家強調建立區別於(yu) 西方的‘我們(men) 的’民族國家,強調民族國家的‘中國性’,即使不是在製度上,至少也是在文化、精神上。但新儒家人物似乎忘了,民族國家理念及民族主義(yi) 心態,恰是他們(men) 所要抵抗的近現代西方的核心理念和製度,而完全有悖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理念。”這是秋風最近發表在《中國新聞周刊》上題為(wei) “新儒家悖論”文章中的一段話。

我被稱作當代新儒家,很榮幸。但我並不能夠作為(wei) 什麽(me) 代表,所以,不能因我一個(ge) 人如此即謂“當代新儒家”如何如何。很高興(xing) 秋風在從(cong) 自由主義(yi) 立場評論的同時,還引入思想史的視角。我認為(wei) 自己與(yu)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精神氣質的一致性。但這不是一種理論邏輯的聯係,而是問題意識和憂患意識的相通。我讚成作為(wei) 秋風立論前提的餘(yu) 英時觀點:國粹派“一方麵痛斥當時的中國學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而另一方麵則信奉達爾文、斯賓塞的社會(hui) 進化論為(wei) 至上的真理。他們(men) 事實上已為(wei) ‘五四’的啟蒙心態,包括貶低中國傳(chuan) 統打開了方便之門。國粹派表麵上認同於(yu) 中國文化,在實質上則認同西方的主流思潮。”但同時我也要指出,國粹派的這一所謂悖論是在後人從(cong) 知識論角度解讀其思想時才出現的,在先人行動和意義(yi) 上並不存在。他們(men) 將文化工具化沒有錯,將救亡作為(wei) 行動的目標更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們(men) 對儒學文化作為(wei) 工具的特殊意義(yi) 缺乏通透的認知,如文化認同等等。所以,在救亡這一目標下,對儒學的堅持隻有情感的依據,而與(yu) 在行動方麵對西學的接受(因為(wei) 作為(wei) 物質性力量似乎效率更高)顯得邏輯矛盾;這是由於(yu) 時代所限。而我,從(cong) 文化認同、身心安頓諸角度有係統闡述,並建立了說明這一切的理論架構,如生命與(yu) 文化的維度、即用見體(ti) 的方法以及文化認同、身心安頓和政治重建的問題意識等等。現代國粹派和保守主義(yi) 者,在今天應該有這樣的理論發展。

自由主義(yi) 者對我的批評,一般是從(cong) 普遍主義(yi) 或一些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原則出發展開,秋風從(cong) 儒家理念內(nei) 部進行,很有新意,也似乎有“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力量。其實不然,因為(wei) 跟前者一樣,都是基於(yu) 對儒學的片麵理解。至少在我看來,儒家的政治哲學應該有國家-社會(hui) 的內(nei) 部關(guan) 係語境和夷-夏的外部關(guan) 係語境的分疏。在這二者之上,還有一個(ge) 方法論的領域,即“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的問題,姑置不論。跟李慎之、袁偉(wei) 時一樣,秋風通過引證陳寅恪,將三綱六紀作為(wei) 中國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之基本結構,從(cong) 學理上講是十分片麵因此很成問題的。陳氏此言有其特定思想背景與(yu) 價(jia) 值立場的,承接曾國藩以來的晚清士大夫視角,而這是一種“夷夏之辨”語境裏凸現出來的理解(西方入侵、“長毛之亂(luan) ”等)。雖然其所體(ti) 現的製度-政治意識或維度我十分欣賞,但如果將它作為(wei) 儒學思想體(ti) 係之全體(ti) ,並本質主義(yi) 化,則不敢苟同。很簡單,今天談振興(xing) 儒學難道還要去致力於(yu) 宗法社會(hui) 條件下的三綱六紀製度之恢複麽(me) ?這顯然是膠柱鼓瑟,既不知“法聖人之所以為(wei) 法”的“經”,也不知“時之義(yi) 大矣哉”的“權”。退一步講,這種理解在儒學思想內(nei) 部無論從(cong) 理論結構還是曆史時段上都不具有絕對性、普遍性。儒學和宗法社會(hui) 雖然共存共榮,但二者畢竟不是同一回事,就像孝悌為(wei) 仁之本,但並不等於(yu) 仁本身。且不說它與(yu) 孟子一係毫無勾連,即使從(cong) 荀子一係考察,也屬於(yu) 董仲舒代表的“妥協時代”――這一稱呼並不包含否定意味,是特定社會(hui) 生態環境的產(chan) 物,是在東(dong) 漢章帝主持的石渠閣會(hui) 議上確立的。時間晚出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在“霸王道雜之而以霸道為(wei) 主”的“漢家製度”及其意識形態格局下,儒者在這一過程中的主導性是談不上的。如果說三綱六紀這一體(ti) 現宗法社會(hui) 、農(nong) 耕文明的製度相對於(yu) “披發左衽”的“遊牧民族”,尤其是在其咄咄逼人的攻勢麵前而具有了文化精神及國格的代表意義(yi) ,從(cong) 而可以姑且設定為(wei) 討論的起點或前提,那麽(me) ,在國內(nei) 政治哲學論域中,它那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jue) 的君主與(yu) 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問題才是今天需要首先重視並進行係統清洗的關(guan) 鍵所在。曆代儒生指責漢儒“曲學阿世”就是立足“道尊於(yu) 勢”、“德高於(yu) 位”的精神;這點秋風實際是很清楚的。

“異族新王朝的正當性即‘正統’如何才能確立?”從(cong) 曆史事實以及處理這一問題的法律來看,兩(liang) 點:征服者占領的有效性;其對被征服者民間或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認同程度。這不是儒家的觀念的應然,而是曆史經驗的實然。你可以說這是人類的史前史,但很不幸,我們(men) 還看不清哪天能走出這一灰色地帶。洛克說“一個(ge) 憑武力建立的政府必須到社會(hui) 的文化傳(chuan) 統裏尋建自己的合法性”。這應該既適合一族內(nei) 部,也適合異族之間。後者情況複雜一點,反抗作為(wei) 複仇行為(wei) 具有天然的正義(yi) 性,而我也從(cong) 未否認過這一點。晚清會(hui) 黨(dang) 對滿清的鬥爭(zheng) 雖然以民族鬥爭(zheng) 相號召,但這並不能動搖滿清政權在“正史”中的法統意義(yi) 。

所以,這個(ge) 問題實際首先是麵對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的,對儒者談不上太多的特殊性。事實上,個(ge) 體(ti) 與(yu) 政府的關(guan) 係從(cong) 來就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雖然你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偏好。在異族的橫暴權力麵前,弱者實際隻能在尊重你的文化的征服者和不尊重你的文化征服者之間進行選擇。在軍(jun) 事上的抗爭(zheng) 沒有希望的情況下,寄希望於(yu) 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很正常的心理念想。文明民族被蠻族征服在中外曆史上普遍發生,希臘文明也是由南下的多裏安人建立起來的。被征服民族的反抗當然可歌可泣,而在流盡最後一滴血後不得不就範,也無可厚非。從(cong) 文化上說,我國西部譬如說南疆的少數民族在接受伊斯蘭(lan) 教以前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在軍(jun) 事抗爭(zheng) 失敗接受伊斯蘭(lan) 教後,現在作為(wei) 穆斯林也是十分虔誠。阿爾弗雷德大帝對於(yu) 來自丹麥的海盜也隻能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加以“羈縻”,而政治上不得不接受其在自己的土地上圈地自治。從(cong) 政治上說,滿清之於(yu) 中國就是這樣。在當時,選擇抵抗是天職;但在今天,再說什麽(me) 也是沒有用的。“土地無常主”、“社稷無常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men) 就應該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以避免類似悲劇真正出現。很不幸,黃宗羲、顧炎武就遭遇了這樣的情境。但他們(men) 能做的,也隻能是自己選擇當“遺民”,而學生、兒(er) 子入朝食俸則任其自擇不置可否。設身處地,信奉這種或那種主義(yi) 的你,又會(hui) 怎樣做出自己的抉擇呢?

說儒學主張以文化定夷夏不能說錯,但這決(jue) 不意味著儒者因此而不重視血統血緣,不重視種族生存安全;這一切是一種動態均衡關(guan) 係而不是邏輯反對關(guan) 係。春秋公羊傳(chuan) 裏麵的相關(guan) 論述是有特定語境的,如春秋時期諸夏內(nei) 部的種種衝(chong) 突等,因此不能普遍化絕對化。否則怎麽(me) 解釋孔子對管仲的稱道?怎麽(me) 解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的“同心圓”式“差序結構”,就是以血緣為(wei) 軸心輻射展開的。這也正是儒家所看重的人情之常,而天理與(yu) 人情統一,所謂“稱情以製禮”者也。

我說那些“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的士大夫是可憐蟲,並不是要否定“氣節”概念。從(cong) 反對將儒家思想化約為(wei) 道德主義(yi) 出發,我更喜歡“仁者必有勇”的命題。這個(ge) 勇決(jue) 不等於(yu) 懸梁跳井式的“殉節”――這與(yu)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能有多大區別?以死報國應該是在“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承擔和追求中對個(ge) 人生死的坦然超越,它應該意味著更多的智慧更高的效率,像堯舜禹湯那樣做到“有功烈於(yu) 民”。

“修文德以來之”是在古代“天下體(ti) 係”裏,使“不服”的“遠人”“歸附”的手段。不要忘記,它的目的是使“遠人”“歸附”。這樣一種目標,是“我族中心”的,談不上如何崇高。將其移用於(yu) 現在這個(ge) “民族國家”時代,處理攸關(guan) 中華民族複興(xing) 和生存的核心利益、國際關(guan) 係背景十分複雜的台灣問題,恐怕隻有陳水扁才會(hui) 偷著樂(le) !通過引證《鹽鐵論》中賢良文學與(yu) 禦史大夫就政府和社會(hui) 間經濟關(guan) 係之溝通博弈的原則為(wei) 此“背書(shu) ”,同樣屬於(yu) 錯置語境和時代的雙重謬誤。無論什麽(me) 樣的借口都不能也不會(hui) 使台獨合法化。(馬英九說“沒民主沒統一”是成立的,陳水扁說“沒民主就獨立”則是不可接受的。)為(wei) 什麽(me) ?台灣獨立對民族生存發展的危害比一切其他危害都更大且更加難以補償(chang) 修複。

我承認自己已經改動了傳(chuan) 統儒學關(guan) 於(yu) 人性和世界圖景的描述,但這主要是基於(yu) 自己的現實觀察和由西方世界演繹的近代曆史史實。秋風說我由此展開的敘述是“時髦的新儒學”,言下很是不屑。我想引用黑格爾的話作答:“當時代精神改變了方向,有些人卻輕蔑地謂之時髦。”

我也反對別人據此將我的工作定性為(wei) 儒學的“自我顛覆”。我不認為(wei) 李澤厚、蔣慶等人的不同意見可以為(wei) 這一定性提供多大支持。他們(men) 在施琅問題上的見解,其不完備處或漏洞在我看來不僅(jin) 更多,也更嚴(yan) 重。而即便如此,也並不意味著儒學整體(ti) 上的土崩瓦解。儒學一直在建構之中,這一勢頭的由弱轉強,有目共睹。我認為(wei) ,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cong) 曾國藩、張之洞到康有為(wei) 、梁啟超,從(cong) 胡適、魯迅到孫中山、毛澤東(dong) ,基本的問題意識是相通的,可以概括為(wei) “尋求富強”。彼此間的差異,在於(yu) 路徑選擇不同,是“一致百慮,殊途同歸”。從(cong) 這個(ge) 最基本的意義(yi) 上說,他們(men) 都有傳(chuan) 統儒家的精神氣質。顯然,我對儒學持一種寬泛的理解。它具有反本旨主義(yi) 的後現代氣質,但它卻是以我們(men) 的曆史經驗為(wei) 基底的,同時與(yu) 經典文本相契合,如孔子以“博施於(yu) 民而濟眾(zhong) ”為(wei) “仁”的定義(yi) ,章學誠以“六經皆史”將“道”情境化等等。

“建立什麽(me) 樣的民族國家?強調建立區別於(yu) 西方的‘我們(men) 的’民族國家,強調民族國家的‘中國性’,即使不是在製度上,至少也是在文化、精神上。”應該說秋風這裏對保守主義(yi) 的思想訴求概括得很簡當,我覺得自己正是在做這樣的努力。我不認為(wei) 這有什麽(me) 不妥。因為(wei) 這並不意味著對自由、民主等現代價(jia) 值觀念的拒斥。我不知道為(wei) 什麽(me) 秋風認為(wei) 我這樣的“保守主義(yi) ”更遠離儒學真精神?在沒有國界的天下體(ti) 係裏傳(chuan) 統儒學主要的批判矛頭指向了專(zhuan) 製君王,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國際強權的認同或無動於(yu) 衷,哪怕它頭上戴著種種光環花環。用古典政治哲學與(yu) 近代政治哲學的區別是不能解釋我身上表現出來的與(yu) 傳(chuan) 統儒學的區別的。真正的原因是,我把傳(chuan) 統儒學體(ti) 係中隱而不顯的國際政治論域中的論述用顯豁的語言彰顯出來了。這是近代世界圖式與(yu) 古代世界圖式之間的差異造成的,這種差異本身則是曆史發展的結果。古代世界人的活動半徑有限,交往活動主要是族際內(nei) 部,東(dong) 海、南嶺、北漠、西流沙的地理條件,決(jue) 定了中國更是如此。近代政治哲學的發生與(yu) 地理大發現存在時間上的相關(guan) 性,而地理大發現又與(yu) 交通工具的改進存在相關(guan) 性。族際交往的最初形式不是鮮花掌聲,而是槍炮血淚。印地安人的悲劇難道不正是從(cong) 地理大發現開始的麽(me) ?版圖是因為(wei) 受到威脅才在人們(men) 意識中變得重要即神聖起來的――威斯特伐利亞(ya) 條約對其重要性的確認,值得我們(men) 在麵對施琅問題時好好體(ti) 認!如果否認這點就是天下情懷因而就是真儒家真儒學,那我羞與(yu) 為(wei) 伍!

我認為(wei) ,在國際或族際關(guan) 係中,“國家主權至高無上”不是超道德的問題,它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原則,一種法律正義(yi) 。這與(yu) 國家政府關(guan) 係維度裏的正義(yi) 性是雖有勾連卻性質不同的問題。“兄弟鬩於(yu) 牆,共禦外侮”就說明了這點。“強權政治理論”不是儒家思想固有的理論。但是,如果儒學對於(yu) 民族文化認同的意義(yi) 不可替代,如果其文化認同功能的承擔取決(jue) 於(yu) 其對諸現實問題的有效言說,那麽(me) 它就有必要獲得關(guan) 於(yu) 這個(ge) 世界的真實信息,並根據這些信息做出積極有效的應對方案。平等不是乞求可以獲得的,“大棋局”中的對弈需要智慧、勇氣和力量。“落後就要挨打”不僅(jin) 是曆史的教訓,也是現實的傷(shang) 痛。我理解的儒學不是要抵抗什麽(me) ,而是要維護什麽(me) 。在這樣的目標下,磨利自己的牙齒,是為(wei) 了獲得“人若犯我”時“我必犯人”所必需的力量。在前麵,秋風既然將儒學局限於(yu) 國家-社會(hui) 維度作道德主義(yi) 的理解,到這裏必然將版圖問題、族群問題的重要性從(cong) 儒學思想架構中抽離出去。基於(yu) 這樣的理解來把我的係統論述說成“儒學的空架子”,我真是隻有“愕然”和“愈加愕然”了!

抨擊陳明對“原教旨”的違反,作者看起來似乎是更加純正的儒家。我不知秋風是否承認民族國家概念?是否認可民族主義(yi) ?是否接受西方近代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言語之下似乎含有此意,則我們(men) 今天的政治架構又該如何搭建?能不能告訴大家:對台獨勢力可能的鋌而走險,你既行之有效又不悖於(yu) 儒家精神的應對方案究竟是什麽(me) ?

儒學是民族的文化係統,不是一個(ge) 學派的思想體(ti) 係。它的生命在於(yu) 使民族生命的實現和發展成為(wei) 可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個(ge) 封閉的邏輯體(ti) 係。作為(wei) 變易和不易的統一,“變易”是以有效性為(wei) 原則,“不易”則是這種有效性是立足於(yu) 天下、萬(wan) 世。由於(yu) 社會(hui) 變遷的緣故,儒學麵貌至漢代一大變,宋代又一大變;近代社會(hui) 之變,李鴻章已感覺較周秦之際為(wei) 甚,則今天儒學之變,當有過於(yu) 漢之於(yu) 先秦、宋之於(yu) 漢者應該毫無疑問!

我曾反複申論,國際和國內(nei) 關(guan) 係論域中的正義(yi) 性是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個(ge) 問題。我承認自由主義(yi) 者及其理論在國內(nei) 論域中所做的努力相對較多,並深表敬意,但也同樣對他們(men) 在國際關(guan) 係論域中的幼稚無知多次提出批評。因為(wei) 他們(men) 在理論上似乎無視自由主義(yi) 理論存在無法跨越的“國境線鴻溝”,在現實中則“愛烏(wu) 及屋”,由對美國國內(nei) 製度的欣賞而將美國烏(wu) 托邦化――其國家動機是上帝的動機、其國家利益是人類的利益。

“施特勞斯曾經尖銳指出,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視野相對於(yu) 古典政治哲學其實是縮小了,而不是擴大了。西方近代民族主義(yi) 、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頂禮膜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致命的謬誤,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秋風這裏對斯特勞斯的引用當然是不錯的,但它隻適用於(yu) 西方,並不適用於(yu) 我們(men) ,尤其不適用於(yu) 我。解鈴還需係鈴人。作為(wei) 全球最有影響的國家或國家集團,西方的行為(wei) 方式對我們(men) 行動方案的選擇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它像朋友一樣造訪,我們(men) 當然捧上美酒;它像強盜一樣敲門,我們(men) 隻有抄起獵槍。自由主義(yi) 者喜歡講人類和個(ge) 人,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民族與(yu) 社會(hui) 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同樣也是不能忽略的。四個(ge) 概念都是真實的存在,都具有其不可替代和化約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任何一種嚴(yan) 肅的思想都必須同時給它們(men) 留下足夠的言說空間。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yi) 者自稱五四精神嫡傳(chuan) ,但對“外爭(zheng) 國權,內(nei) 懲國賊”這一愛國的口號的雙向性似乎從(cong) 來就不曾有過均衡的理解。這究竟是出於(yu) 無心還是故意呢?

我為(wei) 儒學的複興(xing) 工作,是因為(wei) 我認為(wei) 這樣的工作對於(yu) 民族的振興(xing) 是有利的。文化認同作為(wei) 現代性論域裏之重要問題的凸顯、約瑟夫奈“軟力量”概念的提出以及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的印證,使我對這一重要性更加深信不疑。民族的複興(xing) 不以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全部內(nei) 容,卻絕對以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其最高標誌。但是,我首先是一個(ge) 生活在當下的現代中國人,然後才是儒學思想的接受者。在我的理解裏,儒學是民族生命的表達者和塑造者。在過去的時間裏它很好的承擔釋放著這樣的功能,但近代以來它似乎力不從(cong) 心。這就需要重建,而重建就需要搜盡奇峰打草稿,就需要對周圍的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師夷長技以製夷”,正是近代首先睜開眼看世界的魏源魏默深留給我們(men) 的智慧。

秋風的批評似乎是以這樣一個(ge) 二分的前提預設展開――西方:叢(cong) 林規則、民族國家、實用主義(yi) ;儒家:仁者無敵、天下體(ti) 係、道德至上。實際這一描述如果說不是完全沒有意義(yi) 的話,意義(yi) 也十分有限。首先,西方文化體(ti) 係之中也有與(yu) 儒學相同或同樣的理論表述,而中國也有與(yu) “西方”相同或相似的理論表述。其次,更重要的是,在現實層麵,我們(men) 觀察感覺到的世界圖景是怎樣一種情形?我們(men) 應該如何應對才能解決(jue) 我們(men) 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以維護我們(men) 的正當權益?這才應該是我們(men) 思考問題的真正出發點。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