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不能共則不能和”: 晚期康有為(wei) 的國家建構論與(yu) 政體(ti) 論》

作者：章永樂(le) （海裔）

來源：《思想戰線》2016年第6期

           轉載於(yu) 經略網刊，有刪節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三十一日甲申

          耶穌2016年12月28日 

引言

像康有為(wei) 這樣一位長期反對共和，竭力論證君主立憲製優(you) 越性的人，應該是共和思想傳(chuan) 統的敵人，怎麽(me) 可能會(hui) 對共和思想傳(chuan) 統有貢獻呢？其實沒有這麽(me) 簡單。晚年康有為(wei) 提出“不能共則不能和”命題，將他的國家建構論和政體(ti) 論連接在一起，其中包含了對於(yu) 共和國的治理頗有啟發意義(yi) 的視角，具有“接著講”的價(jia) 值。

康有為(wei) 青島故居“天遊園”，原為(wei) 德國青島總督副官住宅（海裔/攝）

自晚清以來的中國憲製思想嬗變之中，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和政體(ti) 建設是兩(liang) 個(ge) 相互交織的重要主題。由於(yu) 列強入侵所帶來的深重的國家整合危機，國家建構實際上處於(yu) 更為(wei) 根本的地位。[①] 中國嚐試過種種不同的政體(ti) ，從(cong) 德日式的二元君主立憲製到英式君主立憲製，從(cong) 接近議會(hui) 製的共和政體(ti) 到加強版的總統製，每一次政體(ti) 的變換，都伴隨著圍繞國家建構效果而展開的理論交鋒。

在中文世界裏，王紹光教授是最早係統闡發“國家能力”（statecapacity）與(yu) “政權形式”（regime type）之區別的學者。[②]在其晚近的《中國•政道》一書(shu) 中，王紹光將“國家能力”與(yu) “政權形式”之分進一步推進到“政道思維”和“政體(ti) 思維”之別，前者關(guan) 注政治體(ti) 製運作的目標與(yu) 途徑，後者關(guan) 注政體(ti) 的形式。王紹光指出：“盡管政體(ti) 思維已經傳(chuan) 入中國，但本土政治思想家還是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政道思維來思考問題。”王紹光將梁啟超作為(wei) 這樣的本土政治思想家的典範。[③] 而在本文看來，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wei) 可能是一個(ge) 更有典範意義(yi) 的例子。與(yu) 多變的梁啟超相比，康有為(wei) 的理論結構（以“三世說”為(wei) 標誌）和具體(ti) 的政體(ti) 主張（君主立憲製【本文所用的“君主立憲製”概念，同時涵蓋英國模式和德日模式。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康有為(wei) 的君主立憲主張發生過一個(ge) 話語上的轉折，他將英國式的虛君立憲製表述為(wei) “虛君共和”，並作為(wei) 共和製的一種類型，向民國政壇推銷。這一話語轉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讀者可對比康有為(wei) 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後對英國憲製的論述：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有為(wei) 在提到英國憲製的時候，通常稱之為(wei) “君主立憲”或簡稱“立憲”，但在辛亥革命之後，則常稱其為(wei) “虛君共和”。對英國政製命名上的轉變，是為(wei) 了適應辛亥革命之後的主流話語，使其主張的政製獲得話語上的正當性，並不是因為(wei) 英國政製自身發生了什麽(me) 變化。】）都較為(wei) 穩定。更關(guan) 鍵的是，晚年的康有為(wei) 提出了一個(ge) 深具“政道思維”的理論命題“不能共則不能和”，將其國家建構論與(yu) 政體(ti) 論鏈接在一起，但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某種政體(ti) 形式的執念，可以作為(wei) 今人把握其晚期思想複雜性的便捷切入點。

“不能共則不能和”這一命題出現於(yu) 1923年11月康有為(wei) 應依附直係的陝西督軍(jun) 劉鎮華之邀，向西安社會(hui) 各界發表的一係列講演。其學生張鵬一和鄧毅後將這一係列演講整理為(wei) 編成《康南海先生長安演說集》（以下簡稱《長安演說集》）正式出版，[④]其論題從(cong) 孔教到工業(ye) 化，從(cong) 女德到國體(ti) 變革，跨越各個(ge) 領域。在其中的第七篇，即11月27日麵向陝西報界所發表的演講中，康有為(wei) 讚揚劉鎮華督軍(jun) 平定陝西之功，但又指出陝西麵臨(lin) 著很多不足：“然百政未能進行者，以鐵路、電話、銀行之全無，見聞不周，交通不便，不能共則不能和也。” [⑤]

“不能共則不能和”這一表述在《長安演說集》中隻出現一次，在此後的思考與(yu) 寫(xie) 作中，也並沒有成為(wei) 一個(ge) 常見的固定用法，但細究其內(nei) 涵，實具提綱挈領之功。在康有為(wei) 看來，民國陷入軍(jun) 閥割據與(yu) 混戰，名為(wei) “共和”，實為(wei) “共亂(luan) ”。究其原因，首先是“不能共”，未能建立一整套為(wei) 國人所共享的國家基礎設施和基本製度——《長安演說集》中重點提到了鐵路、電話、銀行等設施，但康所言“共”的內(nei) 容，並不限於(yu) 此，其建設孔教的主張也可包括在內(nei) 。從(cong) 今天的理論眼光來看，康有為(wei) 的基本觀點可以被概括為(wei) ：如果沒有恰當的國家基礎能力（Infrastructural State Capacity）作為(wei) 支撐，中國很難產(chan) 生優(you) 質的共和政治，甚至會(hui) 落入一種名為(wei) “共和”、實為(wei) “共亂(luan) ”的劣質政治。從(cong) 中得出的實踐建議是，必須加強物質建設、製度建設與(yu) 文化建設，以增強“共”的屬性，共和政體(ti) 的運作才能達到“和”的結果。

與(yu) 此同時，“不能共則不能和”這一理論命題，又隱含了康有為(wei) 對君主立憲製的推崇：既然中國現在缺乏“共”的屬性，共和政體(ti) 必然難以達到“和”的結果，因此不如引入君主立憲製作為(wei) 替代。[⑥]與(yu) 共和製相比，君主立憲製在麵對“不能共”的局麵之時，可以借助一些自身特有的資源來推進政治整合，逐漸增加一個(ge) 國家“共”的因素。但是，民初的兩(liang) 次重建君主立憲製的努力，最終都遭遇到了地方實力派“群起而攻之”的結果，很難說打出君主的旗幟對於(yu) 政治整合起到了什麽(me) 促進作用。那麽(me) ，我們(men) 就有必要探討康有為(wei) 關(guan) 於(yu) “不能共則不能和”的思考究竟在哪些推理環節上出現了缺失，以便進一步思考這一理論命題對於(yu) 今人的意義(yi) 。

一、“通”“公”“同”：康有為(wei) 西安論共和

《長安演說集》匯集了康有為(wei) 1923年11月針對陝西政界、軍(jun) 界、報界、宗教界、女界等不同聽眾(zhong) 的係列演講，其核心思想有二：第一是恢複文化自信，尊崇孔教，壯大孔教會(hui) 的組織；第二是講求物質之學，推進物質建設。在27日針對報界發表演講時，康有為(wei) 開篇即舉(ju) 出兩(liang) 組案例，以說明鐵路、電話、銀行這三種基礎設施建構“共和”之“共”的功效：第一組是瑞士與(yu) 法國。瑞士“電話、汽車通於(yu) 全國”，共和製度運作順暢；法國大革命後大亂(luan) 數十年，到1870年之後逐漸安定下來，原因即在鐵路、電話、銀行的普及。 [⑦] 美國脫英和墨西哥的持續動蕩則構成另一組重要案例：美國建國得益於(yu) 大英帝國內(nei) 部維係統一的基礎設施的缺失：“當其時，上則飛機未出，下則氣船未興(xing) ，又其地東(dong) 有太平洋，西有大西洋，旁無強國與(yu) 之爭(zheng) 衡，故得因利乘便，成立新國。”[⑧] 得益於(yu) 優(you) 越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在獨立建國之後，長期能維持一個(ge) “無兵”的社會(hui) ，軍(jun) 權極弱，不存在軍(jun) 閥幹政的現象，使得共和憲法容易實行。但拉美國家實施共和的效果和美國就正好相反，尤其是墨西哥，至今仍深陷軍(jun) 閥政治之中。

民初中國已經試驗過各種不同的共和憲製。康有為(wei) 指出，，袁世凱學過美式總統製，此後段祺瑞推行法式內(nei) 閣製，孫文、岑春煊、伍廷芳等在護法運動中模仿過瑞士的“七總裁製”，三種共和憲製均以爭(zheng) 亂(luan) 而告終。康有為(wei) 將其原因歸結為(wei) 一係列基礎設施的缺失：“鐵路未築，電話不通，銀行不立，有片麵之共和，無公共之共和故也。” [⑨] 所謂“片麵之共和”，就是僅(jin) 僅(jin) 是沒有世襲君主統治的名義(yi) 共和。但因為(wei) 沒有更廣泛領域的“共”為(wei) 基礎，共和“始為(wei) 共爭(zheng) ，既為(wei) 共亂(luan) ，今將成共管矣。”[⑩]

如果康有為(wei) 僅(jin) 僅(jin) 將“共”限定在鐵路、電話和銀行三種基礎設施上，那麽(me) 他的“不能共則不能和”之說，就不過是一種單薄的公共政策主張而已。但在第七篇演講的最後，康有為(wei) 突然將論調提升到一個(ge) 更為(wei) 抽象的層麵：“吾之言治有三：曰通，曰公，曰同。通、公之義(yi) ，已講說其大端；同之一字，一時尚難言及。道路宜通，識見宜通，上下宜通，不通則塞，百病從(cong) 之，故通為(wei) 最先。若人人宜有公德，宜有公心，保護公物，此則必不可乏者。否則人不可為(wei) 人，而國無與(yu) 立矣。”[11]

“同之一字，一時尚難言及”，實際上指向的是康有為(wei) 對自己所作《大同書(shu) 》的基本判斷。在二十年代的康有為(wei) 看來，中國仍處於(yu) 據亂(luan) 世，距離升平世尚且遙遠，更不要說太平世了，而其多年前所發“大同”之論很可能會(hui) 誘導聽眾(zhong) 超越發展階段，作非分之想，因此康有為(wei) 竭力淡化“大同”圖景，倡導與(yu) 當下列國競爭(zheng) 時代相適應的治法。但“通”與(yu) “公”二字，卻是在現階段可以著力闡發的。因此，在《長安講演錄》各篇演講中，康有為(wei) 借助儒家、道家、佛家等諸家思想資源，盡力張揚“通”、“公”之道，二者的綜合，即形成“共和”之“共”。[12]

康有為(wei) 在抵陝之後的首場演講中係統闡發了對於(yu) “通”的思考。這場講演的聽眾(zhong) 是劉鎮華督軍(jun) 和軍(jun) 、政、法、警局各長官，可以說陝西省軍(jun) 政界的頂級精英，本場演講重在講述政道而非治術。演講先從(cong) 莊子的“人之生也，與(yu) 憂俱來”講起，曆數人生各種憂苦，表述中可見對佛道兩(liang) 家思想的雜糅，此後，話鋒一轉，開始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吾於(yu) 患難處，以天遊以為(wei) 解憂之良方。”[13]所謂“天遊”，即天體(ti) 運行，康在青島的寓所名為(wei) “天遊園”，即出自此義(yi) 。。康有為(wei) 從(cong) 哥白尼開始講起，將天文學的知識，與(yu) 佛教的“諸天”思想相對接，渲染宇宙之無窮。有此鋪墊，下文迅速進入到對“通”的討論：宇宙雖大，“若夫電，則諸天皆無不通矣”。電每秒能行三十萬(wan) 裏，而現在無線亦可通電，“足見電無所不有，無所不通，無處能舍電者也”。[14]

康有為(wei) 所說的“電”，不僅(jin) 指電流，同時也指電波。在康有為(wei) 看來，電的基本特征，就在於(yu) 非同尋常的“通”的能力。電流需要經過電線，電波則可以達到整個(ge) 宇宙，而一個(ge) 人能否與(yu) 他人相通，則需要修煉自己接受電、保存電和放電的能力：“電人人有之，在人之自修與(yu) 否。修電之點而為(wei) 電團，務令聚而不散，則長明不昧，長存不散。佛能收電、保存電，故人定能通一切，極之生生世世，靈明不昧。”[15]孔子所說的“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這裏的“至誠”，就好比無線電台，修煉達到“至誠”，則能與(yu) 他人相通。而佛家所言因果報應，亦出於(yu) “電通”的原理。至於(yu) 儒家所重視的“仁”的概念，也可以通過電的原理來解釋：

 “電有陰陽、正負之相吸，即仁之二人相愛也。近歐美盛行俄人克魯泡金互助之義(yi) ，互助即仁也。仁為(wei) 二人，故仁愛人，博愛之謂也。故愛一家，即為(wei) 一家之仁。愛一國，即為(wei) 一國之仁。愛天下，即為(wei) 天下之仁。凡諸天皆我所愛，況我所立之地乎？況我所生之中國乎？孔子雲(yun) :道二，仁與(yu) 不仁而已。仁則電能通，而全體(ti) 暢洽。不仁則電不通，而全身麻痹。一身如此，天下同之。[16]”

這一對“仁”的解釋承接韓愈“博愛之謂仁”的論述，弱化“愛有差等”之說，體(ti) 現了晚清仁學的一個(ge) 較為(wei) 顯著的發展方向。而對“電”與(yu) “仁”關(guan) 係的闡發，則是康有為(wei) 及其弟子們(men) 的共同話語。譚嗣同《仁學》中即稱“仁以通為(wei) 第一義(yi) 。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17] 康有為(wei) 發表於(yu) 1901年的《孟子微》稱“不忍人之心，仁也，電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18] 這種將物理學術語和經學詞匯相嫁接的論述方式，在近代曾長期流行，體(ti) 現出從(cong) 儒家的“天理世界觀”向以近代科學話語為(wei) 基礎的“公理世界觀”的轉變。

闡發“仁”與(yu) “電通”的關(guan) 聯之後，康有為(wei) 希望他的聽眾(zhong) “顧諟天命，留心電通”，但這又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的要求：從(cong) 個(ge) 人層麵，則是“以仁為(wei) 主，自製其命，永受多福”，而對“仁”的最為(wei) 係統的闡發，當然是孔子之道，由此，尊崇孔子，壯大康有為(wei) 所領導的孔教會(hui) ，可謂建構“共和”之“共”的題中應有之義(yi) ；從(cong) 國家層麵來說，要“仁愛中國”，需要的是推進中國的物質建設：“為(wei) 國家計，從(cong) 物質起，從(cong) 理財起”，並向聽眾(zhong) 推薦了他自己的《物質救國論》和《理財救國論》。[19] 康批評西安與(yu) 洛陽之間“道路不修，林木乏缺”，而今日歐洲尚存當年的羅馬大道遺跡，高下立現，陝西在物質建設方麵，亟需補課。

為(wei) 何“仁愛中國”的首要問題是物質建設，而不是政治與(yu) 社會(hui) 製度變革？康有為(wei) 在演講中向其聽眾(zhong) 重複了其1904年《物質救國論》的主張：歐洲之富強在其物質，並不在道德教化；而中國的“道德教化”並無問題，應該“外求歐美之科學，內(nei) 保國粹之孔教”。 [20] 不僅(jin) 如此，歐美近代的道德教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暴露出很大的問題：“豈知歐戰之後，歐美人於(yu) 邊沁功利之說、克斯黎天演優(you) 勝劣敗之論，行之已極，徒得大戰之禍，死人千餘(yu) 萬(wan) ，財力皆竭，於(yu) 是自知前人學說之未善。”而結果則是“各國博士乃求於(yu) 孔子之道，覺其仁道切於(yu) 人用，乃日漸尊崇之”。康有為(wei) 舉(ju) 了四個(ge) 例子：克魯泡金之言互助，接近孔子之仁；杜威論“發表自性”，接近孔子談“盡其性，盡人之性”；阿柏格森言“天隻有口”，近乎孔子所說“天行健”。他更津津樂(le) 道的例子是嚴(yan) 複。康有為(wei) 引用了嚴(yan) 複在1918年的一封信劄，在裏麵，嚴(yan) 複表達了他對歐洲文明的失望：“觀歐洲三百年之文明，隻重物質，然所得不過殺人利己、寡廉鮮恥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覺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21]不僅(jin) 西方的晚近學者論述接近孔子之道，像嚴(yan) 複這樣的“西化派”，都要皈依孔子，豈不正說明孔子之道的正確性？[22]

在接下來的一係列演講中，康有為(wei) 針對不同的聽眾(zhong) ，反複重申“尊崇孔教”和“物質救國”兩(liang) 個(ge) 核心主張。針對女校學生，他大講“欲明明德”，需要“一洗心，二洗身，三洗屋”，從(cong) 對經典文義(yi) 的解釋，延伸到提倡良好衛生習(xi) 慣，以強身健體(ti) 。[23]針對青年界，他講“然仁愛之推行，非富不可，非勤不可，非講物質之學與(yu) 汽機之工藝不可。”[24] 針對商界人士，他大講“陝西道路不修，工藝不興(xing) ，地方貧苦”，希望聽眾(zhong) 講求物質，提倡汽機工藝，將仁愛之心施行到實處。[25]

《長安演說集》可以說是對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主張的一個(ge) 綜合，但演講中的諸多原理和範例，早就存在於(yu) 其較早時期的論述之中。它同時也是一個(ge) 具有強烈政治修辭屬性的作品，針對特定對象而發，有顯，也必然有隱。首要的一點是，邀請康有為(wei) 演講的人，是一個(ge) 地方軍(jun) 閥。因此，康有為(wei) 在其演說之中，並不可能對軍(jun) 閥政治提出直接的批評。但“不能共則不能和”的實際指向，實則與(yu) 民初以來形成的軍(jun) 閥政治有著有機的關(guan) 聯。經曆民國初年政局的混亂(luan) ，康有為(wei) 已經形成了一個(ge) 判斷：中國之所以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順利建政，而落入中南美洲共和國的覆轍，首要原因就在於(yu) 軍(jun) 閥的肆虐。在軍(jun) 閥割據和混戰局麵之下，中國“不能共”，因此最後也“不能和”。

康有為(wei) 青島故居“天遊園”（海裔/攝）

二、軍(jun) 權與(yu) 共和憲製

軍(jun) 權是國家強製能力（CoerciveCapacity）的關(guan) 鍵載體(ti) 之一。軍(jun) 權若保持為(wei) 國家公器，可以成為(wei) 推進其他國家基礎能力建設以增強“共”的因素的堅強後盾，但反過來，如果軍(jun) 權分裂並落入私人之手，將直接導致一個(ge) 國家“公”與(yu) “共”的因素的流失。在康有為(wei) 看來，民國的失敗，首先就在於(yu) 軍(jun) 權的碎片化與(yu) 私有化。

讓我們(men) 將時間回撥十年。1913年，康有為(wei) 結束流亡生涯，從(cong) 海外回到闊別十四年的中國，迎麵而來的是社會(hui) 各界圍繞國會(hui) 製憲所展開的大討論。康有為(wei) 發表了一份《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將共和國界定為(wei) 與(yu) “人主私有其國”相對的公有國家。但判斷一個(ge) 國家是否公有，關(guan) 鍵不在君主之有無，而在國會(hui) 之有無，如英國，康有為(wei) 即稱之為(wei) “共和爵國”，保留一個(ge) 名義(yi) 上的君主，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保持國家政權與(yu) 社會(hui) 禮俗的穩定。[26] 反過來，革除君主的共和革命可能會(hui) 造成一種危險的局麵：最高權位為(wei) 許多人所覬覦，而在這些人爭(zheng) 奪權位的時候，頂上缺乏權威坐鎮，國家很容易陷入混亂(luan) 狀態，激烈的政治競爭(zheng) 可能會(hui) 轉化成直接的武裝衝(chong) 突乃至戰爭(zheng) 。

在原理上，康有為(wei) 在很大程度上重述了英國學者白芝浩（WalterBagehot，又譯白哲特）在《英國憲製》中的見解：立憲君主占據備受尊榮的位置，使得其他政治精英隻能夠去爭(zheng) 奪有實權但缺乏尊榮的首相，從(cong) 而降低了政治競爭(zheng) 的烈度。[27] 但是，中國畢竟已經推翻君主，英國式的“共和爵國”已無法直接實行。在國民黨(dang) 與(yu) 北洋集團對峙的背景下，康有為(wei) “兩(liang) 害相較取其輕”，在其製定的私擬憲草中不僅(jin) 支持了袁世凱提出的解散國會(hui) 與(yu) 自主任命國務員兩(liang) 項核心要求，甚至給了總統更多的額外權力。[28]

1913年6月，隨著宋教仁遇刺案不斷發酵，國民黨(dang) 控製的南方數省與(yu) 北洋政府劍拔弩張，尤其是李烈鈞在江西擴軍(jun) 備戰，衝(chong) 突一觸即發。康有為(wei) 對局勢十分悲觀，寫(xie) 下了《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一文，悲歎“慮總統之爭(zheng) ，而將為(wei) 中南美也。”[29] 如果沒有內(nei) 部的爭(zheng) 亂(luan) ，他所擔憂的外債(zhai) 問題和邊疆分離主義(yi) 問題都會(hui) 有妥當的解決(jue) 辦法。但一旦內(nei) 部爭(zheng) 端開啟，局麵就失控了。中國應避免中南美的共和政局，是康有為(wei) 在其流亡期間反複強調的主張。對康有為(wei) 來說，中南美各共和國的命運，不啻是崇美人士的解毒劑。美國行總統製而取得成功，但南美仿行美式總統製，最後是天下大亂(luan) 。中國如果盲目仿效美國，焉知不會(hui) 重蹈中南美的覆轍？

康有為(wei) 的中南美論述，得益於(yu) 其親(qin) 身遊曆與(yu) 投資經曆。《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稱：“吾遊墨西哥也，大亂(luan) 凡三百年，遍地不耕，將成沙漠，商人警其時亂(luan) 也，不敢投資，工藝、學校無自而興(xing) ，內(nei) 爭(zheng) 頻仍，故失地於(yu) 美萬(wan) 裏焉。”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墨西哥出現了迪亞(ya) 斯總統。“爹亞(ya) 士文武之才，冠絕大地，其專(zhuan) 製墨也二十八年，治法皆舉(ju) ，士農(nong) 工商大辟，文治並著效矣。墨人自沙漠之野蠻，變為(wei) 富庶之文明。”[30] 但這樣一個(ge) 在康有為(wei) 看來功勞直追堯舜湯武的大人物，卻在1911年被逐，原因就在於(yu) 迪亞(ya) 斯總統在共和名下行集權統治，終究難於(yu) “正名”，最終被指為(wei) “專(zhuan) 製”，遭到推翻。

康有為(wei) 何以盛讚迪亞(ya) 斯？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Torreón，當地華人稱“萊苑埠”）炒房地產(chan) ，又計劃開辦一家華墨銀行，吸收墨西哥華人存款，投資於(yu) 房地產(chan) 和交通。3月，他在墨西哥城謁見了迪亞(ya) 斯總統。迪亞(ya) 斯總統當時已經70多歲，卻依然精神矍鑠，目光如電。康有為(wei) 恭維迪亞(ya) 斯是世界第一英雄——就治國而言，當今天下以德皇威廉二世與(yu) 迪亞(ya) 斯為(wei) 最，但威廉二世並非創業(ye) 君主，“雖英武不過守成耳”，而迪亞(ya) 斯卻起於(yu) 布衣，平定禍亂(luan) ，實為(wei) 創業(ye) 之英雄。而迪亞(ya) 斯也稱頌康有為(wei) 在中國維新的勇氣。迪亞(ya) 斯問康有為(wei) 來意，康有成稱“草墨國誌”，即寫(xie) 作一部墨西哥曆史，原因在於(yu) ，墨西哥“以民主共和之體(ti) ，略兼專(zhuan) 製而行之，此真地球獨一之政體(ti) ，古所無也”，對於(yu) 中國有借鑒意義(yi) 。但討論的主題很快轉移到投資上去，康有為(wei) 稱：“吾華人今多委資來墨，信總統也，甚感保護之大德。”這看起來像是一個(ge) 對事實的陳述，但事實上暗含著某種不確定性和期待。迪亞(ya) 斯也很快聽懂了康有為(wei) 的話，回答說：“吾國待各國平等，貴國人來，吾甚喜，必力保護之。”至此，迪亞(ya) 斯已經作出了非常圓滿的投資保護承諾。康有為(wei) 得寸進尺，提出了更敏感的要求——他稱讚墨西哥土地肥沃，但又指出其地廣民稀，希望能夠更多地增加移民。對於(yu) 一國領導人而言，人口的結構是一個(ge) 極其微妙的問題，尤其在民族主義(yi) 時代，關(guan) 係到政治統治的正當性，涉及移民政策的問題，通常難以輕易作出保證。但總統對康有為(wei) 的回答也非常爽快：“吾甚樂(le) 貴國人來物殖，但有資本者益佳耳。”翻成白話就是，歡迎“投資移民”。但對於(yu) 其他類型的移民，總統並未作出進一步承諾。[31]

會(hui) 見結束之後，康有為(wei) 在總統侍衛的陪同下到各處考察，深受優(you) 禮。這種禮遇意味著什麽(me) ？它當然表明了墨西哥總統對於(yu) 康有為(wei) 這個(ge) 維新誌士的尊敬，但更重要的是體(ti) 現了總統對於(yu) 華人資本的重視。旅墨華人在鼎盛時期達到2.8萬(wan) 人，康有為(wei) 所投資的托雷翁城就有600多名華人，已經形成了自身的小社會(hui) 體(ti) 係。而康有為(wei) 與(yu) 墨西哥總統會(hui) 見，絕不是他個(ge) 人出於(yu) 興(xing) 趣的行為(wei) ，更是為(wei) 他自己所代表的華人資本尋求政治保護。見過總統之後，各級政府部門對於(yu) 康有為(wei) 所領導的財團，自然會(hui) 格外重視，華人的生意也就能興(xing) 旺發達——康有為(wei) 自己炒地皮就賺了不止10萬(wan) 銀元，而他所領導發起的華墨銀行，在墨西哥的經濟繁榮中也斬獲甚多。

然而，康有為(wei) 沒有料到墨西哥竟然先於(yu) 中國爆發革命。迪亞(ya) 斯采取親(qin) 外資、開放移民政策，但本國中下層從(cong) 經濟發展中獲利甚少，這就引起了社會(hui) 的排外情緒。1911年5月13日，反對派領袖弗朗西斯科·馬德羅（Francisco Ignacio Madero González）的弟弟埃米利奧·馬德羅（Emilio Madero）率領的反政府武裝攻入托雷翁。大批墨西哥暴民隨之湧入，大肆屠殺華人，搶劫財物。康有為(wei) 領導的保皇黨(dang) 旗下的華墨銀行遭受重創，據康有為(wei) 女兒(er) 康同璧所述，康有為(wei) 的一位族人康同惠也死於(yu) 屠殺之中。[32]

投資覆滅，族人被殺，對康有為(wei) 來說，其墨西哥經曆是一道深刻的傷(shang) 疤。因此，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康有為(wei) 對共和的個(ge) 人經曆就已經非常負麵。但康有為(wei) 數年未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此事，直到1917年《共和平議》一文才將往事和盤托出：“吾在墨西哥，開一銀行，築一鐵道，買(mai) 地十裏，建二石樓；自辛亥亂(luan) 而遭敗，銀行燒而鐵道廢，石樓無人居，而土田荒，今乃無人敢入墨而潔之。甚矣！民主國之不固而多亂(luan) 也。既多亂(luan) 矣，富人散走不敢居，則物質無自興(xing) ，富強無自起，文明日衰，無自致矣。”[33] 在這裏，康有為(wei) 明確將矛頭指向了“民主國”本身——問題的症結，就在於(yu) 墨西哥早早地推行了無君之治，各派競逐最高權力，政壇混亂(luan) 無已。[34] 由於(yu) 話語體(ti) 係和合法性原則已經發生了變遷，迪亞(ya) 斯式的統治，也就很容易被視為(wei) “共和”的反麵，無法保持穩定。

共和本身變成“共亂(luan) ”，迪亞(ya) 斯行開明專(zhuan) 製卻又無法立足，墨西哥的前景十分黯淡。但康有為(wei) 在《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中悲歎，中國的境況，恐怕要比中南美更不如。因為(wei) 中南美還有“孟綠義(yi) ”——即美國的門羅主義(yi) （Monroeism），保障美洲國家免收歐洲列強的幹預，尚能保持領土的完整。而中國按照目前的樣子下去，最後很可能會(hui) 像印度那樣被列強瓜分。[35]

為(wei) 何推行共和政體(ti) 反而帶來“共亂(luan) ”的效果？在1917年《共和平議》之中，我們(men) 可以更為(wei) 清晰地看到康有為(wei) 的推理邏輯：

第一，在中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乃是源於(yu) 遏製各種離心傾(qing) 向的需要。“以政體(ti) 言之，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道路未通，種族不一，非有強力之政府，必不能統治之。”[36] 這其中，尤其需要強有力的軍(jun) 權：“中國強鄰四邇，群盜滿山，有不設一兵、僅(jin) 設萬(wan) 兵之理否乎? ”[37] 這一點就將中國與(yu) 美國區分開來。美國地緣政治環境優(you) 越，建國之初文化同質性也較高，這使得聯邦政府不必建立強有力的常備軍(jun) ，而軍(jun) 人幹政的風險，也就被降到了最低。[38] 中國的治理離不開強有力的軍(jun) 權，但這同時也就產(chan) 生了軍(jun) 人篡奪權力，突破文官政府控製而幹預政治的可能性。

第二，革命推翻君主製，但國家整合仍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因此產(chan) 生了強有力的總統權。中國的總統可以直接管到省以下，必然比美國的聯邦總統權力更強。但也正是這種不可或缺的強總統權，產(chan) 生了巨大的政治風險。這一職位集尊榮與(yu) 效率於(yu) 一體(ti) ，必將成為(wei) 各路政治精英“逐鹿中原”的爭(zheng) 奪對象。“夫以南美諸小國國土之小，總統之權之小，而爭(zheng) 者如此；況吾國土地之大，而總統之權之大，其爭(zheng) 者如何乎?”[39]

要打破惡性循環，需要從(cong) 源頭上思考如何減少離心力。而這就必須推進一係列基礎設施和基礎製度的建設：“凡共和之國，必須道路交通，而後民情可達;又必道路交通，而後無恃險阻兵以釀戰事。”[40]而修路的關(guan) 鍵，又在修鐵路。如果法國早日修通鐵路，也就不會(hui) 大亂(luan) 這麽(me) 多年；如果美國早日修通鐵路，或許連南北戰爭(zheng) 都不會(hui) 發生。而中國現在的分裂局麵，跟修築鐵路的落後有很大關(guan) 係，鐵路無法到達四川、雲(yun) 南、貴州、廣東(dong) 、新疆、甘肅、陝西，“於(yu) 是凡鐵道未達之地，可處處分裂;夫分裂愈甚，兵爭(zheng) 愈多矣。夫凡戒嚴(yan) 之地，必改行專(zhuan) 製。兵爭(zheng) 多，則武人執政，時時戒嚴(yan) ，日日專(zhuan) 製。雖欲至共和，如何至共和？”[41]在此意義(yi) 上，修鐵路看似屬於(yu) 物質建設，卻成為(wei) 共和建設中極為(wei) 關(guan) 鍵的一環。原因就在於(yu) ，它促進了“通”與(yu) “公”，因而提升了一國“共”的程度，最後達到“和”的結果。

另一個(ge) 重要的方麵，是金融體(ti) 係的建設。在清末思想家中，康有為(wei) 對金融體(ti) 係的建設著墨甚多。其作於(yu) 1908年的《金主幣救國議》主張中國實行金本位幣製，學習(xi) 西方銀行製度，以足夠準備金為(wei) 基礎，發行紙幣。在論及紙幣時，康有為(wei) 認為(wei) 宋朝發行交子、會(hui) 子，已經積累了發行紙幣的經驗，但是他仍然強烈反對由官府直接發行紙幣，認為(wei) 會(hui) 有三個(ge) 方麵的缺陷：“權太尊大，與(yu) 民畏隔，一也。能左右法律以便其行政，必至顧國家不顧人民，二也。不通市情，不能得高下漲落多少之宜而因應之，三也。”[42] 如果說立銀行的目的在於(yu) 促進“公”與(yu) “通”，康有為(wei) 在此明確否定將官府直接等同於(yu) “公”與(yu) “通”的理解進路。在康有為(wei) 看來，銀行的運作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尊重市場規律，貼近民眾(zhong) ，不能成為(wei) 官府急功近利的行政手段。在確定幣製的主張基礎之上，在1912年2月改定的《理財救國論》中，康有為(wei) 又進一步提出了“理財救國”的主張，認為(wei) “夫所謂理財之道者，妙用銀行以為(wei) 樞，流通至虛之紙幣公債(zhai) 以為(wei) 用，搜藏至實質金銀以為(wei) 備，鑄行劃一之金幣以為(wei) 符而已”。[43] 這裏的運作方式是，中央政府發行公債(zhai) ，中央銀行以紙幣購買(mai) 公債(zhai) ，再將公債(zhai) 賣給各銀行、銀號、錢莊、當押、金銀店等，中央銀行則以搜集到的金銀作為(wei) 準備金，發行更多的紙幣，用於(yu) 購買(mai) 更多的公債(zhai) ，這就源源不斷地創造出貨幣，帶動經濟發展。而這一機製運作的前提，當然是銀行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能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事。

五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的財政和金融狀況卻在繼續惡化。康有為(wei) 在1917年《共和平議》中指出，當前中國銀行與(yu) 交通銀行兩(liang) 大銀行的運作缺乏獨立性，政府可隨意對銀行下令，支取民眾(zhong) 的儲(chu) 蓄，“以養(yang) 私人，以行暗殺，以戰敵黨(dang) ”，而對此民眾(zhong) 根本無從(cong) 獲得相關(guan) 信息，無法對銀行進行監理。這樣的銀行運作方式，無法維持信用，因而也很難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而政府掌握了銀行這個(ge) 錢袋子，可行“內(nei) 爭(zheng) 內(nei) 戰以求專(zhuan) 製求帝製之事”。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支取銀行儲(chu) 蓄以擴張武裝。[44]

康有為(wei) 更是在外幣在華廣泛流通這一現象背後，看到了巨大的政治風險：“外人但多費紙墨數千百、女工十數日，即可出無量銀紙，而收買(mai) 百數十萬(wan) 之兵，即可立亡吾國。此遍大地萬(wan) 國之所無，而中國亙(gen) 古所未有矣。”[45] 自從(cong) 入關(guan) 以來，清廷隻管銅幣，而未對市麵上流通的白銀製定統一幣值標準，有清一代，一直有大量外國銀幣在市麵上通行；外國紙幣在華流通始於(yu) 清末，由於(yu) 各種不平等條約的存在，外國紙幣先是在各通商口岸流通，此後，外國銀行在華分支機構不經清政府批準，直接發行紙幣。一些外國銀行發行的是以中國貨幣單位計值的銀圓票、銀兩(liang) 票；另一種是以外國貨幣單位記值的紙幣，多流通於(yu) 列強在華勢力範圍。[46] 清末盡管地方離心力潛滋暗長，但畢竟還沒有形成長期的軍(jun) 閥割據，因此外國紙幣的流通，尚不至於(yu) 造成多少軍(jun) 事上的風險。但在民國的軍(jun) 閥割據之下，武人“一言不合，動輒稱兵;事權未得，輒思革命”，外國隻要針對中國增發紙幣，即可在中國收買(mai) 武裝，傾(qing) 覆中國。[47]不斬斷列強金融能力向軍(jun) 事能力轉化的機製，中國將始終處於(yu) 高度危險的境地。

在此背景下，“物質救國”和“理財救國”這兩(liang) 大命題，就獲得了極強的時代針對性。推廣鐵路和無線電這樣的基礎設施，是為(wei) 了從(cong) 根本上加強國家內(nei) 部的團結，抽掉軍(jun) 閥割據的物質基礎；整頓金融秩序，維護銀行信用，乃是為(wei) 了防止掌權者濫用金融力量，擴張私人軍(jun) 隊，更是防止列強在中國收買(mai) 雇傭(yong) 軍(jun) ，滅亡中國。在康有為(wei) 看來，政府本身並不必然是促進“公”與(yu) “通”的因素，在很多時候作用恰恰是相反的，當經濟規律需要政府為(wei) 其他機構留出一定自主性的時候，政府需要作出必要的自我約束。但在需要政府積極發揮作用的地方，就要當仁不讓，充分發揮出自身的優(you) 勢。

康有為(wei) 青島故居“天遊園”（海裔/攝）

三、如何以君憲克服碎片化的政局？

既然民國的“共和”已成“共亂(luan) ”，康有為(wei) 又能提供什麽(me) 樣的解決(jue) 方案呢？《長安演說集》中對陝西各界提出了兩(liang) 大主張：第一是物質救國，第二是尊孔教，但由於(yu) 場合所限，未能亮明康有為(wei) 的底牌，即以“虛君共和”為(wei) 名，重建君主立憲製，擁溥儀(yi) 重歸皇位。

向地方軍(jun) 閥講“物質救國”，是一種安全的修辭。然而，在沒有統一的政治結構的前提下講“物質救國”，會(hui) 產(chan) 生什麽(me) 樣的效果呢？劉鎮華執掌陝西的時間短，實際上並沒有機會(hui) 實踐康有為(wei) 的“物質救國”思想，在這方麵做得比較好的是山西的閻錫山。閻錫山於(yu) 1932年提出“自強救國”、“造產(chan) 救國”等口號，施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在山西省建立起一個(ge) 相當可觀的工業(ye) 體(ti) 係，但令人驚愕的是，閻錫山在山西修的鐵路采用的是法國式的1米窄軌，而不是全國統一的1.435米寬軌。與(yu) 眾(zhong) 不同的軌道，可以防止外省軍(jun) 隊借助鐵路進入山西，但山西卻可以利用自己的鐵路運兵到省邊界，這樣進可攻，退可守。因此，可以看到，在碎片化的軍(jun) 閥割據局麵下，地方軍(jun) 閥有可能用心搞物質建設，但一旦引入排斥性的工業(ye) 標準，“物質救國”反而會(hui) 加強整個(ge) 國家的碎片化。要實現“車同軌”，最後還是繞不過政治上的整合。

尊崇孔教，是康有為(wei) 克服民初意識形態碎片化的努力，他希望借助孔教的建構，為(wei) 中國政治精英提供一個(ge) 基本的意識形態共識，以克服政治倫(lun) 理的混亂(luan) 局麵。從(cong) 康有為(wei) 1923年的眼光來看，尊崇孔教對於(yu) 民國的意義(yi) ，恰在於(yu) 建構“共和”之“共”。而對於(yu) 重建君憲的事業(ye) 來說，尊孔的意義(yi) 更為(wei) 重大，經康有為(wei) 解釋的孔子之義(yi) ，既支持對君主權威的尊崇，也支持對君主統治權力的限製，在他看來，在中國，不可能找到比這更合適的意識形態選項。與(yu) 此同時，尊崇孔教之論實際上又隱含了康有為(wei) 的“建黨(dang) ”學說。康有為(wei) 主張在國家政權之外另立孔教會(hui) ，由他自己及門人掌握發展方向。放在民初的政治結構中，孔教會(hui) 的作用，其實就相當於(yu) 一個(ge) 政黨(dang) ，雖然尚未參與(yu) 議會(hui) 選舉(ju) ，但康有為(wei) 無疑希望其發揮聯係社會(hui) 與(yu) 國家政權的作用。[48]

然而，尊孔卻未必能直接帶來對碎片化的政治結構的克服。首先，在中國曆史上多次出現過數個(ge) 並立的政權都尊孔的情況，比如金與(yu) 南宋並立之時，金國朝野對於(yu) 孔子的尊崇，在很多方麵甚至超過了南宋，但這並不能直接帶來金國和南宋的統合。其次，正如張翔所指出的那樣，康有為(wei) 在國家政權之外另立孔教，在戊戌變法前後即引發了保守派關(guan) 於(yu) 孔教會(hui) 是否會(hui) 成為(wei) 皇權之外新的政治中心的質疑，而孔教會(hui) 的“大同”之教，與(yu) 康有為(wei) 自己主張的適合於(yu) 小康之世的君主立憲政製，也存在著深刻的內(nei) 在緊張[49]，這種“教”與(yu) “政”之間的張力本身就可能構成政治整合的障礙。最後，我們(men) 還可以看到，在民初兩(liang) 次回歸君主製的嚐試失敗之後，新式知識分子視儒家思想為(wei) 君主製的基礎，反孔教的聲音日益壯大。在這種情況之下，孔教會(hui) 隻能統合一部分舊精英，而無法統合新精英。而1923年的問題，恰在於(yu) 如何將新舊精英統合起來。僅(jin) 有意識形態上的倡議，而沒有重塑政治結構的努力，恐怕是難以奏效的。

因此，以上兩(liang) 大主張，隻有跟重塑政治結構的努力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奏效。康有為(wei) 從(cong) 未放棄在這一方向上作出努力，並為(wei) 此留下了大量在共和背景下鼓吹君憲優(you) 越論的文字。為(wei) 了便於(yu) 理解，我們(men) 可以將康有為(wei) 晚年的君憲優(you) 越性論證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次：第一是論證君主立憲製相對於(yu) 共和的優(you) 越性；第二是論證溥儀(yi) 相對於(yu) 其他人選更有資格被擁戴為(wei) 君主。[50]

在第一個(ge) 層麵，經曆過兩(liang) 次君主複辟之後，康有為(wei) 仍然服膺於(yu) 白芝浩式的君主立憲論：立憲君主占據尊榮的位置，不幹政而享有權威；其餘(yu) 人爭(zheng) 奪總理大臣的位置，但缺乏尊榮。這可以減少政爭(zheng) 的烈度，君主的權威將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51] 在1913年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康有為(wei) 曾係統闡述過英國憲製的優(you) 點。1925年的《告國人書(shu) 》中，康有為(wei) 重申了英國憲製對於(yu) “止亂(luan) ”的意義(yi) ：“夫虛君者，不欲其治，但求其能止亂(luan) 也。有一君立，則政體(ti) 堅定，國有重心，雖有變亂(luan) ，不動大局，聽國人之爭(zheng) 總理。如議員不信任，則總理去位，數年一行，國家無事，不似爭(zheng) 總統之流血者。”[52]

但是，白芝浩的理論有其獨特語境：英國君主是擁有傳(chuan) 統權威的“舊君主”，但康有為(wei) 麵對的是君主退位之後的政治碎片化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回歸的君憲製究竟能提供何種獨特的資源，使其能比共和製更適合於(yu) 碎片化社會(hui) 的政治整合？我們(men) 可以在康有為(wei) 作於(yu) 1917年的《共和平議》中找到部分答案，在這篇政論中，康有為(wei) 對共和製作了這樣的批評：“無世爵之延以結其不叛之心，無忠義(yi) 之名以鼓其報效之氣，故不足以收武人之用，而反以成跋扈之風也。”[53]

把這段話反過來讀，我們(men) 就能讀出康有為(wei) 對君主製優(you) 越性的具體(ti) 理由：君主手中有比共和國的官員更多的政治整合工具，一是頒發“世爵”。如孟德斯鳩所雲(yun) ，與(yu) 共和製相比，君主製“……有另一個(ge) 動力，這就是榮譽。榮譽就是每個(ge) 人和每個(ge) 階層的成見，它代替了我所說的政治品德，並且處處做品德的代表。在君主國裏，它鼓舞最優(you) 美的行動；它和法律的力量相結合，能夠和品德本身一樣，達成政治的目的……”。[54] 君主製下榮典的要義(yi) ，就在於(yu) 將人分成不同的等級，引導較低等級的人向上努力，而這是講究平等的共和國難以接受的。[55] 君主立憲製盡管具有共和製的某些特征，但在榮典問題上，與(yu) 典型的君主製有較強的一致性。

世襲君主的第二個(ge) 政治整合工具，就是它可以光明正大地要求臣民效忠於(yu) 君主個(ge) 人。而這是共和製下是缺乏正當性的，因為(wei) 共和製要求效忠於(yu) 國家和人民這樣的抽象的權威，具體(ti) 的個(ge) 人隻有在代表抽象的權威的時候，才能正當地要求他人效忠。但在軍(jun) 閥割據局麵下，軍(jun) 閥人人都自稱代表了國家和人民，指責別人僭越權力，忠誠反而失去了客觀的尺度，因而無法“定於(yu) 一”。世襲君主將效忠集中到一個(ge) 具體(ti) 的人身上去，非常直觀，可以避免效忠對象的抽象性所導致的紛爭(zheng) 。在這一點上，康有為(wei) 的思考又與(yu) 白芝浩不謀而合，後者將君主製稱為(wei) 一種“可以讓人理解的政府形式”，由於(yu) 人類想象力的缺乏，“世界上很少有哪裏的人能理解其他形式的政府”。[56] 康有為(wei) 這兩(liang) 點論述，即使放到近代歐洲君主立憲思想史中，也毫不遜色。

但是，問題在於(yu) ，歐洲尊崇君主的文化，依賴於(yu) 一個(ge) 漫長的貴族傳(chuan) 統——全歐洲的貴族們(men) 相互通婚，構成淩駕於(yu) 各國平民之上的等級，這就限製了君位爭(zheng) 奪的範圍。而中國有著“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傳(chuan) 統，貴族壟斷政權的做法，很早就在中國失去了正當性，甚至許多皇帝也起於(yu) 布衣，儒家的天命鼎革理論，也為(wei) 朝代的更替提供了正當性論證，因此，中國也始終不會(hui) 缺少最高權位的覬覦者。在康有為(wei) 鼓吹的“虛君”製度之下，一個(ge) 緊迫的問題是如何阻止掌握行政大權的內(nei) 閣總理大臣篡奪皇位。1911年，袁世凱當上內(nei) 閣總理大臣之後，即謀劃逼迫皇帝退位。即便清廷複辟成功，誰能保障虛君政體(ti) 之下，不會(hui) 出現第二個(ge) 、第三個(ge) 袁世凱呢？

針對內(nei) 閣總理大臣可能篡位的質疑，康有為(wei) 在1916年的《中國今後籌安定策》中曾作出專(zhuan) 門回應。康有為(wei) 指出，“今各立憲之國行之百年，總理大臣，未聞有一篡位者，豈其人之皆純忠乎？”之所以其他國家總理大臣不篡權，是因為(wei) 他並不掌握兵權。如果由元老院諸元老選出元帥，再由元帥來掌握兵權，那麽(me) 就會(hui) 對總理擅權起到製約作用。[57] 但這仍隻是穩定的立憲製度的運作狀況。觀察袁世凱篡位的經曆，可以看到，袁世凱之所以能成功，根本上是因為(wei) 北洋將領對他建立了私人效忠關(guan) 係，其他人指揮不動北洋軍(jun) 。在這裏，真正的要害並不是正式製度的安排，而是政治權威與(yu) 正式製度的分離。要治療這一痼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滲透軍(jun) 事製度的私人庇護關(guan) 係，這正是康有為(wei) 的論述未能回應的問題，也是後麵國共兩(liang) 黨(dang) 通過引入列寧主義(yi) 原則來克服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men) 考察第二個(ge) 層麵：君主人選。共和製的主張者，未必內(nei) 心中就有一個(ge) 確定的總統人選；但君主立憲製的主張者，幾乎都已經有確定的效忠對象。對康有為(wei) 而言，有資格在中國當立憲君主的，隻有溥儀(yi) 。在1925-1926年與(yu) 吳佩孚的兩(liang) 次通電（信）中，康有為(wei) 詳細討論過複辟的君主人選問題。康有為(wei) 指出，有人認為(wei) 中國的君主必須是漢人，但即便是民國選總統，也都鬧得兵刃相見，更何況是擁戴君主呢？即便是像袁世凱這麽(me) 有權力的人，其稱帝也無法得到趙秉鈞、馮(feng) 國璋、段祺瑞等重要臣屬的同意，其他人就更不如袁世凱了。[58] 康有為(wei) 同時指出，考慮到中國有佛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諸種宗教，以孔子後裔衍聖公為(wei) 皇帝，恐怕難以得到其他宗教的接受。更何況當下的衍聖公尚在幼年，如果稱帝，權力恐將落入宮闈之手。[59]

排除了漢族政治人才之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溥儀(yi) ，康有為(wei) 在1926年4月1日致吳佩孚的書(shu) 信中指出了溥儀(yi) 的若幹優(you) 勢：（1）從(cong) 個(ge) 人素質上說，不僅(jin) 聰明，而且經曆過挫折打擊；（2）曾經是中國的皇帝，擁有傳(chuan) 統的權威；（3）已經廢除太監製度，因此很難有後宮亂(luan) 政的可能。針對有人提出的漢人不接受滿人繼續做皇帝的問題，康有為(wei) 補充論證，滿漢原本同源，滿人入關(guan) 之後已經漢化，辛亥以來，滿人幾乎全改漢姓，區分滿漢已沒有太大意義(yi) 。更何況由於(yu) 民國的混亂(luan) ，“...全國民間，無不念清朝之仁，而恨民國之亂(luan) 者。”[60]

康有為(wei) 提出的三點中，最值得疑問的是第二點：他假設清朝君主的傳(chuan) 統權威，在革命之後仍延續至今，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即便暫不考慮革命派與(yu) 漢民族主義(yi) 思潮的存在，我們(men) 也能很容易看到，哪怕是對清朝君主存有感情的北洋官員，在袁世凱和張勳複辟失敗之後，也都對複辟的話題避之唯恐不及。康有為(wei) 極力爭(zheng) 取的吳佩孚，就是一個(ge) 典型的例子。

經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zheng) 和1922年的直奉戰爭(zheng) ，吳佩孚成為(wei) 直係中最強的實力派，這讓因張勳“丁巳複辟”失敗而沮喪(sang) 的康有為(wei) 重新看到了一線希望。1921年，康有為(wei) 與(yu) 吳佩孚通信建立了聯係。1922年，又派弟子伍莊和徐良到吳佩孚手下工作。1922年9月，奉係張作霖與(yu) 皖係盧永祥及南方的孫文結盟，對抗直係，吳佩孚遂將兵鋒指向三角同盟中勢力較弱的孫文。1923年3月，康有為(wei) 致電吳佩孚，希望其鏟除孫文在粵勢力。1923年6月，康有為(wei) 親(qin) 至洛陽與(yu) 吳佩孚會(hui) 晤，在密室之中，康有為(wei) 希望吳佩孚支持其在中國恢複君主立憲。但吳佩孚敷衍康有為(wei) ，大講《周禮》，意在顯明與(yu) 公羊家康有為(wei) 不同的路向。康有為(wei) 這次洛陽會(hui) 晤並沒有取得成功，但並沒有放棄對吳佩孚的期望，此後多次與(yu) 吳佩孚通信、通電，並數度前往洛陽拜訪吳佩孚，吳佩孚每回都能與(yu) 之談笑風生，但又表示“至於(yu) 一切政治話題，恕晚生不願領教”。[61]

在共和還是君主這一問題上，吳佩孚如同大部分北洋將領一樣，事實上並沒有什麽(me) 強烈的偏好，完全可以隨時局變化而起舞。但他畢竟還有健全的政治判斷力。在袁世凱稱帝和張勳複辟失敗之後，複辟帝製在北洋內(nei) 部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非常敏感的話題。一些北洋將領在辛亥革命曾對清帝遜位起到直接助推作用，如果清朝皇帝複辟，這部分人首先擔心的是自己的安全問題。當然，對君主有感情的北洋政治精英大有人在，甚至連徐世昌總統都經常出入紫禁城，被遜清小朝廷繼續稱為(wei) “太傅”。但稍有政治本能的人都知道，複辟帝製需要強大的軍(jun) 事實力，在北洋集團分裂的背景下，如果有誰支持君主複辟，馬上會(hui) 被其他派係視為(wei) 試圖削減他人權力，必然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命運。袁世凱和張勳殷鑒在前，讓他人望而卻步。

因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政治與(yu) 軍(jun) 事權力的碎片化，既是建設優(you) 質共和的障礙，也構成了君主複辟的巨大障礙。在“舊君主”倒台、皇綱解紐之後，要將其重新樹立為(wei) 君主，其難度就相當於(yu) 產(chan) 生一個(ge) “新君主”。不能想當然地認為(wei) ，一旦君主複位，王朝曾擁有的經幾百年積累而形成的君主權威，就能從(cong) 地上起來，自動歸附到君主的身上。複位的“舊君主”如同“新君主”一樣，也需要從(cong) 頭開始重新打造他的權威。但在經曆過“五四運動”的二十年代，無論是軍(jun) 事格局，還是意識形態格局，都不利於(yu) 世襲君主的複歸。君主立憲的“時間窗口”，已經關(guan) 閉。

在康有為(wei) 遊說北方各路軍(jun) 閥之時，南方的“國民革命”大幕已經開啟。孫文獲得了蘇聯的資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nong) 工”三大政策，建立黃埔軍(jun) 校，培養(yang) 黨(dang) 軍(jun) 幹部。1924年，孫文發表《三民主義(yi) 》演講，係統闡述了自己的最新建國方案。將康有為(wei) 的《長安演說集》和孫文的《三民主義(yi) 》演講放在一起，我們(men) 就能看到兩(liang) 條不同的救國道路。二人都試圖統一中國，二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黨(dang) （孔教會(hui) vs.國民黨(dang) ）。但康有為(wei) 的政黨(dang) 組織十分鬆散，手中也並沒有軍(jun) 事武裝，其憲製追求則是丁巳複辟失敗後軍(jun) 閥們(men) 聞之而色變的君主立憲，在20年代的輿論條件下，這一憲製方案隻能訴諸精英密謀而非大眾(zhong) 動員。而孫文則麵向大眾(zhong) ，提出了清晰的政治綱領，闡明了鬥爭(zheng) 的策略，推廣了新的組織形式，擁有了自己的軍(jun) 事力量和盟友的資金支持，其主義(yi) 能夠投入直接的革命與(yu) 國家建設行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何者對於(yu) 大眾(zhong) 和經曆“五四”洗禮的新政治精英更具吸引力，答案幾乎是不言自明的。

四、餘(yu) 論

本文從(cong) 康有為(wei) “不能共則不能和”這一思想命題切入，重審晚期康有為(wei) 的國家建構論與(yu) 政體(ti) 論之間的關(guan) 係。康有為(wei) 敏銳地看到，共和的成敗並不僅(jin) 僅(jin) 依賴於(yu) 政體(ti) 建設的努力，同時也依賴於(yu) 一係列創設“公”和“通”的基礎設施和國家基本製度；沒有有效的國家建構，也就很難產(chan) 生優(you) 質的共和政體(ti) 。這一思考具有相當強的政治洞察力。[62]但與(yu) 此同時，康有為(wei) 的“不能共則不能和”之論包含著另外一重意涵：既然中國目前仍缺乏“共”的因素，共和製度就很難運作下去，需要重新引入君主立憲製度，以逐漸增加“共”的因素。在康有為(wei) 充滿曆史進步論色彩的“三世說”框架裏，君主立憲製被視為(wei) 一種過渡性的、適合於(yu) “升平世”的製度安排。[63] 在製度運作的微觀層麵，世襲君主可以調用一係列獨特的資源來實現政治整合，如效忠於(yu) 君主個(ge) 人的倫(lun) 理，以及將人分成不同等級的榮典。法國革命爆發以來的大動蕩，墨西哥跌宕起伏的共和經曆，以及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的碎片化政局，都在不斷加固他的這一判斷：共和之於(yu) 中國，仍然是一個(ge) 超越當下發展階段的政治選項，君主立憲製則是更適合中國的憲製方案。

但本文的分析表明，康有為(wei) 提出的君主立憲替代方案，麵對一個(ge) 嚴(yan) 重缺乏“共”性的社會(hui) ，同樣無能為(wei) 力。在一個(ge) 運作幾百年的君主製之下，君主立憲或許有助於(yu) 減少政治競爭(zheng) 的烈度。但如果是在共和革命之後克服軍(jun) 閥割據、重建君主製，很難說前朝君主的殘餘(yu) 權威對於(yu) 政治整合還能起到多大作用。康有為(wei) 熟悉的“君憲優(you) 越性”論述，很難切中民初政治碎片化的語境。在民初兩(liang) 次重建君主製的嚐試失敗之後，重建君憲製的“時間窗口”已經關(guan) 閉，在此背景下繼續尋求君憲製的重建，就已經變成脫離時代條件的個(ge) 人執念了。

在剔除隱藏的君主製執念之後，康有為(wei) 的“不能共則不能和”完全稱得上一個(ge) 對國家治理具有指導意義(yi) 的理論命題。這一命題探討了一係列具有互聯互通功能的基礎設施和基本製度對於(yu) 政體(ti) 運作效果的重要性，一方麵有助於(yu) 打破“政體(ti) 決(jue) 定論”，另一方麵，其對“通”的強調又可以成為(wei) 批判專(zhuan) 製性權力運作的理論資源。偏好君憲的康有為(wei) ，最終為(wei) 中國本土的共和主義(yi) 思想做出了意外的，也是獨特的貢獻。

 康有為(wei) 青島故居“天遊園”前廳，康有為(wei) 銅像及毛澤東(dong) 評價(jia) （海裔/攝）

注釋：

 [①] 孔飛力曾以國家建構的視野，對晚清思想作出新的解讀，其對魏源和馮(feng) 桂芬的思考尤值一觀。參見【美】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陳兼、陳之宏譯，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3年。

[②] 參見王紹光：《建立一個(ge) 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兼論“政權形式”與(yu) “國家能力”的區別》，載《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1991年第4期。

[③] 參見王紹光：《中國•政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④] 坊間流傳(chuan) 的版本，是《康南海先生長安演說集》，西安教育圖書(shu) 社鉛字排印本。本文所引康有為(wei) 著述，如無說明，根據的都是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⑤] 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第290頁。

[⑥] 1920年代的康有為(wei) 所主張的是英式的虛君立憲製，而非德日的二元製君主立憲製。但在流亡期間，康有為(wei) 一直是德國模式的推崇者。關(guan) 於(yu) 康有為(wei) 的德國觀念，參見章永樂(le) ：《在“國競”中“去國”：康有為(wei) 論德國與(yu) 世界秩序的未來》，《原道》2016年第2輯，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52-84頁。

[⑦] 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290頁。

[⑧] 同上注，第290頁。

[⑨] 同上注，第291頁。

[⑩] 同上注，第291頁。

[11] 同上注，第292頁。

[12] 一種可能的疑問是，國家能力建設既可以為(wei) 民主法治提供基礎，但也可能為(wei) 專(zhuan) 製提供基礎，而康有為(wei) 的“不能共則不能和”主張到底會(hui) 導向何種方向？在此，康有為(wei) 對“通”與(yu) “公”的強調，可以提供一個(ge) 基本的線索。早在19世紀90年代改定的《實理公法全書(shu) 》中，康有為(wei) 即將“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視為(wei) “公法”，同時反對“民主”和“君主威權無限”。參見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2-153頁。而此後他在許多場合反複強調，議院之利，即在於(yu) “公”與(yu) “通”，而君主專(zhuan) 製恰恰會(hui) 因為(wei) 上下不通而導致治理失當。

[13] 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1頁。

[14] 同上注，第274頁。

[15] 同上注。

[16] 同上注，第275頁。

[17]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ce) ），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291頁。

[18] 康有為(wei) ：《孟子微》，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頁。

[19] 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275頁。

[20] 同上注，第278頁。

[21] 同上注。

[22] 同上注，第278頁。

[23] 同上注，第281頁。

[24] 同上注，第281頁。

[25] 同上注，第282頁。

[26] 同上注，第50頁。

[27] 筆者尚未在康有為(wei) 的文本中找到對於(yu) 白芝浩的直接引用，但確定無疑的是，康有為(wei) 喜歡引用深受白芝浩影響的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參見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校：《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頁。關(guan) 於(yu) 白芝浩對於(yu) 布賴斯的深刻影響，see Brent E. Kinser, TheAmerican Civil War in the Shaping of British Democrac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康有為(wei) 盤桓美國與(yu) 英倫(lun) 期間，也正是白芝浩、布賴斯的知識影響如日中天之時，很難想象康有為(wei) 這樣一個(ge) 以“神農(nong) 嚐百草”精神考察各國憲製的流亡者不會(hui) 注意到這兩(liang) 位英美知識界的代表人物。事實上，白芝浩學說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從(cong) 19世紀末即已開始。嚴(yan) 複在《天演論》中即提到白芝浩的《物理與(yu) 政治》（嚴(yan) 複翻譯為(wei) 《格致治平相關(guan) 論》），參見王栻編：《嚴(yan) 複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1346頁。美國基督教會(hui) 在上海所辦的聖約翰大學於(yu) 1908年開設社會(hui) 學課程，采用白芝浩（Waltor Bagehof）的《物理與(yu) 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為(wei) 教材。章士釗於(yu) 1907-1911年留學英國，即深受白芝浩與(yu) 布賴斯影響，回國後將白芝浩《英國憲製》第一篇翻譯為(wei) 《白芝浩內(nei) 閣論》，參見章士釗：《白芝浩內(nei) 閣論》，《甲寅》1914年5月10日第1號。

[28] 參見章永樂(le) ：《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145頁。

[29]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6頁。

[30] 同上注，第126頁。

[31] 以上對話，參見康有為(wei) ：《謁墨西哥總統答問記》，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0頁。

[32] 康同壁：《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載《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年，第129頁。

[33]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3頁。

[34] 迪亞(ya) 斯治下的墨西哥為(wei) 了發展經濟，采取了熱烈歡迎外商投資的政策，這是華人能在墨西哥生根發芽的前提。但是，迪亞(ya) 斯總統的政策卻又隱藏著巨大的隱患。這位鐵腕政治強人接受了墨西哥在世界市場上的既有分工地位，不是打造一個(ge) 獨立自主的工業(ye) 體(ti) 係，而是滿足於(yu) 為(wei) 發達國家輸送原材料，久而久之形成一個(ge) 依附型的經濟體(ti) 係，國家經濟命脈被外國所控製，國內(nei) 經濟也隨著國際市場的波動而跌宕起伏。外商大發其財，而墨西哥本國的民族資產(chan) 階級和中下層卻收獲很小，而這就成為(wei) 迪亞(ya) 斯覆滅的經濟根源。康有為(wei) 在分析迪亞(ya) 斯的覆滅的時候，未能看到這一因素。

[35] 康有為(wei) ：《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頁。印度是康有為(wei) 經常舉(ju) 的與(yu) 墨西哥、波蘭(lan) 並立的反麵例子。戊戌變法後初流亡之時，梁啟超曾與(yu) 歐榘甲一起主張各省自立，進而聯合成為(wei) 一個(ge) 新中國。康有為(wei) 對此進行了聲色俱厲的駁斥，認為(wei) 中國在列強環峙之中，此舉(ju) 隻會(hui) 導致中國重蹈印度各邦被英國各個(ge) 擊破，最後全境淪為(wei) 英國殖民地的命運。中國所需要的是加強內(nei) 部團結，以全力“外競”。康有為(wei) ：《與(yu) 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yu) 各省自立書(shu) 》，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49頁。康有為(wei) 這一判斷，在民國建立之後並無改變，但形勢的發展，顯然距離他的期望越來越遠。 

[36] 同上注，第3頁。

[37] 同上注，第14頁。

[38]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頁、第49頁、第57頁。

[39] 同上注，第4頁。

[40] 同上注，第13頁。

[41] 同上注。

[42] 康有為(wei) 《金主幣救國議》，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頁。

[43] 康有為(wei) ：《理財救國論》，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頁。

[44] 《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13頁。

[45] 同上注，第25頁。

[46] 參見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黃山書(shu) 社1986年版。

[47] 《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25頁。

注釋

[48] 關(guan) 於(yu) 孔教會(hui) 的建製意義(yi) ，可參見張翔：《大同立教的雙重困局與(yu) 不同應對——康有為(wei) 政教觀初論》，《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49] 張翔：《大同立教的雙重困局與(yu) 不同應對——康有為(wei) 政教觀初論》，《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50] 這一區分的理由是，從(cong) 世界曆史上看，存在著“沒有共和派的共和國”的範例，如法蘭(lan) 西第三共和國，其議會(hui) 中的多數實際上是君主立憲派，但他們(men) 因為(wei) 在君主的人選上達不成共識，因此最終未能實現複辟。由此帶來的啟示是，君主製的重建，需要政治精英們(men) 在兩(liang) 個(ge) 層麵上都能達成共識。

[51] 參見〔英〕沃爾特•白哲特：《英國憲製》，李國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2] 康有為(wei) ：《告國人書(shu) 》，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頁。

[53] 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

[54]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5年版，第24-25頁。孟德斯鳩在這裏所作的君主政體(ti) 和共和政體(ti) 的區分，清末民初人士更傾(qing) 向於(yu) 用“國體(ti) ”來表述。關(guan) 於(yu) “國體(ti) ”的概念，參見林來梵：《國體(ti) 概念史：跨國移植與(yu) 演變》，《中國社會(hui) 科學》2013年第3期。

[55] 關(guan) 於(yu) 榮典製度在民初政治鬥爭(zheng) 中的重要性，可參見章永樂(le) ：《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04-239頁。

[56] 〔英〕瓦爾特•白哲特：《英國憲製》，李國慶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6頁。

[57] 康有為(wei) ：《中國今後籌安定策》，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40頁。

[58] 康有為(wei) ：《致吳佩孚電》，載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02頁、第428頁。

[59]薑義(yi) 華、張華榮編：《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8頁。

[60] 同上注，第428頁。

[61] 參見【日】竹內(nei) 弘行：《康有為(wei) 與(yu) 吳佩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5輯，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10頁。

[62] 在二十世紀曆史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大量仿照西方建立競爭(zheng) 性選舉(ju) 製度的非西方國家，由於(yu) 國家能力建設的滯後，陷入了治理失敗的泥潭，就連在1989年宣揚“曆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重提“政治衰敗”話題，強調國家能力建設對於(yu) 自由民主運作的基礎性意義(yi) 。福山的最新視角體(ti) 現在以下兩(liang) 部作品中：[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政治秩序與(yu) 政治衰敗》，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63] 考慮到康有為(wei) 筆下君主立憲製的過渡性特征，康有為(wei) 的“保守”，不僅(jin) 與(yu) 梅斯特（Joseph deMaistre）、柯特（Donoso Cortes）等天主教保守派的保守存在根本的不同，甚至跟白芝浩、黑格爾等19世紀的君主立憲派也有很大的差別。康有為(wei) 的保守，其基礎在於(yu) 曆史進步論前提下對於(yu) 當下所處的曆史階段的判斷。他並不從(cong) 基本原理上否定共和，隻是主張必須結合具體(ti) 的曆史發展階段來判定共和的可行性。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