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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朝暉作者簡介:毛朝暉,男,西元1981年生,湖南衡陽人,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係(珠海)副研究員,現任華僑(qiao)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特聘研究員,新加坡南洋孔教會(hui) 董事。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經學與(yu) 中國思想史。 |
勞悅強先生的《論語》課
作者:毛朝暉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國文天地》第39卷第8期(總第464期)
在人的一生中,讀書(shu) 雖多,真正刻骨銘心的往往難有一本;上課雖多,真正脫胎換骨的往往也難有一門。碰上一位讓自己脫胎換骨的老師並由他親(qin) 自講授一本讓自己刻骨銘心的書(shu) ,這應該是求學生涯中最為(wei) 難得的因緣。《論語》就是這樣一本讓我刻骨銘心的經典,而勞悅強先生的《論語》課在我而言真有脫胎換骨的受用。重新翻開《論語》,先生上課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
勞悅強先生小像
一 勞先生的《論語》課及其對我的影響
2003年,我選修了先生開設的《中國哲學史》課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先生開講《論語》。在那以後,我又修讀了先生開設的《<四書(shu) >導讀》、《<論語>接受史》,更是以《論語》作為(wei) 重點。先生講課,雖然也會(hui) 從(cong) 俗推薦一兩(liang) 本參考書(shu) ,但主要都是講授原典。先生說得非常明白:“切忌耳食之言,必須閱讀原典。”先生不主張一開始就參考二手研究,他曾引用羅素的話說:“愚者對智者的介紹不可能精準,因為(wei) 他總是無意識地隻轉述他能理解的部分。”(A stupid man’s report of what a clever man says can never be accurate, because he unconsciously translates what he hears into something he can understand)此語雖近揶揄,但它毫不含糊地指出要獲得古人的智慧就必須親(qin) 自研讀原典,沒有捷徑可走。先生禁止我們(men) 閱讀白話翻譯,他說:“看白話翻譯,就像吃別人嘴裏嚼過的飯。”其實,讀二手研究又何嚐不是吃別人嘴裏嚼過的飯呢?
在當年8月20日的日記中,我記下這樣的話:“今天聽了勞老師講中國哲學史,盡管我不認同他的一些看法,但我的內(nei) 心確實受到了很大的震動。第一,他對語言非常重視,對古人的話讀得非常細。第二,他對原典非常重視。第三,他上課非常放鬆。”翻開二十年前泛黃的日記,仿佛依然可以記起當時上課的情景,以及先生當年給我帶來的心靈衝(chong) 擊和第一印象。
在遇到先生之前,我已經讀了不少課外書(shu) ,而且自以為(wei) 很有一些思想,對於(yu) 古人動輒輕詆。大約是少年時代受了魯迅的影響,我那時對於(yu) 傳(chuan) 統非但缺乏“溫情與(yu) 敬意”,反而充滿了“傲慢與(yu) 偏見”。現在回想,要不是因為(wei) 出國後遭遇“文化的焦慮”,我很難想象自己會(hui) 踏進先生的課堂。那時候,我也莫名地討伐“吃人的禮教”,憎惡“封閉的鐵屋”,而自居為(wei) “直麵慘淡人生”的真勇士。可是,在先生的課上我卻碰了釘子。當我輕易說出封建、禮教一類的名詞時,先生會(hui) 嚴(yan) 肅追問它們(men) 的含義(yi) ;當我肆意批判的時候,先生會(hui) 嚴(yan) 格索求它們(men) 的證據。直到那時,我才直觀地體(ti) 會(hui) 到什麽(me) 叫做“成見”,什麽(me) 叫做“學問”。先生反複告訴我們(men) :“讀書(shu) 貴能虛心。一個(ge) 人讀書(shu) 不虛心,那麽(me) 讀來讀去永遠隻是在操練自己的成見。”又說:“學問之道,必先留有受教之地,然後可有就教之地。”又說:“讀書(shu) 的方法,一個(ge) 是要虛心,一個(ge) 是要有恒心。”是的,隻有虛心的人才能受教,隻有持之以恒才能不斷突破自己的成見。
先生上課比較隨性,有時隻分發一篇原典,有時連一篇原典也不曾講完,但形散而神不散,無招勝有招。先生分發的原典有時是沒有句讀的白文,上課時就與(yu) 同學們(men) 一起研讀白文,先生提醒我們(men) :“古人讀書(shu) 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xi) 句讀。”先生有時會(hui) 點名讓學生試著講解某一章句,然後就此與(yu) 學生展開交流,具有很強的實時性與(yu) 現場感。先生有時也會(hui) 分發少許補充材料,用以激發我們(men) 的思考。這些補充材料可能是影印古籍,可能是網絡信息,也可能是最新出爐的報刊文章,當這些材料被適時引入,就象是給一道菜肴添加了調味料,又象是在窗戶上拉開了百葉窗,往往會(hui) 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發人深省。先生上課總是不慌不忙、氣定神閑,從(cong) 來不會(hui) 為(wei) 了追趕進度而講得太快,也不會(hui) 為(wei) 了追求完整而必須講完,這或許就是蘇東(dong) 坡所說的“行於(yu) 所當行,止於(yu) 所不可不止”吧。
先生上課常常麵帶笑容,表情豐(feng) 富,有時偶爾會(hui) 開個(ge) 玩笑,有時偶爾還會(hui) 出以當機的“棒喝”,總讓學生有引人入勝、欲罷不能之感。在先生的課堂上,學生們(men) 不但聽課投入,而且會(hui) 留意先生的每個(ge) 細節,生怕錯失了任何隱微的訊息。先生推薦我們(men) 課下閱讀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但他自言與(yu) 馮(feng) 先生講解中國哲學史有一個(ge) 最大的區別,那就是不到同學“憤悱”的時候他寧可不說。照我個(ge) 人的體(ti) 會(hui) ,馮(feng) 先生是要講出自己的一套理解,而勞先生是要與(yu) 學生共同建構某種當下的理解。先生上課,重在激發學生讀書(shu) 的興(xing) 趣並指點讀書(shu) 的方法。先生說:“你們(men) 如果隻靠課堂上跟我讀一兩(liang) 本書(shu) 這是絕對不夠的,課堂上最重要的是學會(hui) 讀書(shu) 的方法,至於(yu) 讀書(shu) 的工夫則要靠自己課外去做。我給你們(men) 開《四書(shu) 》課,主要就是想教會(hui) 你們(men) 讀書(shu) 。”先生常說:“讀書(shu) 的第一件事是留意語言。”又說:“要了解著者的原意,最好的辦法是通篇玩味他的意思。”又說:“讀書(shu) 應從(cong) 最基本的事實入手,隻有先搞清楚事實,然後才能做出如實的評價(jia) 。”先生注重讀書(shu) 方法的啟牖,類多如此。
說回“脫胎換骨”,這必須要提到我轉係的事。整個(ge) 2004年的上半年,我一直在糾結是否要從(cong) 計算機學院轉到中文係。這對我而言是一個(ge) 重大決(jue) 定,一方麵我是理科的底子,原本已經對數學發生了興(xing) 趣,另一方麵家人不支持我轉係。這年年初,我曾帶著困惑去拜訪勞先生。先生曾單刀直入地問我:“你為(wei) 什麽(me) 要轉係呢?”我當時具體(ti) 怎樣答覆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是,我清楚地記得我們(men) 討論了《論語》。先生知道我喜歡子貢,他說:“《憲問》上有一章‘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你怎麽(me) 理解?”我知道老師是在說我,我說我知道這一章,隻是不知道“方人”究竟有什麽(me) 不妥。先生說:“方人不是一個(ge) 問題,但‘好方人’則是一個(ge) 心態問題。”又說:“一個(ge) 人如果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批評別人上,我敢說這個(ge) 人不是聰明人。”有一段時間,因為(wei) 我一直是班級論壇上的活躍分子,喜歡評騭人物,發表“高見”,某一天碰到先生。他對我說:“《衛靈公》有一章,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為(wei) 什麽(me) 說成天思考沒有益處,不如去學習(xi) 呢?”我知道先生又是在說我。時間久遠,我早已忘記自己的答語,但這兩(liang) 次關(guan) 於(yu) 《論語》的談話卻永遠烙印在我的記憶裏。
當年的暑假過後,我就從(cong) 計算機學院轉到中文係。無疑,勞先生在我這次重大的人生抉擇中扮演了關(guan) 鍵角色。尤其是幾次跟先生關(guan) 於(yu) 《論語》的交談,讓我直觀地感受到經典的力量和人文的魅力。因此,說先生的《論語》課於(yu) 我而言有脫胎換骨的效力可以說一點也沒有誇大其詞。翻開日記,我發現這年春節我曾鄭重其事地給先生寫(xie) 過一首小詩。原詩失律,現略微改訂如下:
今宵過後是新春,虛擲韶光浪子身。
幸得先生三兩(liang) 語,別開天地煥然新。
二 《論語》與(yu) 勞先生的治學方法
大四那年,我選擇先生作為(wei) 學位論文的導師,直到博士畢業(ye) ,我一直追隨先生,前後十餘(yu) 年。在研究生階段,我除了繼續跟隨先生研讀典籍,也獲得了進一步討教研究方法的機會(hui) 。
如果說在許多當代學者那裏讀書(shu) 與(yu) 研究是分離的,那麽(me) 在先生那裏讀書(shu) 與(yu) 研究則是不能割裂的整體(ti) 。當代學術急功近利,學風浮躁,做研究的人其實很少認真讀書(shu) ,大多數情況下隻是翻書(shu) 。他們(men) 的目標很多時候隻是要從(cong) 書(shu) 籍中尋找有用的資料,而不是要從(cong) 書(shu) 籍中獲得有益的智慧。成果越來越多,並不能說明智慧越來越高。《論語》上有一章說“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用這一章來評價(jia) 當前的學風,真可謂入木三分。先生強調西方人研究“哲學”,中國人想做“哲人”,這有本質的不同。先生說:“讀中國哲學,要能看見哲學中的人。”又說:“讀中國哲學書(shu) ,必須要清楚這本書(shu) 想要讓你變成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而讀西方哲學,則必須清楚這本書(shu) 要讓你看到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世界。”這一點,對於(yu) 我自己研究哲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yi) 。
先生治學,特重語言。先生說:“要想了解一個(ge) 思想家的思想,應該首先嚐試去體(ti) 會(hui) 他的語言。閱讀不同思想家的著作,即便遇到相同的字詞,我們(men) 也應該在涵義(yi) 上假定其不同。”又說:“學者要擁有自己的語言。”要體(ti) 會(hui) 文本的語言,必須先熟悉文本的內(nei) 容。先生告訴我們(men) :“讀書(shu) 要學會(hui) 複述,要能夠將一本書(shu) 或一篇文章客觀描述出來,有了這一層工夫再談自己的理解與(yu) 心得不遲。比如學習(xi) 書(shu) 法,先要學會(hui) 臨(lin) 帖,等到臨(lin) 摹熟了,再談自出心裁不晚。”由於(yu) 特重語言,自然也包括重視文字。有一段時間,先生鼓勵我係統通讀《說文解字》,我因為(wei) 缺乏恒心沒能堅持下去,至今在語言文字方麵依然深感功力欠缺,距離先生的要求相去甚遠。
先生治學,不主張以學派或專(zhuan) 業(ye) 自限。先生說:“‘學派’不過是一個(ge) 方便的標簽。”又說:“學術之所以劃分為(wei) 許多專(zhuan) 業(ye) ,並沒有必然的道理可說,隻是為(wei) 了方便。比如我們(men) 吃西瓜,必須先切了才能吃,然而切與(yu) 吃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正因為(wei) 如此,先生的學術雖然出於(yu) 錢穆先生一脈,但從(cong) 不以此標榜。先生的研究雖然以思想史居多,但絕非思想史一個(ge) 專(zhuan) 業(ye) 可以涵蓋。先生說:“中國學術追求‘通’,西方學術追求‘真’。”這或許就是先生破除界限的初衷了。
先生治學,還強調要有問題意識。先生說:“寫(xie) 論文必須先有問題意識。沒有問題,自然很難有什麽(me) 明確的論點。”又說:“有了問題意識,還要有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明白所要解決(jue) 問題的意義(yi) ,這實際上牽涉到做人的問題。”當下有很多學者總是在挖空心思找問題,搞創新。先生認為(wei) 研究問題不需要憑空去設想,研究應該寓於(yu) 讀書(shu) ,苟能讀書(shu) 得間,自然會(hui) 發現問題。
《論語心》
所有這些治學方法,先生都不曾空談,而是在讀書(shu) 的過程中自己體(ti) 貼出來的。先生在原典尤其是《論語》上用功甚深。先生自言十七歲讀《論語》,而後知道愛好中文典籍。先生著述頗富,也以《論語》為(wei) 多。先生早年的第一部著作是《論語心》,在這部著作中先生分享了自己的所學、所思與(yu) 所悟。在此書(shu) 中,先生提出研讀《論語》實為(wei) 了解華夏文化的鑰匙。他坦承:“我相信,要了解華夏文化,最簡單直接而又公平可靠的方法就是虛心讀《論語》。我並不是說一部《論語》可以盡知華夏文化,不過,《論語》可說是華夏文化的核心。”數年後,先生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文內(nei) 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這部書(shu) 的主體(ti) 內(nei) 容也是有關(guan) 《論語》的研究。說先生的治學方法主要就是研讀《論語》的心得,應該也不為(wei) 過。
《文內(nei) 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
三 勞先生《論語》課的教學啟迪
博士畢業(ye) 後,我先後到中山大學、華僑(qiao) 大學任教。先生的《論語》課始終是我教學的樣板。這些年,我開設了多門原典選讀課程,如《中國哲學原著選讀》、《先秦諸子哲學原著》、《四書(shu) 五經導讀》等,可以說都是繼承先生的學風。記得還在新加坡讀書(shu) 時,我曾向先生反映係裏缺少哲學課。先生回答說:“係裏真正缺乏的不是哲學課,而是基礎課。”我問先生何謂?先生說:“四書(shu) 、五經之類也。”如今,我在華僑(qiao) 大學開設《四書(shu) 五經導讀》,應該是先生樂(le) 意看到的。
先生批改作業(ye) 極為(wei) 用心,幾乎是一字一句都不放過,矜慎極了。當年我做學生的時候,我曾私下以為(wei) 先生未免矜慎太過,“殺雞焉用牛刀”!如今自己也已經身為(wei) 人師,才深知這樣投入是多麽(me) 難得。現在的大學老師天天忙著發論文、申課題,科研已經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教學上往往隻能疲於(yu) 應付,能夠及時批閱作業(ye) 已屬不易,更不要說一字一句仔細批改了。多年下來,我還保存著一些當年先生批改過的作業(ye) 和論文,上麵丹墨縱橫,都是先生遒勁有力的字跡。先生曾經告訴我:“我看你們(men) 的作業(ye) ,就是要看到你們(men) 身上有什麽(me) 好處。”在這一點上,我也非常慚愧,感覺自己做老師還不夠用心,還遠遠達不到先生的高標準。
在香港的時候,先生先後從(cong) 學於(yu) 湯定宇先生、嚴(yan) 耕望先生;去美國留學後,從(cong) 學於(yu) 孟旦(Donald J· Munro)。關(guan) 於(yu) 孟先生,先生曾告訴我:“孟先生學問很好,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和風度。在西方漢學家中,孟先生是罕見的有中國古人風範的學者。”我也曾詢問湯先生與(yu) 嚴(yan) 先生對他的教導,先生告訴我:“湯先生是個(ge) 高明的人,他善於(yu) 言下省人,從(cong) 任何不經意的地方都能給你啟發;嚴(yan) 先生是個(ge) 沉潛的人,他不善言辭,非常平實,以身作則,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本有據,不說一句多餘(yu) 的話。”想起先生給我的這些教導,讓我聯想到《論語》中因材施教的事例。回頭看,教學與(yu) 求學其實是一個(ge) 道理,學生跟老師學習(xi) 何嚐不也是需要因材求教呢?
這兩(liang) 年,我也曾向先生討教講解經典的方法。先生告訴說:“其實我講《論語》,雖然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但也有參照西方的地方。”又說:“講解經典先要了解聽眾(zhong) ,道同而理不同,同樣的‘道’要用不同的‘理’恰當地表達出來。沒有‘道’固然不足以為(wei) 人師,但不懂‘理’同樣也不是好老師。”又說:“課時有限,不可能全部通講,也沒有必要全部通講。比較好的做法應該從(cong) 自己有感動的地方切入。假如連自己都沒有感動,別人更不可能有感動了。”
二十年來,勞先生的《論語》課就像一股“源頭活水”,浸潤著我讀書(shu) 、科研、教學的整個(ge) 生涯。在這個(ge) 漫長的過程中,我所獲得的教益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一點是自從(cong) 讀懂《論語》,我自己的文化生命才得以生根;自從(cong) 遇到先生,我在為(wei) 學從(cong) 教上才得著一個(ge) 可以信從(cong) 的模範。今年夏天,先生即將從(cong) 新加坡國立大學榮休,我謹記下先生《論語》課堂的點滴,公諸同好,嘉惠學林,也讓先生看見由他那裏流出的源頭活水不曾枯竭,而從(cong) 我們(men) 這裏接續的薪火之傳(chuan) 正在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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