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元宋 著《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疏證與(yu) 研究》出版

書(shu) 名：《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疏證與(yu) 研究》

作者：湯元宋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5月

【內(nei) 容簡介】

朱子學對於(yu) 近八百年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有著籠罩性的影響。朱子學研究中，朱熹的書(shu) 信——特別是朱熹與(yu) 張栻的往來書(shu) 信，尤為(wei) 關(guan) 鍵。朱張往來書(shu) 信中，所涉及的“中和新舊說”，以及稍晚的“仁說”“心說”之辯，代表著理學內(nei) 部的碰撞、融合與(yu) 轉型，也代表著朱熹思想真正走向結構性成熟；而其中所論時事出處，也體(ti) 現了理學家共同體(ti) 的政治考量與(yu) 追求。數百年來，這批書(shu) 信一直吸引著中國、朝鮮、日本曆代學者傾(qing) 力其中。本書(shu) 亦接續這一傳(chuan) 統，在批判性吸收前人特別是此前中國學者較少留意的朝鮮、日本相關(guan) 研究的基礎上，對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做了綜合性的疏證與(yu) 研究。

【作者簡介】

湯元宋，先後畢業(ye) 於(yu)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北京大學哲學係，獲哲學博士學位，並在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從(cong) 事博士後研究工作。現任教於(yu)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宋明理學、宋代思想史、宋代政治史。曾在慕尼黑大學、史語所、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於(yu) 《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中華文史論叢(cong) 》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yu) 篇。

【目錄】

【說明與(yu) 凡例】

朱熹研究是宋明理學研究的重鎮。在朱熹研究中，書(shu) 信材料占據重要位置；而在超過2000通的朱熹書(shu) 信中，朱熹與(yu) 張栻的往來書(shu) 信又具有特殊的學術價(jia) 值。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在數量和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於(yu) 宋代理學家書(shu) 信中都極為(wei) 突出。在數量方麵，雖然朱熹和許多學者有書(shu) 信往來、甚至論辯，如朱陸無極太極之辯、朱陳王霸義(yi) 利之辯，但留存至今的，朱熹致陸九淵的書(shu) 信僅(jin) 6通，致陳亮的也不過16通；而朱熹致張栻的書(shu) 信則多達54通，張栻致朱熹的書(shu) 信也有74通。[1]在內(nei) 容方麵，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關(guan) 係到南宋閩學和湖湘學兩(liang) 大理學學派間的碰撞，也關(guan) 係到朱熹學術生涯中最具轉折意義(yi) 的“中和新舊說”的形成。可以說，朱熹最終建構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思想體(ti) 係，並集北宋理學之大成而成為(wei) 南宋理學最具代表性的學者，與(yu) 他和張栻之間的切磋論辯密不可分。

正由於(yu) 此，學界對於(yu) 朱熹書(shu) 信，在係年和義(yi) 理兩(liang) 方麵，都有長期和深入的研究。係年方麵，在清人研究的基礎上，陳來《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1989、2007)、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2001、2014)，可謂朱熹書(shu) 信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對於(yu) 朱子學研究都有著基礎性的價(jia) 值。近年來，顧宏義(yi) 《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shu) 劄匯編》(2017)和郭齊、尹波《朱熹文集編年評注》(2019)，也對相關(guan) 內(nei) 容有所增補。而楊世文《張栻朱熹書(shu) 信編年考證》(2015)和任仁仁、顧宏義(yi) 《張栻師友門人往還書(shu) 劄匯編》(2018)則對張栻書(shu) 信的係年多有探討。係年之外，學者對於(yu)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中的義(yi) 理也有深入的研究。朱子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劉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yu) 完成》以及陳來《朱子哲學研究》等，在分析朱熹義(yi) 理時，頗多篇幅都是圍繞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某種意義(yi) 上，牟宗三先生《心體(ti) 與(yu) 性體(ti) 》專(zhuan) 論朱熹的下冊(ce) ，逾半篇幅就是對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的疏證與(yu) 研究。

但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研究，仍然有可推進之處。以研究最為(wei) 成熟的係年而言，雖然學者對於(yu) 多數書(shu) 信都有較為(wei) 一致的看法，但也有一部分關(guan) 鍵書(shu) 信未能達成共識，或者學界以為(wei) 是定論的關(guan) 鍵書(shu) 信也有重新商榷的餘(yu) 地。對於(yu)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中的義(yi) 理，學界已有深入研究，但是鑒於(yu) 理學研究的特質，往往各家自有說法，就理學研究而言，不易也不宜勉強折中。然而，對於(yu) 非持特定理學觀念的讀者、研究者而言，在理解書(shu) 信本義(yi) 方麵就造成了相當的門檻。如牟宗三對於(yu)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的研究，無疑是最具裏程碑意義(yi) 的研究典範，但牟宗三的詮釋對於(yu) 許多讀者而言，頗難把握和利用。另外，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中還有義(yi) 理之外的諸多內(nei) 容，如涉及朱熹等理學家對於(yu) 政治的看法、理學家的人際網絡等，在過往的理學史研究中，往往有所忽略。

在東(dong) 亞(ya) 三國中，韓日對於(yu) 朱熹文獻的整理，與(yu) 中國大陸頗有不同的取向。如朝鮮性理學自李退溪開始，便致力於(yu) 對朱熹文獻的二次整理和疏證。僅(jin) 《朱子文集》，就有上百種注疏本，其中栗穀一係學者如宋時烈《朱子大全劄疑》、金昌協《朱子大全劄疑問目》、金邁淳《朱子大全劄疑問目標補》，便是幾代學者接力完成，並最終由李恒老《朱子大全劄疑輯補》集數百年朝鮮朱子文獻整理之大成。《朱子大全劄疑輯補》完稿後，百年來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至20世紀80年代，方才影印出版。近年來，日本學界在譯注朱熹文獻時多有利用，而中國大陸罕有學者留意到此書(shu) 的價(jia) 值。[2]

日本學界一直有譯注朱熹文獻的傳(chuan) 統。過去幾十年，更是以共同讀書(shu) 班的方式，致力於(yu) 對朱熹的詩歌、文集、語類做通盤的譯注。幾十年來分卷出版的《〈朱子語類〉譯注》和《朱子絕句全譯注》以及一部分單獨發表的《朱子文集》的譯注，尤其值得借鑒。由於(yu) “譯注”體(ti) 例的特殊要求，日本學界更注重對文本做全麵而直接的譯注。

相較而言，中國學者由於(yu) 母語優(you) 勢，不需要如日韓學者一樣，解決(jue) 文本譯注方麵的問題，可以更多地將精力直接投入到相關(guan) 議題的研究中。但如果缺乏對於(yu) 文本全麵、準確、精細的理解，研究也容易出現偏差，甚至根本性的硬傷(shang) 。近年來，中國學者雖有如田豐(feng) 所撰《朱陳王霸之辨義(yi) 疏》(2019)，但整體(ti) 而言，致力於(yu) 朱熹書(shu) 信“義(yi) 疏”“疏證”“箋注”等基礎性工作的研究者和論著，尚遜色於(yu) 日韓學界。這也是本書(shu) 致力於(yu) 以“疏證”這一較為(wei) 樸素的方式處理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的原因之一。若比較日韓學者對於(yu) 朱熹文獻的基礎整理工作，大體(ti) 而言，日本學界因“譯注”體(ti) 例的原因，更注重文本的直譯、用典的說明，較少處理義(yi) 理，而曆史上的朝鮮性理學者則兩(liang) 方麵都有側(ce) 重。就本書(shu) 而言，作為(wei) 中國學者，自然也會(hui) 處理相當多的義(yi) 理問題，這也是本書(shu) “研究”之名的用意所在。

關(guan) 於(yu) 本書(shu) 體(ti) 例，說明如下：

一，為(wei) 建立學界對於(yu)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乃至今後朱熹書(shu) 信整體(ti) 研究的統一標識，本書(shu) 將朱熹致張栻書(shu) 信，統一簡稱為(wei) Z，其中第一通書(shu) 信，則為(wei) Z1，依次類推；而將張栻致朱熹書(shu) 信，統一簡稱為(wei) S，同理，第一通書(shu) 信則為(wei) S1，依次類推。編號之外，另取書(shu) 信正文起首文字為(wei) 標識，以便讀者覆核；若書(shu) 信原題自帶相關(guan) 重要信息，亦一並納入，分置不同括號內(nei) 。因為(wei) 本書(shu) 頻繁對比各書(shu) 信之間的聯係，有此編號可供清晰識別，行文中對於(yu) 這些往來書(shu) 信，不再另行標注相關(guan) 卷次、頁碼等出處信息。

對於(yu) 朱熹、張栻書(shu) 信的編號，本書(shu) 在尊重學界已有不成文規則的前提下，稍作調整。學界對於(yu) 朱熹致張栻的一部分書(shu) 信，已有較為(wei) 默契的標識編號。如朱熹與(yu) 張栻論學書(shu) 信，位於(yu) 《朱子文集》卷三〇至卷三二，其中如朱熹“中和舊說”中關(guan) 鍵性的“人自有生四書(shu) ”，分別位於(yu) 卷三〇和卷三二。學者多會(hui) 打破卷次限製，直接稱此四封書(shu) 信為(wei) 朱熹致張栻第三、第四、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書(shu) 。但實際上，在《朱子文集》卷二四、卷二五，還有五通朱熹致張栻書(shu) 信。因此，本書(shu) 將朱熹與(yu) 張栻往來問學書(shu) 信，以Z加阿拉伯數字進行編號，而將朱熹與(yu) 張栻討論時事出處的五通書(shu) 信，以Z加英文小寫(xie) 字母進行編號，即Za至Ze。

二，作為(wei) 中國學者的疏證與(yu) 研究，本書(shu) 的著重點與(yu) 韓日學者稍有不同。如對於(yu) 較為(wei) 常見、具備一般文史知識的母語讀者即可理解的文言、出典，本書(shu) 不再加以說明。相較於(yu) 先秦經典的出注，本書(shu) 更側(ce) 重解釋對於(yu) 朱熹、張栻而言的理學史內(nei) 部的淵源。本書(shu) 並不致力於(yu) 完全吸收韓日朱熹文獻整理工作的成果，這既超出了本人的能力，當下而言也無此必要，如韓國學者對於(yu) 義(yi) 理的某些詮釋，與(yu) 朝鮮性理學史內(nei) 部的論辯相關(guan) ，而與(yu) 朱熹文獻的本義(yi) 稍有距離。中、韓、日對於(yu) 朱熹文獻整理，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使用者若想在東(dong) 亞(ya) 儒學的視域下對朱熹文獻有更為(wei) 綜合、多元的把握，仍然需要將中、日、韓三國文獻進行適當的比對。

三，本書(shu) 並未對朱熹、張栻全部往來書(shu) 信做均質的疏證與(yu) 研究。對於(yu) 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中最為(wei) 重要的部分，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元年(1174)中和舊說、中和新說、中說、仁說、心說，以及如程集改定、赴金求陵寢地等書(shu) 信，本書(shu) 用力較多。而淳熙二年(1175)後，張栻再次輾轉任職，其致朱熹之書(shu) 信，大多罕有朱熹回函，頗難進行相應的疏證與(yu) 研究，因此本書(shu) 多有省簡。另外，部分“問答”性質的書(shu) 信，篇幅頗長而適宜疏證的內(nei) 容有限，本書(shu) 也多從(cong) 略。

四，部分書(shu) 信係年雖可確定在某一年，但具體(ti) 月份難以確定，此類書(shu) 信如主題相近則置於(yu) 一處，以便於(yu) 讀者整體(ti) 把握。

五，本書(shu) 所用朱熹、張栻往來書(shu) 信底本為(wei)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所刊《朱子全書(shu) 》(修訂版)和中華書(shu) 局2015年所刊《張栻集》,但標點方麵隨文偶有調整。

注釋：

[1]當然,具體(ti) 書(shu) 信數量學界或有不同看法。如張栻致朱熹第三十書(shu) (晦叔留此旬餘(yu) ),或有學者認為(wei) 可能是兩(liang) 封相隔數年的書(shu) 信誤編在一處。又如《張栻集》中,張栻致朱熹書(shu) 信,多位於(yu) 卷二〇至卷二五這六卷中,但在卷三〇“答問”中,另有一通與(yu) 朱熹問答體(ti) 例的“書(shu) 信”。嚴(yan) 格來說,這一“問答”體(ti) 例的文字並非書(shu) 信,而多是宋人通書(shu) 時所附“別紙”中的一種類型。而在朱子文集中,與(yu) 張栻的此類問答,則徑直被收入朱熹與(yu) 張栻問學書(shu) 信所在的卷三〇至卷三二中,不再另行區分書(shu) 信與(yu) 所附問答。同時,朱子文集的編纂體(ti) 例,將“時事出處”和“往來問學”兩(liang) 種類型的書(shu) 信區別對待,而朱熹致張栻書(shu) 信中,另有五通非常重要的討論“時事出處”的書(shu) 信,被單獨置於(yu) 卷二四、卷二五中。

[2]郭齊、尹波編撰的《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留意到《朱子大全劄疑輯補》,但限於(yu) 體(ti) 例較少采用。據悉,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殷慧教授已初步完成此書(shu) 的整理工作。

【書(shu) 信疏證研究舉(ju) 例】

S17(複和仇虜)

複和仇虜，使命交馳，痛心痛心！陳應求時通書(shu) ，極知憂國，但未見所以濟之之策。已去複召，卻又供職，所不能曉。想數得相見。但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學，不敢期望以向上事業(ye) 耳。湖南緣向來有位者惠奸長惡，養(yang) 成郴賊，共父到，頗能明信賞罰，上下悅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當數月而定。但今時一種議論，待盜賊隻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虜隻說和一般。此賊蹂踐三路，殺掠無數，渠魁豈可不殲焉?特散其黨(dang) 與(yu) 可耳。

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輯反側(ce) ，撫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癰疽，須消盡毒氣，使血脈貫通，方為(wei) 無事。共父甚留意。偶來告有便介，草草複附此。(《張栻集》卷二一)

【係年】

此信當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或稍後，為(wei) 張栻致朱熹第一書(shu) 。論者或以劉珙任官委任之初為(wei) 線索而係於(yu) 乾道元年三月，此是未能留意到劉珙五月方才抵湘；或以劉珙誅殺郴亂(luan) 賊首李金而係於(yu) 乾道元年七月，但信中張栻提及“渠魁豈可不殲焉?特散其黨(dang) 與(yu) 可耳。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輯反側(ce) ，撫存凋瘵，正惟匪易”，恐指劉珙抵湘平叛且數千鄂軍(jun) 齊聚之後，其時賊守李金已伏誅而餘(yu) 黨(dang) 仍在，故係於(yu) 乾道元年八月或稍後為(wei) 宜。[1]

此信中論及三事，其一為(wei) 隆興(xing) 二年(1164)宋金合議，其二為(wei) 陳俊卿出處，其三為(wei) 劉珙平定郴州李金叛亂(luan) ，雖言簡辭約，但此三事對於(yu) 乾淳年間理學共同體(ti) 的發展皆有深遠影響。

【疏證】

“複和仇虜，使命交馳，痛心痛心！”“複和仇虜”之“複”，非指宋廷在紹興(xing) 和議後又於(yu) 隆興(xing) 年間再啟和議，而是特指在隆興(xing) 元年(1163)十一月和議後，本因張浚入朝而擱置的和議，因張浚去職而再次啟動。此事頗為(wei) 曲折，下文稍加鋪陳。

孝宗即位後，隆興(xing) 元年五月初七宋軍(jun) 北伐，但於(yu) 五月二十四日即遭符離之敗。七月上旬，主和派湯思退複任右仆射兼樞密使，宋金開始議合。宋廷於(yu) 十一月十三日遣王之望、龍大淵為(wei) 金國通問使北上議和，並於(yu) 十一月十四日召集侍從(cong) 台諫官十四人集議，除胡銓一人主戰，餘(yu) 者基本讚成合議條款。但宋孝宗對於(yu) 戰、和仍有疑義(yi) ，因此召張浚入朝以為(wei) 助力，他在給張浚的手詔中說，“和議事專(zhuan) 俟卿到，麵盡曲折，卿宜速來”。[2]張浚於(yu) 十一月十九日赴行在，十二月九日入都，並於(yu) 同月出任右仆射，[3]宋孝宗此時有“專(zhuan) 委”張浚之意，主和派湯思退等對遷都建康等重大決(jue) 策“初不與(yu) 聞”，由此之前所達成的和議內(nei) 容被擱置，宋孝宗也“止誓書(shu) 、留使人”。[4]所謂“留使人”，即指原由湯思退提議的王之望、龍大淵為(wei) 通命使副北上乞和一事暫緩。湯思退由此謀劃傾(qing) 陷張浚，他一方麵借助宋高宗的權威，“請上以社稷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cong) 事”，另一方麵建言希望張浚出外巡視江淮。[5]隆興(xing) 二年三月，張浚被迫離開朝廷巡視江淮，而湯思退一黨(dang) 隨即輪番對其展開攻擊，最終導致張浚於(yu) 四月下旬去職，從(cong) 此再未返回朝堂之上，並於(yu) 同年八月病逝。[6]此後宋金再啟和議。八月魏杞使金商討和議條件，十一月隆興(xing) 和議成，乾道元年(1165)正月宋使攜國書(shu) 北上，四月金使攜國書(shu) 南來。此後直到開禧二年(1206)開禧北伐，宋金關(guan) 係以隆興(xing) 和議為(wei) 基準。

“使命交馳”指的是隆興(xing) 二年八月魏杞使金商討和議條件，十一月王抃將參知政事周葵、王之望的書(shu) 簡送至金將仆散忠義(yi) ，十二月洪適使虜，次年正月宋使攜國書(shu) 北上，四月金使攜國書(shu) 南來，五月李若川使虜等。雙方頻頻互派使臣，故稱“交馳”。此信所言“痛心痛心”，正是因為(wei) 張栻親(qin) 曆其中，深知曲折，他曾於(yu) 隆興(xing) 二年十一月上《誓不言和專(zhuan) 務自強疏》以明心跡。

隆興(xing) 和議期間，朱熹於(yu) 隆興(xing) 元年十月十九日到臨(lin) 安，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反對和議，十二月十二日離開臨(lin) 安。在臨(lin) 安時，朱熹與(yu) 張栻首次見麵。雖然張浚入都距朱熹離開僅(jin) 三四日，但朱熹曾見張浚，獻計分兵進取中原。朱熹之所以能見到張浚，或因此前他與(yu) 張栻見麵相談，張栻對朱熹的印象頗佳，也可能是因為(wei) 朱熹與(yu) 當時張浚倚重的陳俊卿、劉珙等人關(guan) 係密切。

“陳應求時通書(shu) ”。陳應求即陳俊卿(1113—1186)，福建人，少年得誌，不及三十即中榜眼。[7]孝宗即位後，陳俊卿即與(yu) 張浚整飭邊備，隆興(xing) 元年(1163)張浚建都督府，陳俊卿則為(wei) 參讚軍(jun) 事。二年四月下旬張浚去職，五月陳俊卿也隨之被貶。六至七月，湯思退為(wei) 求和議，主動撤出唐、鄧、海、泗駐軍(jun) ；不料十月，二十萬(wan) 金軍(jun) 渡淮南侵，邊境震動，十一月，湯思退由此被貶永州，並死於(yu) 途中。隨後，孝宗重新啟用陳俊卿，乾道元年(1165)，陳俊卿除禮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但同年七月又因奏論錢端禮一事而出知建寧。陳俊卿在建寧任職一年，至乾道三年方被召回，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此後陳俊卿與(yu) 朱熹在具體(ti) 政治事件上雖有不同看法，如對於(yu) 魏元履的起用與(yu) 貶抑，但整體(ti) 上陳俊卿仍然是朱熹的支持者，彼此之間的交遊頗能體(ti) 現理學家與(yu) 高層官僚的合作關(guan) 係。

所謂“時通書(shu) ”，當指陳俊卿任職建寧期間，張栻應與(yu) 陳俊卿時有書(shu) 信往來。陳俊卿是當時的關(guan) 鍵人物之一，朱熹、張栻都與(yu) 之有所往來，隻是相關(guan) 書(shu) 信今多不存。[8]

“已去複召，卻又供職，所不能曉。”“已去”指的是隆興(xing) 二年五月陳俊卿離朝赴泉州任，後改為(wei) 祠祿官。“複召”指的是隆興(xing) 二年底湯思退貶死後，宋孝宗召陳俊卿赴闕。“卻又供職”指陳俊卿在朝僅(jin) 半年，乾道元年七月又除寶文閣直學士、出知建寧府，任職於(yu) 外。“所不能曉”，指的是張栻不解孝宗為(wei) 何如此反複，既已召回陳俊卿，卻又很快加以貶抑。楊世文以為(wei) “已去複召，卻又供職”指陳俊卿以寶文閣待製出知泉州，改提舉(ju) 太平興(xing) 國宮，乾道元年正月被召回京，除吏部侍郎兼侍讀，同修國史。[9]

“湖南緣向來有位者惠奸長惡，養(yang) 成郴賊，共父到，頗能明信賞罰，上下悅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當數月而定。”“湖南有位者”不知所指何人。所謂“郴賊”，指隆興(xing) 二年李金在郴州為(wei) 亂(luan) ，聚眾(zhong) 數萬(wan) ，殺掠萬(wan) 人。“共父”即劉珙(1122—1178)，福建人，與(yu) 朱熹少年即相熟。朱熹早年喪(sang) 父，朱父臨(lin) 終前即命朱熹從(cong) 劉子羽、劉子翬、劉勉之、胡憲問學，其中劉子羽“尤以收恤孤窮為(wei) 己任”。[10]劉珙、劉玶兄弟，即為(wei) 劉子羽之子，與(yu) 魏元履、朱熹四人自小相熟，後來在政治上彼此支持，但劉珙在仕途上最為(wei) 暢達，而劉玶、魏元履和朱熹則仕途多有阻隔。觀朱熹與(yu) 各級官員、學者討論時局，朱熹最為(wei) 真實的態度，多見於(yu) 與(yu) 劉珙、劉玶和魏元履的信中，其次則是與(yu) 張栻、陳俊卿等人之書(shu) 信，至於(yu) 與(yu) 留正等人書(shu) 信中文字，未必皆能代表朱熹真實態度。

“共父到”指因郴州李金為(wei) 亂(luan) ，乾道元年三月，劉珙除敷文閣待製、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同年五月，劉珙入湘平亂(luan) 。隆興(xing) 年間，劉珙曾為(wei) 張浚所薦，但隨著政局變化，隆興(xing) 元年冬，劉珙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次年改衢州，此時因郴州之亂(luan) 才得以再被啟用。

“今鄂兵集者五千人”，當指七月鄂軍(jun) 入湘。當時湖南地方軍(jun) 疲弱，劉珙向京西製置使沈介求援，請調湖北前線正規軍(jun) ，六月，沈介所遣遊奕軍(jun) 統製田寶率千人至，數日後鄂州水軍(jun) 統製楊欽率一千五百人至，七月，鄂將穀青、王翌各率二千人至。[11]

“若措置得宜，當數月而定”，李金伏誅是在八月，論者多由此認為(wei) 此信作於(yu) 劉珙謀劃戡亂(luan) 而未有實際舉(ju) 措之時，故由八月倒推數月，此說或可商榷，詳下。

“渠魁豈可不殲焉?特散其黨(dang) 與(yu) 可耳。”李金作為(wei) 匪首八月受誅，而劉珙對其餘(yu) 黨(dang) 采取寬恩政策。論者多以李金受誅為(wei) 平叛徹底結束，但李金受誅後，“其支黨(dang) 脅從(cong) 者尚眾(zhong) ，皆竄入山穀間”，當時劉珙令楊欽等收兵，而使人招降李金餘(yu) 黨(dang) ，並予寬待，甚至恢複其原有田宅，至乾道元年底才真正完成平亂(luan) ，即朱熹所言“歲盡師還”。[12]張栻信中所言“當數月而定”，並非指劉珙任官或者入湘至八月李金受誅之間的數月，而是在李金受誅後，如何招降餘(yu) 黨(dang) 、不致再生叛亂(luan) ，需要“措置得宜”，要有“平定次弟”，“撫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癰疽，須消盡毒氣，使血脈貫通，方為(wei) 無事”。張栻雖然認同劉珙的平叛策略，但他格外提出一點，“但今時一種議論，待盜賊隻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虜隻說和一般”。在張栻看來，無論平叛還是對金國策，都不能一味退讓。

郴州平亂(luan) 對於(yu) 劉珙本人仕途有著關(guan) 鍵影響，孝宗對劉珙此次平叛評價(jia) 極高，嘉歎再三，召為(wei) 敷文閣直學士，並賜璽書(shu) ，隨後劉珙也成為(wei) 孝宗極為(wei) 倚重之人。在給劉珙的璽書(shu) 中，孝宗提到了反麵例子，即“近世書(shu) 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13]在孝宗心目中，類似朱熹等理學家或許便是清談無用之書(shu) 生，而劉珙雖然與(yu) 朱熹相熟，但在孝宗心目中卻非清談之人。乾道二年四月，朝臣“進呈劉珙等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孝宗回複“朕已批與(yu) 劉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wei) 朝廷了事，誠可賞也”。[14]孝宗的這種用人導向，既區別具備實務能力的理學型官僚和更為(wei) 純粹的理學家，也決(jue) 定了朱熹等理學家在孝宗朝中前期的基本命運。

【注釋】

[1]楊世文：《張栻朱熹書(shu) 信編年考證》，蔡方鹿主編：《張栻與(yu) 理學》，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0頁。

[2]朱熹撰，劉永翔、朱幼文校點：《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5冊(ce) ，第4431頁。

[3]隆興(xing) 元年冬，孝宗曾想直接以張浚為(wei) 左相(首席宰相)，而高宗則說“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隻仍其舊可也”。於(yu) 是原居戰和之間的陳康伯辭任左仆射，“思退雖(進位)為(wei) 左仆射，而公(張浚)恩遇獨隆，每逢事，上輒留公與(yu) 語”。參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五筆》卷一〇，中華書(shu) 局，2005年，第953—954頁；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一七，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1167頁。

[4]汪聖鐸點校：《宋史全文》卷二四上,中華書(shu) 局,2016年,第1991頁；《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一七,第1166頁。

[5]《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5冊(ce) ,第4433—4434頁；李心傳(chuan) 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戰和本末”條,中華書(shu) 局,2000年,第462—471頁。

[6]張浚之罷職,細節仍然有難以確知之處,何以當時湯思退等人“縱跡詭秘”不過數日,就有旨令張浚按視江淮,而且“趣行之旨屢下”。如此催促張浚出外,或非孝宗本意,而有來自高宗的壓力,並且以巡視江淮前線的理由迫使張浚去朝也頗具手腕。張浚之罷職,當有極寒人心處,當時湯思退一黨(dang) 中尹穡“連疏詆公愈力”,張浚本人也知罷職無可挽回,其間“致仕之章已八上”,而孝宗也有無能為(wei) 力之處,所謂孝宗“察公誠懇,欲全其去”,恐是無可奈何之舉(ju) 。張浚外放江淮前線後也頗受掣肘,“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都督府文書(shu) 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所以當時故舊門生勸張浚消極應對,“當勿複問時事,後雖有詔命,亦無庸起”。參《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5冊(ce) ,第4434頁、4436頁。

[7]《朝野雜記》甲集卷九，第182—182頁。

[8]當時朱熹和陳俊卿往來書(shu) 信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朱熹作於(yu) 乾道元年的《與(yu) 陳侍郎書(shu) 》，此信頗能體(ti) 現朱熹對於(yu) 當時政局的基本看法：即對講和之計、(人君)獨斷之言、國是之說的反對。參《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1冊(ce) ，第1084—1088頁。信中提及陳俊卿、劉珙，皆為(wei) 朱熹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朱熹生平所作紀念文字中，篇幅最長者為(wei) 張浚行狀，《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下皆是；其次為(wei) 陳俊卿行狀，《朱文公文集》卷九六皆是；再次當為(wei) 劉珙行狀，見《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9]楊世文：《張栻朱熹書(shu) 信編年考證》，第200頁。

[10]《朱文公文集》卷九〇，《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4冊(ce) ，第4168頁。

[11]《朱文公文集》卷九七，《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5冊(ce) ，第4490—4491頁；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jun) 與(yu) 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2009年，第86頁。

[12]《朱文公文集》卷九七，《朱子全書(shu) 》(修訂本)第25冊(ce) ，第4491—4492頁。

[13]《宋史》卷三八六，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1850頁。

[14]《宋史全文》卷二四下，第2031—20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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