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作者：姚中秋
來源：《國家治理》2023年12月上

摘 要: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連遭失敗，陷入全麵文明危機，“中國向何處去”成為(wei) 思想政治之中心問題，“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因此而起。運用世界體(ti) 係理論，以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根本曆史任務為(wei) 尺度，可以論定三個(ge) 曆史時期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得失。相比於(yu) 沉溺在觀念之爭(zheng) 的各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基於(yu) 以實踐為(wei) 中心的唯物辯證法，準確認識現代中國之處境、問題及其症結，展開革命、發展實踐，創造總體(ti) 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現實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zheng) 。

關(guan) 鍵詞: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曆史唯物主義(yi)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提出如下論斷：“經過長期努力，我們(men) 比以往任何一個(ge) 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也比以往任何一個(ge) 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指一百多年來圍繞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而多次爆發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資源取舍為(wei) 中心的思想爭(zheng) 論。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屢敗於(yu) 西方列強，儒家士人-士大夫群體(ti) 逐漸發現，持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陷入全麵危機，必須另辟新路，如馮(feng) 契所說：“在中國近代，時代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ge) 時代的中心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表現為(wei)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其內(nei) 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學習(xi) ，並且對傳(chuan) 統進行反省，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1]

幾乎所有現代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學術派別都卷入其中，持續上百年。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之所以長期持續、多次爆發，根本原因在於(yu)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曲折複雜，久未塵埃落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百餘(yu) 年革命與(yu) 發展實踐，並取得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基本凝定，讓我們(men) 終於(yu) 有條件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做理論上的論定。

本文將首先依據馬克思主義(yi) 的世界曆史理論，闡明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曆史發展變化之性質，確立論定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曆史觀，據以分析清末民初從(cong) 器物之變、經製度之變到文化之變三部曲的得失；隨後分析五四運動後與(yu) 20世紀80年代後兩(liang) 場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複雜性，著重揭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通過革命-發展實踐破解觀念層麵上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機理。

中國思想政治的外圍化與(yu)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範式的形成

清末民初大半個(ge) 世紀中，士人-知識分子群體(ti) 對西方富強之因、中國失敗之因和中國現代化之路徑的判定，有過明顯轉變，即從(cong) 器物之變到製度之變再到文化之變的三部曲，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形態因之日益清晰。運用辯證的唯物史觀分析這段曆史演變的性質，可以確認這一變化是中國思想政治逐漸外圍化的表現。

三部曲式演變並非曆史的進步

1922年，中西古今之爭(zheng) 正在激烈進行，梁啟超撰寫(xie)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構建了近世曆史演進的三部曲式敘事框架：第一期，“先從(cong) 器物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但這一期內(nei) ，思想界受的影響很少”；第二期，“是從(cong) 製度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一係列製度變革，從(cong) 戊戌維新到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和民國建立；第三期，“便是從(cong) 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新文化運動。[2]正是在第三期，知識分子熱衷討論中、西文化並引入古、今之辨，形成完整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範式。梁啟超認為(wei) ，從(cong) 器物之變到製度之變，再到文化之變，表明國人對西方富強之因、中國失敗之因、救亡圖存之道的認識在逐次深化、上升、進步。這種看法已成學界甚至公眾(zhong) 常識，流傳(chuan) 廣遠。

然而，把此變化放到鴉片戰爭(zheng) 以來曆史演變框架內(nei) 考察即可發現，三部曲式演變實為(wei) 中國思想逐漸外圍化、對現代化的認知與(yu) 實踐隨之滑坡的表征。如此論定之依據是以辯證的唯物史觀所建立之現代世界曆史觀，它體(ti) 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發展曆史，以及列寧對帝國主義(yi) 形成和演變曆史的批判性論述中；毛澤東(dong) 加以運用，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新民主主義(yi) 論》《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唯心史觀的破產(chan) 》等文中構建了現代中國曆史觀。這一曆史觀可概述如下：西方列強打敗中國，依靠其絕對軍(jun) 事優(you) 勢；此優(you) 勢之基礎在於(yu) 其率先建成的工業(ye) 化生產(chan) 體(ti) 係。而西方各國率先建成工業(ye) 化生產(chan) 體(ti) 係，同樣因為(wei) 其憑借暴力優(you) 勢征服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體(ti) 係並持續地相互爭(zheng) 奪殖民地，推動資本主義(yi) 製度發育、原始資本積累、產(chan) 業(ye) 結構躍遷與(yu) 技術進步，從(cong) 而引發工業(ye) 革命。工業(ye) 革命帶動城市化、交通等基礎設施改進、教育普及、中產(chan) 階級形成、現代意識形態湧現、現代政黨(dang) 製度成型等等，這就是現代化。西方各國運用其基於(yu) 工業(ye) 化生產(chan) 力優(you) 勢的暴力優(you) 勢進行廣泛征服和支配，以保障和擴張資本主義(yi) 的世界性剝削，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yi) 。包括中國在內(nei) 各民族、國家被納入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世界體(ti) 係，西方列強以各種機製進行支配、剝削。被壓迫被剝削的各民族、國家確被植入若幹現代性因素，現代資本主義(yi) 也有所發育，但這隻是“外圍化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各領域則經曆全麵深刻的“去結構化”，逐漸喪(sang) 失自主性，淪為(wei) 殖民地、半殖民地，失去推動以工業(ye) 化為(wei) 中心的現代化的機製與(yu) 能力。

這就是清末、民初中國的狀態。據此可以確定中華民族的根本曆史任務：中心是推進工業(ye) 化，但為(wei) 此，首當推翻帝國主義(yi) 統治，選擇能夠建立強大國家、實現自主發展的道路。衡量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各家各派高下得失，就看其是否認清這一根本曆史任務並勇力擔當之。

以此衡量，林則徐、魏源等人與(yu) 稍晚一代的洋務派的認識和實踐，反而最為(wei) 可取：他們(men) 認識到西方之強在於(yu) “船堅炮利”，故大力興(xing) 辦現代工業(ye) ；對中國政教之有效性雖有焦慮，卻從(cong) 未懷疑其曆史與(yu) 世界正當性。兩(liang) 者綜合，形成“中體(ti) 西用”式現代化觀。推進工業(ye) 化而又保持文明、政治的主體(ti) 性，其實就是德國、日本已經走通的國家中心主義(yi) 製度變遷道路。

隻不過，曆史條件已變，不容中國重走此路。首先是內(nei) 因，腐朽的清政府喪(sang) 失了推動工業(ye) 化的能力和資源，淪為(wei) 失敗國家。更為(wei) 重要的是外因，19世紀後期，德美日等國逐漸完成工業(ye) 化，隨之帝國主義(yi) 化，掀起瓜分世界狂潮。中國是西方列強重點爭(zheng) 奪對象，半殖民地化程度持續加深，日益喪(sang) 失發展自主權，工業(ye) 化的國家動力也就逐漸衰竭。

文化中心論傾(qing) 向的外圍化根源

以英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各國現代思想、政治的發展，可以工業(ye) 化為(wei) 分界線，劃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其價(jia) 值和製度大不相同、近乎相反：在工業(ye) 化階段，集中和擴大國家權力；完成工業(ye) 化之後，趨於(yu) 自由和個(ge) 人權利。西方社會(hui) 科學恰恰形成於(yu) 英國完成第一次工業(ye) 革命之後的19世紀中期，總體(ti) 上秉持自由主義(yi) 立場，中心議題是權力、權利、利益的分配而非工業(ye) 化、國家發展，因而它是僅(jin) 適用於(yu) 已工業(ye) 化社會(hui) 的地方性知識。同時，它鼓吹文明等級論，認定現代化的英國享有教化野蠻世界的責任和權利，因而它是帝國主義(yi) 的意識形態。但因其出自享有世界支配權的西方現代化國家，後發民族精英群體(ti) 誤將其當作關(guan) 於(yu) 現代化的普遍性知識，全盤接受，並以之為(wei) 依據全麵懷疑、否定、替代本國知識，這就是国际1946伟德的外圍化。[3]

嚴(yan) 複譯介英國社會(hui) 科學，諸多知識分子以日本為(wei) 中介傳(chuan) 播西方社會(hui) 科學，實際上開啟了中國思想的外圍化進程。盲目接受者形成了依附性曆史觀，認同文明等級論，把中西之別等同於(yu) 文明、野蠻之別；其現代化方案則有明顯自由主義(yi) 傾(qing) 向，呼籲立憲等製度變革。有些變革確實推進了國家權力對社會(hui) 的覆蓋和穿透，但其總體(ti) 效果則與(yu) 預期相反，導致國家權力離散化，弱化推進工業(ye) 化-現代化的機製和能力。中國逐漸淪為(wei) “失敗國家”，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幾年，絕望情緒彌漫整個(ge) 社會(hui) 。

此時，一些新興(xing) 知識分子又一次做出錯誤歸因，把國家失敗歸因於(yu) 觀念、文化，認定惟有全盤破壞傳(chuan) 統文化、接受西方觀念，才能解決(jue) 中國根本問題。這種路徑的形成，根源是中國思想的再度外圍化：首先，日本取得日俄戰爭(zheng) 勝利，中國知識分子崇拜日本，盲從(cong) 其思想，包括福澤諭吉從(cong) 西歐販賣的文明等級論、日本學界為(wei) 配合帝國主義(yi) 征服野心而構建的去中國化文明、曆史敘事，把儒家文明歸類為(wei) “半野蠻”。其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崛起，以胡適為(wei) 代表的留美學生歸國，立刻在国际1946伟德界占據重要位置，積極傳(chuan) 播具有反曆史和唯心主義(yi) 傾(qing) 向的美式思想觀念如實證主義(yi) （實驗主義(yi) ），據以建立其反曆史的曆史觀，進而建立其全盤西化（美國化）的現代化觀。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完整形態初步形成於(yu) 這一時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發表汪叔潛《新舊問題》，這樣界定古今中西：“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中西之爭(zheng) 等於(yu) 新舊之爭(zheng) ，這是全盤西化派的基點。這篇文章羅列了文化論爭(zheng) 的主要觀點：偽(wei) 投派，即守舊派，隻不過表麵上接受新事物；盲從(cong) 派，即全盤西化派；折中派。持續百年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主要就是這三派。三派主張各不相同，但均以文化為(wei) 中心，把中國出路問題歸結為(wei) 文化問題。

創造新思想、新文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革命實踐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歐各帝國主義(yi) 國家運用工業(ye) 化造就的高效率殺人武器相互廝殺，力量削弱，美國開始取代英國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世界體(ti) 係霸主，美式思想開始產(chan) 生世界性影響。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位於(yu) 帝國主義(yi) 薄弱環節的俄國發動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世界政治、思想格局為(wei) 之劇變：社會(hui) 主義(yi) 俄國與(yu) 資本主義(yi) 歐美分立，展開全方位鬥爭(zheng) 。大戰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yi) 文明的深刻矛盾，不少歐洲哲人相信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反思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現代性成為(wei) 世界潮流，很多人轉向社會(hui) 主義(yi) 。通過共產(chan) 國際的傳(chuan) 播，馬克思主義(yi) 開始進入歐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馬克思主義(yi) 推動中國思想的實踐轉向

世界政治、思想的劇烈變化顛覆了新文化運動剛剛形成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範式：原來的“西”一分為(wei) 二，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入中國，古今中西之爭(zheng) 擴展為(wei) 古今中西馬（俄）之爭(zheng) 。“西”即西方文明被界定為(wei) 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性質的，失去現代或文明的光環，美國雖贏得部分人的認可，並不能完全恢複西方文明的神聖光環。最為(wei) 重要的是，作為(wei) 一種整全的經濟社會(hui) 文化製度的社會(hui) 主義(yi) 在俄國落地，重塑了人們(men) 的思想取向：對中國而言首要的問題不是文化選擇，而是發展道路選擇；籠統含糊的文化之爭(zheng) 發展為(wei) 現代意識形態之爭(zheng) 、國家發展道路之爭(zheng) ，中心議題是經濟、政治製度的選擇。五四運動爆發後，思想界很快形成三種意識形態對立的格局：

第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yi) 。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等人對西方幻滅後，轉回中國文化，認定其可解決(jue) 西方文明危機。但當時中國的物質生產(chan) 力明顯落後，故其論述策略是構建文化類型學，以破解中西之爭(zheng) 等於(yu) 古今之爭(zheng) 的命題，將其拉平為(wei) 並列的文化類型。在此基礎上形成現代新儒學，其現代化方案是中國心性之學加上西方的民主、科學。“九一八”事變激發普遍民族意識覺醒，推動學術界整體(ti) 轉向文化保守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致力於(yu) 推動中華文明的“主體(ti) 性轉向”，將其從(cong) 文明世界的邊緣拉入中心，從(cong) 半野蠻的、有待歸化的客體(ti) ，轉變為(wei) 可矯正西方或現代文明之弊的主體(ti) 。[4]

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yi) ，下文詳論。

第三種是自由主義(yi) 。上述兩(liang) 個(ge) 思想流派形成並影響日益增大，胡適等人作為(wei) 回應，乃有自由主義(yi) 的意識形態自覺，相信西方是現代的、先進的，全麵認同美式價(jia) 值、製度和生活方式。蔣介石脫離共產(chan) 國際、轉而依附美國之後，吸納一定數量自由主義(yi) 者。抗戰期間，自由主義(yi) 思想政治力量得到美國支持，積極推動“民主化”。然而，這種政治作秀隻能加速國家離散化；美援附帶的政治經濟條件、尤其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更是持續加深經濟文化的外圍化。

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的傳(chuan) 播有兩(liang) 條路徑，一條是政治的，共產(chan) 國際支持組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另一條是學術的。先看後者。蘇聯走上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打破西式現代化的道路壟斷，国际1946伟德界不得不在兩(liang) 條發展道路之間做出選擇。這一問題意識驅動不少學者轉向曆史唯物主義(yi) ，據以爭(zheng) 論中國社會(hui) 究竟是封建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還是半殖民地社會(hui) ，此即“中國社會(hui) 性質大論戰”；圍繞現實社會(hui) 性質的爭(zheng) 論延伸到曆史，引發“中國社會(hui) 史問題大論戰”。由此，曆史唯物主義(yi) 概念、命題、分析方法在中國學界占據了重要地位，並引領人們(men) 關(guan) 注完整的現代化，於(yu) 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爆發了現代化論戰；接著爆發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戰，爭(zheng) 論焦點是以農(nong) 立國還是以工立國。這些爭(zheng) 論已明顯超越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文化中心主義(yi) 。[5]

可見，五四運動後十餘(yu) 年間，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爭(zheng) 論發生重大轉向，討論的對象從(cong) 文化轉到製度、再轉到器物，與(yu) 此前幾十年正好相反。思考對象一旦落實到器物，必然引出實踐的意誌。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梁漱溟等人展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試圖通過解決(jue) 經濟、政治問題來解決(jue) 文化、文明問題。但這些實踐者普遍缺乏組織化機製，也就難以形成改造現實的強大力量。

通過革命實踐認識古今中西馬

比較而言，由於(yu) 有先進理論為(wei) 指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成立伊始，就是實踐的先知先覺先行者。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明確中國問題的主要症結是西方工業(ye) 化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侵略、壓迫和剝削，從(cong) 而明確中國社會(hui)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確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並立刻投入革命實踐：首先支持國民黨(dang) 進行反帝民族革命，雖遭失敗，卻把反帝變成全民共識；隨後建立自己的軍(jun) 隊，在帝國主義(yi) 和反動封建勢力統治的薄弱環節武裝開辟農(nong) 村根據地，建立新政權，進行政治革命和社會(hui) 革命。

全力投入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站在了超越文化中心論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範式的有利位置上。中國的殖民地化伴隨著社會(hui) -國家的去結構化，口岸城市固然日益現代化，廣大鄉(xiang) 村地區卻日趨貧困化，而這正是最大的“中”，也是最重要的現實即“今”，“古”也即曆史文化凝固於(yu) 其中。新興(xing) 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和知識分子生活在口岸城市，已與(yu) 古、今、中脫節，其所談論者多為(wei) 書(shu) 本或回憶、想象，難得情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卻深入鄉(xiang) 村，尤其是貧困山區，動員農(nong) 民參加革命。實踐要求其處理古今中西馬之爭(zheng) ，實踐之生死攸關(guan) 也驅動其擺脫教條化方法與(yu) 旁觀者、外圍化立場，而是以實踐的主體(ti) 性切入現實的具體(ti) 性，把握古今中西馬及其辯證關(guan) 係。

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確定中、馬關(guan) 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由共產(chan) 國際指導成立，建黨(dang) 之初受其嚴(yan) 密控製，導致思想、政治上的教條主義(yi) 長期占據黨(dang) 內(nei) 支配地位，革命頻遭失敗。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產(chan) 生了自主性意識，起而反對本本主義(yi) ，倡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具體(ti) 實際，據以製定正確的戰略、戰術，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經由這一“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6]，開啟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進程。最為(wei) 重要的一步是，把馬克思主義(yi) 從(cong) 教條轉變為(wei) 立場和方法。毛澤東(dong) 《論新階段》報告闡明了這一點：“不是學習(xi)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字母，而是學習(xi) 他們(men) 觀察問題與(yu) 解決(jue) 問題的立場與(yu) 方法。”[7]馬克思主義(yi) 一旦方法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就向古、中、西全麵開放了，革命是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把握中國曆史文化對於(yu) 革命實踐具有決(jue) 定性意義(yi) ，毛澤東(dong) 提出：“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該給以總結，我們(men) 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承繼遺產(chan) ，轉過來就變為(wei) 方法，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8]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曆史文化互為(wei) 方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基本路徑，其中蘊含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立場和方法。

通過革命實踐創造新思想、新文化

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日益世界化，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世界體(ti) 係塑造了中國之“今”，與(yu) “古”根本斷裂，而“西”與(yu) “中”則是壓迫民族與(yu) 被壓迫民族的關(guan) 係。這就意味著，作為(wei) “古”的儒家思想與(yu) 傳(chuan) 統製度是無力解決(jue) “今”之問題的，甚至無從(cong) 識別問題所在，故而失靈、崩解。[9]現代文化保守主義(yi) 同樣有此短板，故雖有守護中國文化之心，卻未看清中華文明危機之源；文明複興(xing) 構想層出不窮，卻找不到實踐路徑。

解決(jue) 中國問題，必須運用世界性思想、政治資源。但世界不是平的，而且已經裂變。自由主義(yi) 當然是世界性的，但服務於(yu) 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世界性支配、剝削，內(nei) 含文明等級論，對此不察而接受，必然采取依附性立場，無意認識中國曆史與(yu) 現實，有意遮蔽中國問題之症結，胡適的全盤西化論即是典型。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同樣是世界性意識形態，但對資本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持批判態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據以認清了中國現實處境及其根源。共產(chan) 國際又提供了先鋒隊政黨(dang) 的組織形態與(yu) 世界革命的支持性資源。辯證法還提供了克服教條主義(yi) 、樹立思想政治自主性的方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做到了世界化與(yu) 自主性的辯證統一，把世界性革命思想政治資源轉化為(wei) 解決(jue) 已經世界化的中國問題的道路和方案。

可見，文化保守主義(yi) 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西；自由主義(yi) 不知古亦不知今，不知中亦不知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知今亦知西，知古亦知中。形成這種落差的根源在於(yu) ，前兩(liang) 者止步於(yu) “解釋世界”，在觀念世界中打轉，缺乏與(yu) 現實的血肉聯係，也就難以準確認識古今中西及其間關(guan) 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投身於(yu) 改造世界的革命實踐，憑借實踐主體(ti) 性樹立思想文化創造的主體(ti) 性，於(yu) 是馬克思主義(yi) 不再是教條而是“立場和方法”，中國曆史文化不再是重負而是“方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放地、靈活地運用一切資源，加以創造性利用、融合、發展，生成新思想、新文化。在被利用的過程中，古今中西馬的性質、功用、關(guan) 係被準確地認識，並被辯證地融為(wei) 一體(ti) ，各有其用、各得其所。因此，對於(yu) 古今中西馬的認識，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是外在地、靜觀地獲得的，而是通過實踐、在創造新思想、新文化的過程中獲得的——這就是《實踐論》所闡明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這一認識驅動的實踐是“能動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創造”，成果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毛澤東(dong) 思想與(yu)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zhong) 的”新文化，其顯著特征都是創造性。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以能動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創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毛澤東(dong) 思想與(yu)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zhong) 的文化都實現了世界性與(yu) 民族性、曆史性與(yu) 現實性的辯證統一，古、今、中、西、馬各種因素在其中辯證地結合。相比於(yu) 文化保守主義(yi) 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機械搭配與(yu) 自由主義(yi) 的依附論，兩(liang) 者具有高度創造性，從(cong) 世界範圍看，也是極為(wei) 先進的，中國革命因此而取得勝利。

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發展實踐終結古今中西之爭(zheng)

自成立伊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就依據曆史唯物主義(yi) 確定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工業(ye) 化。即便在貧窮山區進行遊擊戰之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始終不忘工業(ye) 化長遠目標。 革命即將勝利之時，中共七屆二中全會(hui) 再度確定把中國由農(nong) 業(ye) 國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的目標，以此為(wei) 中心進行國家構建，開展全麵的社會(hui) 、文化革命。

這些社會(hui) 革命、文化革命均以實踐的方式解決(jue) 古今中西馬之爭(zheng) ：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打破舊有基層社會(hui) 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延續數千年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與(yu) 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基於(yu) 曆史教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實行“一邊倒”政策。與(yu) 此相配合，1949年8、9月間，毛澤東(dong) 接連發表《丟(diu) 掉幻想，準備鬥爭(zheng) 》等五篇文章（收入《毛澤東(dong) 選集》第四卷最後），批判知識分子的恐美、媚美、崇美心理，此後又多次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dong) 又努力擺脫蘇聯模式，推動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中國道路。

找到這條道路不易，中國式現代化曆經蹉跎。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men) 發現，中國與(yu) 西方差距巨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甚至黨(dang) 政幹部懷疑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現代化的效能，進而懷疑建立這一製度的革命之必要性。更進一步，部分知識分子把國家發展遲緩歸因於(yu) 文化，文化中心論的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再起。

不過，進入90年代，受國際局勢影響，古今中西文化之爭(zheng) 轉變為(wei) 意識形態之爭(zheng) 。部分知識分子繪製的文化藍圖趨於(yu) 多樣化，如李澤厚提出“西體(ti) 中用論”，方克立提出“中體(ti) 馬魂西用論”，張岱年提出“綜合創造論”，等等。

以工業(ye) 化為(wei) 基礎的總體(ti) 性現代文明創造

與(yu) 思想文化界的紛爭(zheng) 適成對比，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采取“不爭(zheng) 論”策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集中力量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中心是推進工業(ye) 化，允許市場經濟發育，對西方實行開放政策。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麵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堅持黨(dang) 的領導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維護國家發展自主權，實行有管理的開放，堅定地、自主地推進工業(ye) 化。

在工業(ye) 化取得比較明顯成績之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逐漸調整文化立場，日益明確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把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確定為(wei) 奮鬥目標。尤其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第二個(ge) 結合”命題，與(yu) 毛澤東(dong) 在《論新階段》中提出以中國曆史文化為(wei) 方法，具有同等重大的曆史意義(yi) 。到今天，發達的工業(ye) 化生產(chan) 力，以此為(wei) 基礎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等要素，已經融合凝定為(wei)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至此，“中國向何處去”已不成問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找到了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完美答案。百餘(yu) 年間，各種思想政治力量競相作答，惟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掌握了正確的方法。

主流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範式有明顯唯心主義(yi) 和形而上學傾(qing) 向，前者表現為(wei) 文化中心論，聚焦於(yu) 宗教、思維方式、價(jia) 值觀、意識等領域，以為(wei) 通過文化設計，可以構建出理想的現代文明。後者表現為(wei) 把文化靜態化、實體(ti) 化、本質化且高度簡化，籠統談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無視古今之變，甚至由今推古，盲目崇拜西方古代文化、否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又無視西方現代文化的內(nei) 在矛盾，無視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和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如此爭(zheng) 論，看似熱鬧，終難揭示國家真實處境、問題、症結與(yu) 出路。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新性、先進性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作為(wei) 改造現實的革命性力量登上曆史舞台的，通過曆史唯物主義(yi) ，把工業(ye) 化作為(wei) 現代化的中心；但帝國主義(yi) 與(yu) 依附性封建勢力構成工業(ye) 化的結構性障礙，於(yu)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轉向革命實踐；革命勝利之後，又通過社會(hui) 主義(yi) 推進以工業(ye) 化為(wei) 中心的國家發展。這是一個(ge) 能動的革命的現代文明創造實踐進程，經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凝定，終結了古今中西之爭(zheng) 。

這一創造性實踐不限於(yu) 思想、文化，而是總體(ti) 性的現代文明創造。文化是其組成部分，且有能動性，但終究以工業(ye) 化生產(chan) 方式為(wei) 基礎，與(yu) 相應的政治、社會(hui) 製度等等辯證統一於(yu) “總體(ti) 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廣泛進行文化革命，文化問題並未得到解決(jue) ，進入80年代反而再度爆發古今中西之爭(zheng) 。隨後轉向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隨著工業(ye) 化的成功，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反而逐漸消散。“中國向何處去”，歸根到底不是一個(ge) 文化問題，而是民族解放與(yu) 發展的問題。依靠辯證的唯物史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認清了這一根本曆史任務，超越狹隘的文化之爭(zheng) ，通過革命與(yu) 發展，展開總體(ti) 性的現代文明創造。由此形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完整性、有機性，遠遠超出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各派的想象。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高度世界性，因而具有高度現代性。它集成、發展了世界各民族創造的重要現代文明成果：工業(ye) 化生產(chan) 體(ti) 係、市場經濟體(ti) 製、馬克思主義(yi) 、先鋒隊政黨(dang) 、人民的大眾(zhong) 的文化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世界性完全超出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西化派的想象。曆史發展的辯證法造就了這一高度世界性。中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身份啟動現代化進程，成熟的西方現代文明構成壓迫性他者，中華民族不能不首先反抗、推翻之。但在中國自身文明傳(chuan) 統內(nei) 是缺乏有效反抗武器的，它們(men) 存在於(yu) 在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辯證曆史進程之中。馬克思主義(yi) 、先鋒隊政黨(dang) 組織、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道路等批判地超越了西方現代文明，故能在中國構建出推翻結構性壓迫、實現發展的力量。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各派僅(jin) 吸納西方現代文明中常態因素，無從(cong) 構建出強大的解放性力量。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又有高度民族性，與(yu) 曆史傳(chuan) 統保持了明顯連續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精神氣質上與(yu) 儒家士人-士大夫群體(ti) 之間保持了明顯連續性；中國式現代國家、社會(hui) 、經濟等方麵的價(jia) 值、製度均與(yu) 傳(chuan) 統保持了明顯連續性。[10]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民族性完全超出了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中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想象。同樣是曆史發展的辯證法造就了這一高度民族性。革命和工業(ye) 化過程確實極大地破壞了傳(chuan) 統價(jia) 值和社會(hui) 結構。但中國革命首先是反抗世界性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民族革命，工業(ye) 化也始終是在帝國主義(yi) 遏製與(yu) 壟斷重壓下進行的，這兩(liang) 者又都要求激發民族主義(yi) 精神，動用曆史積累的文明資源。由此，曆史文化在當代中國保持著鮮活的生命。

高度世界性與(yu) 高度民族性的辯證統一，高度現代性與(yu) 高度傳(chuan) 統性的辯證統一，此即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突出特點。在現代世界占據先進地位的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在古代世界占據先進地位的中華文明辯證地相互作用，“造就了一個(ge) 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ti) ”。從(cong) 現代文明發展的曆史看，西方資本主義(yi) 現代文明是古代的、落後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的、先進的。

結語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之所以能夠破解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因為(wei) 其掌握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方法：通過曆史唯物主義(yi) ，認識到建立工業(ye) 化生產(chan) 力的基礎性作用，又認識到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世界體(ti) 係的支配性結構；通過曆史辯證法，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現代文明的內(nei) 在矛盾、世界範圍內(nei) 壓迫民族與(yu) 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及其動態演變；最為(wei) 重要的是，通過實踐辯證法，投身於(yu) 改造世界的革命與(yu) 發展實踐。經由實踐，切入變化著的現實的具體(ti) 性，在利用古今中西馬各種資源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對其形成正確認識。因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處理古今中西馬之爭(zheng) ，不是通過靜觀的認識或觀念的構造，而是創造以工業(ye) 化生產(chan) 方式為(wei) 基礎的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hui) 、新思想、新文化的實踐。這一總體(ti) 性的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是“高於(yu) ”文化保守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的觀念之爭(zheng) 的。

隨著“中國向何處去”問題通過實踐得到圓滿解答，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已不再成為(wei) 問題。但曆史沒有終結，中國思想和政治已升入新階段，中心問題轉變為(wei) “世界向何處去”。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議已給出原則性答案，中國国际1946伟德界需要關(guan) 注、研究由中國領導的、世界範圍內(nei) 以發展推進文明進步的實踐，在世界層麵上思考古今中外問題。

【本文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

注釋

[1]馮(feng) 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增訂版），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頁。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5冊(ce) ，《飲冰室文集》三十九，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9年，第43—44頁。

[3]姚中秋：《西方国际1946伟德霸權的形成、支配機製及其反抗者》，《江海學刊》，2023年第2期。

[4]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xing) 起》下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5年，第1327—1329頁。

[5]相關(guan) 論文見羅榮渠主編：《從(cong) “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guan) 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證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6]毛澤東(dong) ：《新民主主義(yi) 論》，《毛澤東(dong) 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頁。

[7][8]《論新階段》，《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0、第651頁。

[9]姚中秋：《千年困局與(yu) 中國思想的前路》，《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5—14頁。

[10]姚中秋：《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態特征及其理論意涵》，《學術前沿》，2023年5月下，第4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