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墨與(yu) 憂時：陳伯陶及其《孝經說》述論

作者：劉訓茜（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來源：來源：《原道》第41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

摘    要：在過往研究中，廣東(dong) 番禺人陳伯陶主要以清遺民身份聞名。本文主要研究陳伯陶撰寫(xie) 《孝經說》的目的，並根據《孝經說》探討其“非墨”與(yu) “憂時”兼具的學術思想。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對中國傳(chuan) 統孝道思想開展了激烈批判。陳伯陶1926年所作的《孝經說》，通過闡發“孟子本《孝經》以辟楊墨”，反擊了當時流行的墨學思潮，同時批評“毀家”和“非孝”論述破壞了中國的傳(chuan) 統人倫(lun) 。陳伯陶認為(wei) ，《孝經》並非限於(yu) 仁孝事親(qin) 的倫(lun) 理範疇，而是維係道統之關(guan) 鍵，因而想借《孝經》昌明聖賢人倫(lun) ，從(cong) 而應對他所認為(wei) 的“人心日泯”的局勢。本文首先說明該書(shu) 的內(nei) 容與(yu) 成書(shu) 情形，包括陳伯陶如何闡釋《孝經》的宗旨與(yu) 地位，又如何密切地回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思潮，進而通過研析該書(shu) 的時代意涵，重思變局之下清朝遺民對新政治文化的接受與(yu) 調適曆程。

廣東(dong) 番禺人陳伯陶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一位官員和儒者，在過往研究中主要以清朝遺民的身份聞名。【1】本文以陳伯陶於(yu) 1926年所著《孝經說》為(wei) 研究對象，來討論新文化運動時期，墨學接受度達到高峰的情況下，一種有代表性的依據傳(chuan) 統學術方法反思新文化思潮的思路和見解。清末民初的中國經曆空前劇變，各種反傳(chuan) 統思潮席卷全國，新文化運動對傳(chuan) 統中國的思想文化進行了猛烈的衝(chong) 擊。另一方麵，由於(yu) 社會(hui) 嚴(yan) 重失序，傳(chuan) 統思想也有所複興(xing) ，一時間激進與(yu) 保守、啟蒙與(yu) 反啟蒙思想拉鋸。《孝經說》的內(nei) 容折射的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傳(chuan) 統學術詮釋觀點的劇變。學界有關(guan) 五四時期墨學論述的研究已多，【2】但是對於(yu)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如何回應與(yu) 看待這股思潮則尚無專(zhuan) 論，【3】目前所見新文化運動中的新舊論爭(zheng) 亦多圍繞“孝”而非《孝經》展開。【4】以下將首先介紹陳伯陶生平及著述經過，說明《孝經說》的基本立場；接著從(cong) 陳伯陶如何看待《孝經》的宗旨與(yu) 地位，進一步闡發其“非墨”言論的思想內(nei) 涵，希望由此探討民初變局之下清朝遺民對新政治文化的接受與(yu) 調適，以及經學在民國時期的發展狀況。【5】

一、陳伯陶的生平與(yu) 學術

陳伯陶(1855—1930)，廣東(dong) 番禺人，字象華，號子礪，光緒五年(1879)中鄉(xiang) 舉(ju) ，光緒十八年(1892)中進士。陳伯陶在晚清政治史上有過一定的活動和影響。【6】中日甲午戰後，李文田、戴鴻慈曾希望協同翰林院諸人奏請啟複恭親(qin) 王奕訴，此事即由陳伯陶主持。【7】在學術思想方麵，陳伯陶先後從(cong) 學於(yu) 梁廷柟和乾嘉漢學代表人物陳澧。1902年，清廷進行國史集中修撰，即由陳伯陶擔任總輯，重點負責《儒林傳(chuan) 》和《文苑傳(chuan) 》，並形成了《文苑傳(chuan) 》第五次稿。【8】辛亥革命後，陳伯陶避居九龍，謝絕應酬並專(zhuan) 心著述，被同為(wei) 遺民的劉聲木稱讚為(wei) “完人”。【9】陳伯陶與(yu) 廣東(dong) 地區的梁鼎芬、吳道鎔、丁仁長、張學華、朱汝珍、何藻翔、賴際熙等人，形成了一個(ge) 效忠清室的小圈子，平日以“鄉(xiang) 誼”名義(yi) 聚會(hui) 交遊，並時常推派代表，入京覲見溥儀(yi) 。1922年末，溥儀(yi) 大婚，消息傳(chuan) 出，廣東(dong) 遺民歡欣鼓舞，欲一表忠誠之心，陳伯陶亦出資一萬(wan) 元，並寫(xie) 奏折進奉。【10】

辛亥鼎革，不僅(jin) 是政治體(ti) 製的巨大轉變，同時也帶來了社會(hui) 風氣與(yu) 倫(lun) 理價(jia) 值的諸多變化，諸如婦女解放、封建禮教、家族倫(lun) 理、忠孝節義(yi) 等。其中，變動最劇烈的是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文化觀念。陳伯陶對清室的認同，可能部分源於(yu) 辛亥前夕的仕途順暢、功名顯赫，部分源於(yu) 對傳(chuan) 統倫(lun) 理價(jia) 值觀念的追憶。傳(chuan) 統政治體(ti) 製與(yu) 倫(lun) 理觀念對他來說是一體(ti) 兩(liang) 麵之事，這在他為(wei) 他的母親(qin) 所作《先妣葉太夫人墓誌》中可見一斑。文章指出，陳母遭遇賊匪作亂(luan) 而能處變不驚；在義(yi) 和團事件中，陳氏一家幾為(wei) 盜賊侵害，陳母卻責令陳伯陶先返京救駕，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庚子國變後，陳母更遺命陳氏子孫不仕新政權，在家敦行孝道。【11】

1926年，陳伯陶撰寫(xie) 《孝經說》，作為(wei) 回應五四新思潮的載體(ti) ，可能有兩(liang) 個(ge) 思想來源。其一來自其母“行在《孝經》”的家訓和囑托。在陳伯陶那裏，孝道基本可視為(wei) 對前清的一種追慕、延續和緬懷。其二來自其師陳澧。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雲(yun) ：“《孝經》大義(yi) 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wei) 下不亂(luan) 。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le) ，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按：桂文耀)嚐與(yu) 澧論此雲(yun) ：‘《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luan) ’，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12】陳澧標舉(ju) 《孝經》作為(wei) 六藝綱要的地位，陳伯陶受此影響。以《孝經》為(wei) “六藝之總會(hui) ”的觀點其來有自。漢代的經學家鄭玄就已明言，《孝經》為(wei) 一切教化的基礎，也是貫通其他各經之統會(hui) (《隋書(shu) ·經籍誌》)。在考據學風彌漫的清代，我們(men) 不難理解鄭玄這一觀點受到關(guan) 注的原因。

綜言之，孝道是陳伯陶忠節思想背後的主宰。庚子國變後，不少清朝遺民都會(hui) 借助多種方式，表達他們(men) 對前朝的道德趨向。陳伯陶亦不甘人後，乃移“忠”作“孝”，由“道統”而及“治統”，通過治經抒發自己對前清之遐思。

二、《孝經說》的撰著宗旨

學術史上的《孝經》，被認為(wei) 是一部性質多元的書(shu) 籍，既是廣為(wei) 流傳(chuan) 的兒(er) 童蒙學讀本，也是儒學“十三經”之一，是“孔曾授受之心法”，承載了聖人有關(guan) “治統”的微言大義(yi) 。曆代儒者都曾嚴(yan) 肅地探討其教義(yi) 與(yu) 批注，但陳伯陶寫(xie) 作《孝經說》，卻非純為(wei) 注經。1926年，陳伯陶在香港寫(xie) 作並完成《孝經說》，題“順德岑光初校、增城賴際熙複校、五華李炳榮印行”，為(wei) 香港奇雅排印本。【13】該書(shu) 在汪中文的《孝經著述考》中注明“未見”，可見該書(shu) 流通不廣。【14】

廣東(dong) 翰林區大典為(wei) 《孝經說》撰寫(xie) 後序，揭示“非墨”之意甚明：“世衰道微，異端蜂起。墨家者流，首倡兼愛以自讬於(yu) 仁，實則無父以自陷不孝。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越數千年，歐風東(dong) 漸，父子寡恩，彼其言曰：‘破家族主義(yi) ，而後社會(hui) 成立。’嗚呼!欲仁社會(hui) ，先不仁家庭，其言若與(yu) 墨學吻合，抑何悖也。昔歲宦學京師。就進士館，乍聞西儒斯說，心竊非之，思著論糾之，未遑也。前輩陳君子礪，邃經學，性純孝，著《孝經說》上、中、下三篇，開宗明義(yi) ，揭先聖傳(chuan) 經救世之旨。中序曾子、子思、孟子諸賢之學，本先聖以黜墨氏，而於(yu) 近代之非孝無親(qin) ，尤為(wei) 深惡而痛絕。噫!是何先得我心也。”【15】區大典的老師吳道鎔在為(wei) 該書(shu) 所作序言中也點出了“非墨”宗旨：“蓋吾中國數千年來，以敬宗收族相維係根源，實基於(yu) 孝。孝為(wei) 立國之本，豈待問哉?近者西風東(dong) 漸，撓物至疾，曰‘自由’，則為(wei) 我之餘(yu) 唾；曰‘平等’，則兼愛之變相，人便其說，靡然從(cong) 之，噓己灰之燼，潰障流之防。憂時之士，痛道德淪亡，乃求之區區文字。”【16】

區大典與(yu) 吳道鎔對《孝經說》撰著宗旨的論述，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五四時期的思想界出現了一股研究墨學的熱潮。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從(cong) 批判文化專(zhuan) 製主義(yi) 的角度出發，對湮沒數千年的墨家學說力圖加以重新解釋。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如陳獨秀、蔡元培、吳虞、蔡和森等，都對墨學發表看法，談墨與(yu) 評墨一時間蔚然成風。例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新青年》就曾於(yu) 1915年刊載易白沙的《述墨》，該文頌揚墨家“勇於(yu) 救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精於(yu) 製器，善於(yu) 治守，以寡少之眾(zhong) ，保弱小之邦”，而“今者四郊多壘，大夫不以為(wei) 辱，士不以為(wei) 恥，戰既不能，守複無備，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聽，非舉(ju) 全國之人，盡讀墨經……不足以救國”，【17】可謂把墨子的救亡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反傳(chuan) 統”集中表現在批評孔子上，實際可視為(wei) “反正統”。【18】這個(ge) 跡象自晚清已有發端，同盟會(hui) 機關(guan) 報《民報》上隨處可見揚墨抑儒之言說。【19】晚清至民初的學者熱衷於(yu) 鼓吹以往被統治階級壓製的非正統學說，大力發掘“反傳(chuan) 統”因子，其背後的深層動機乃是扶植下層文化。他們(men) 不唯熱衷墨學，也醉心於(yu) 儒家之外的諸子學說。【20】其背後的假設是，諸子學說與(yu) 泰西學術暗合，即“東(dong) 海西海，心同理同”之意。1903年，夏曾佑在《中國社會(hui) 之原》中就有這樣的論述：“老子為(wei) 己者也，孔子人己並為(wei) ，墨子為(wei) 人者也，其宗旨愈改而愈優(you) ”，“使墨子之道而大行於(yu) 漢晉，則中國當早為(wei) 共和國”。【21】在該文中，夏曾佑受到友人梁啟超的影響，希望以墨子的“利他”觀念，矯正時人對自我的過度沉迷，激發他們(men) 對時事與(yu) 國家的關(guan) 心，可謂用心良苦。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立基於(yu) 宗法家族製度，其家庭倫(lun) 理則是一種以孝悌為(wei) 核心的等級化人倫(lun) 秩序。新文化運動批判儒家的一個(ge) 重要主題，就是以個(ge) 人主義(yi) 批判禮教之宗法主義(yi) 家族倫(lun) 理，陳獨秀、吳虞、易白沙、施存統、魯迅等皆有反禮教、反舊家庭等相關(guan) 論述。【22】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對個(ge) 人的束縛太重，以致社會(hui) 、國家停滯不前，因而作為(wei) 中國核心價(jia) 值的孝道與(yu) 家庭製度成了被猛烈攻擊的對象。例如以“隻手打倒孔家店”聞名的吳虞191723年撰文指出，孔子立教“以孝為(wei) 起點”，君主專(zhuan) 製正是利用了家族製度，因此隻要“孝之義(yi) 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zhuan) 製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23】。相較之下，強調“兼愛”的墨學在當時備受推崇。質言之，新文化運動對家庭組織與(yu) 孝道思想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認為(wei) 孝道助長專(zhuan) 製統治、維護家族本位等等，而“忠孝合一”將使家族製度與(yu) 專(zhuan) 製政體(ti) 互為(wei) 表裏，最終使得中國囿於(yu) 宗法社會(hui) 而無法前進。

由上述內(nei) 容可見，《孝經說》在表麵上雖然是非議墨學，實際乃是針對從(cong) 辛亥革命以至五四時期甚囂塵上的“自由”“平等”“民權”等西來觀念，以及破除家族主義(yi) 等流行思潮而發。此點在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眼中頗為(wei) 普遍，譬如同為(wei) 清朝遺民的羅正鈞在修纂族譜時就說：“泰西學說，欲張社會(hui) 而廢家族，其謬妄直無足辯”，“必宗法修而後國有與(yu) 立，其道固窮天地、互古今而不廢也”。【24】

三、《孝經說》的思想內(nei) 涵

《孝經說》全書(shu) 共分三卷，上卷“論《孝經》與(yu) 春秋相表裏”，中卷“言曾子學行傳(chuan) 授皆本《孝經》”，下卷“論孟子本《孝經》以辟楊墨”。上篇闡釋《孝經》是孔子作《春秋》後，為(wei) 曾子陳說孝道，而由曾子之徒記述成書(shu) 。書(shu) 中引《孝經·鉤命決(jue) 》中孔子“誌在《春秋》，行在《孝經》”，證成《孝經》通過承載聖人誌行，從(cong) 而明君臣父子之道。宣稱《孝經》的地位等同於(yu) 《春秋》，並非儒學史上的新話題。一般認為(wei) ，《春秋》是“賞善罰惡之書(shu) ，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孝經》以“尊祖愛親(qin) ，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為(wei) 宗旨，乃“臣子所宜行”，【25】故曰“行在《孝經》”。清初屈大均也說：“《孝經》與(yu) 《春秋》相表裏，舍《孝經》而言《春秋》，則治為(wei) 徒法；舍《春秋》而言《孝經》，則政為(wei) 徒善。治天下者，能以《孝經》為(wei) 仁之體(ti) ，以《春秋》為(wei) 仁之用，舉(ju) 而並行之，則天德王道，其皆可以無憾於(yu) 古聖賢也”。【26】中篇考證曾子言行傳(chuan) 授本於(yu) 《孝經》，其主要理由是《開宗明義(yi) 章》“立身行道，揚名於(yu) 後世，以顯父母”等語和曾子言行相合。下篇進一步闡明孟子之學出於(yu) 曾子，【27】故孟子亦傳(chuan) 《孝經》。這個(ge) 觀點主要來自其師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雲(yun) ：“《孟子》七篇中，多與(yu) 《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孟子外書(shu) 》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28】陳伯陶由“孟子辟楊墨”，最終證成《孝經》主旨在於(yu) 批判墨家思想，隨後在典籍中擷取與(yu) 墨學相關(guan) 之語，與(yu) 《孝經》文本比附合觀，認為(wei) 墨學最不可取之處在“義(yi) 利”與(yu) “兼愛”兩(liang) 端。

(一)義(yi) 利之辨

陳伯陶在《孝經說》中指出，“孟子之言楊墨無君無父，蓋實有所見，雖楊、墨書(shu) 亦言仁義(yi) 忠孝，要旨皆詖邪遁之辭”【29】。為(wei) 何楊墨學說中的仁義(yi) 道德不能被陳伯陶接受呢?他解釋說，墨學和儒學有所差別，墨學言仁義(yi) 的基礎是“兼相愛，交相利”；然而孔子罕言利，有“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之語。【30】墨學雖然也強調君臣、父子仁義(yi) 之道，出發點卻是“功利”，這缺乏正當性基礎：“夫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儒者之道，非以利言之也。如墨子之說，則君父以愛利責諸臣子，臣子亦以愛利望諸君父，而恩義(yi) 可不必道，此孟子告送牼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yi) 懷利以相接也，尚得稱之曰仁義(yi) 、曰忠孝乎?且君父之尊，於(yu) 臣子則有別矣。於(yu) 天下之盜賊，則尤有別矣。墨子教為(wei) 君父者以兼愛交利，與(yu) 教為(wei) 臣子及天下之盜賊等，故荀子謂墨翟之‘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31】陳伯陶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批評墨子的《節葬篇》。他認為(wei) 墨子因見周室衰微、天下並爭(zheng) ，提倡節葬等措施作為(wei) “富強之術”，是希求自己被諸侯所重用。墨子“借鬼神之能禍福人”，存陰騭果報思想，這與(yu) 《孝經》重視宗廟祭祀全然不同。【32】

在陳伯陶的保守主義(yi) 思想中，歐洲各國並不值得推崇，其處境形勢實與(yu) 中國戰國時代相似：“歐人所以重民權者，厥有二端，一曰通商，一曰作戰。自羅馬分裂後，歐人之為(wei) 戰國者，垂前餘(yu) 年。而其強者，類皆以商立國，商利行遠，遠則非其國威之所及，故立公司為(wei) 保衛，英商務最盛，嚐以一公司滅印度，故英之變民權最先，法及諸國其重商務者，亦以次更焉。惟俄與(yu) 土商務最微，馴至今不變，所謂以通商之故而變民權者，此其一。美之合眾(zhong) 也，由英事戰爭(zheng) 而行苛稅，法之革命也，由魯意為(wei) 無道而召外兵。蓋既為(wei) 戰國，則以作戰之故而重欲，以重欲之故而嚴(yan) 刑。孟子稱為(wei) 戰國之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歐人痛苦殆或過之。又其時暗主孱王，失地喪(sang) 師，痛苦尤劇，不得已而互相糾合，以圖自救，故魯索《民約》之論，得以行乎期間。”【33】故墨學不過是一門縱橫戰國時期的學術，其重利的特色與(yu) 泰西學說類似，是等而下之的；而中國自秦以後一統，與(yu) 歐洲情況絕不相類。可見陳伯陶的觀點處處流露出與(yu) 新文化人士的差異。

(二)兼愛之辨

將墨學“兼愛”與(yu) 西方意義(yi) 上的“平等”觀念相比附，是晚清以降出現的墨學論述新麵貌。1905年，同盟會(hui) 機關(guan) 報《民報》創刊號於(yu) 卷首列“古今中外四大偉(wei) 人肖像”，分別為(wei) 墨子、黃帝、魯索、華盛頓，並尊稱他們(men) 為(wei) “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yi) 家”。【34】五四時期思想的一個(ge) 最主要方麵是批判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儒家講“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亦即由己身、家族擴展到鄉(xiang) 黨(dang) 、國家、天下的人倫(lun) 秩序。墨學兼愛由於(yu) 不存在等級秩序，而被附會(hui) 為(wei) 西方式的“平等”。吳虞指出：“墨子兼愛主平等，則不利於(yu) 專(zhuan) 製，皆後世霸者之所深忌”，“要廢去儒家所主張的階級製度，把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禮教，一掃而空之”。【35】陳獨秀也說：“墨氏兼愛，莊子在宥，許行並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36】易白沙也認為(wei) ：“今者父子夫婦兄弟，各不相愛，社會(hui) 中皆不慈不友不孝不弟之人耳。父自愛不愛子，故虧(kui) 子而自利。兄自愛不愛弟，故虧(kui) 弟而自利。……此兼愛之說不可緩也。”【37】但在陳伯陶看來，儒家親(qin) 疏有別，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儒者之愛，從(cong) 己身出發，隨後超越一己之私，以致能達到仁民愛物；至於(yu) 墨學，殊不可取，因其會(hui) 擾亂(luan) 人世間的價(jia) 值與(yu) 秩序。他在書(shu) 中寫(xie) 道：“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qin)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qin) 親(qin) 仁也，敬長義(yi)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仁義(yi) 出於(yu) 愛敬也。愛敬之義(yi) ，莫詳於(yu) 《孝經》。”【38】需要說明的是，這個(ge) 觀點並非其創見，而是前有所本。清儒黃式三就曾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配之者惟聖人。聖人其無私乎?曰：‘聖人有私。’曷謂有私?曰：‘私於(yu) 所愛也。均是親(qin) 親(qin) ，而有其殺焉，高、曾、祖、父之分為(wei) 五服也；均是尊賢，而有其等焉，公卿、大夫之分為(wei) 五服、五章也。’”【39】

陳氏認為(wei) 墨家的泛愛說不可取，主要站在儒家“親(qin) 親(qin) 而仁民”和“仁民而愛物”的立場，認為(wei) 愛國思想起源於(yu) 愛家，而毀家非孝的言論，恰恰抽掉了愛國的根基。他對《孝經》的看法與(yu) 同時期的章太炎正相一致。章太炎在1933年無錫國學專(zhuan) 門學校的演講中說：“儒、墨之分，亦可由《孝經》見之，墨子長處居多，儒家之所以反對者，即在兼愛一端。今之新學小生，人人以愛國為(wei) 口頭禪，此非墨子之說而似墨子。試問如何愛國?愛國者，愛一國之人民耳。愛國之念，由必愛父母兄弟而起。父母兄弟不能愛，何能愛一國之人民哉?由此可見孝弟為(wei) 仁之本，語非虛作。《孝經》一書(shu) ，實不可輕。《孝經》文字平易，一看便了，而其要在於(yu) 實行，平時身體(ti) 發膚不敢毀傷(shang) ，至於(yu) 戰陣則不可無勇，臨(lin) 難則不可苟免。此雖有似矛盾，其實語道一貫，不可非議。於(yu) 此而致非議，無怪日講《墨子》兼愛之義(yi) ，一旦見敵，凡不肯拚命矣。”【40】這個(ge) 思路延續了儒家的傳(chuan) 統，強調人倫(lun) 理應循序漸進，孝為(wei) 人之天性，是善行的起點，而所謂修身齊家，應當是《大學》所謂從(cong) 家至國，逐漸向外推衍。由此可見，陳伯陶、章太炎反對破除家族主義(yi) 的立足點，都著眼於(yu) 民族國家之維係。麵對著民國以來動蕩不安的社會(hui) 和混亂(luan) 的政治局麵，他們(men) 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傳(chuan) 統的知識、習(xi) 俗與(yu) 文化。

四、結語

陳伯陶在《孝經說》中遠紹清初“孝治天下”的政策意涵，強調《孝經》並非限於(yu) 家庭倫(lun) 理範疇，而是攸關(guan) 統治之作，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傳(chuan) 統的理想政治是每個(ge) 人在家中從(cong) “孝悌”做起，本著愛敬之情推及至其他人際關(guan) 係，以家庭倫(lun) 理為(wei) 本位，衍生出良好的君臣關(guan) 係、臣民關(guan) 係、師友關(guan) 係。五四時期興(xing) 起的西方個(ge) 人主義(yi) 、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直接衝(chong) 擊了傳(chuan) 統的“孝悌”觀念；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也改變了傳(chuan) 統的家國同構觀念，“家”退化入私人領域，消解了清代“孝治天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正當性。

進入民國之後，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後，陳伯陶目睹社會(hui) 巨變，仍然相信傳(chuan) 統宗法倫(lun) 理在凝聚人心與(yu) 促進國家意識形態方麵的積極作用，他的《孝經說》就是這一思路的體(ti) 現，即以學術的理路來批駁五四時期大行其道的墨學複興(xing) 思潮。《孝經說》在內(nei) 容上不外是對傳(chuan) 統儒學的褒揚與(yu) 維護，同時采擷曆代典籍中批評墨家的說法並加以評論。從(cong) 學術史來看，《孝經》與(yu) 墨家思想的聯係實際是多方麵的。例如，程門弟子楊時曾懷疑張載《西銘》的思想意涵類似墨家“兼愛”之意；晚明儒者又常常征引《西銘》“仁者與(yu) 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的思想來注釋《孝經》，認為(wei) 由“孝”可以達到仁愛的博大境界，兩(liang) 種文本在訴說仁孝關(guan) 係上是一致的。【41】章太炎因而指出，《孝經》《西銘》與(yu) 墨學“兼愛”在“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這個(ge) 意義(yi) 上，思想意涵是相通的。【42】蒙文通進一步解釋說，“班固言：‘墨家者流，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章枚叔因之，有《孝經》本夏法之說，應即據墨以為(wei) 義(yi) 也。”【43】然而，陳伯陶采取了另一種思路，以“孟子學說本於(yu) 《孝經》”“孟子辟楊墨”來證明《孝經》中的“非墨”學說因子。《孝經說》在一係列非孝、批孔、破除家族主義(yi) 的反傳(chuan) 統聲浪中，堅持維護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20世紀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承載傳(chuan) 統道德、反思新式文化的精神象征。

申言之，新文化運動代表著中國自清末以來，在一係列追求富強的改革挫敗之後，對自身文化嚴(yan) 厲批判的一個(ge) 高峰，也是在新舊思潮不斷對峙激蕩中，步步增加對傳(chuan) 統文化批判的激烈表現。作為(wei) 清朝遺民的陳伯陶，希望將忠君的態度轉移至對孝道的關(guan) 注上，目的在挽救道德淪喪(sang) 之勢，這種思路在清遺民中亦十分常見。【44】麵對政權交替、政改共和、君臣道息，陳伯陶的思考是：一旦孝的想法消失了，究竟如何使人保有其他人倫(lun) 價(jia) 值?這無疑也值得今人深思。

注釋
 
1林誌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版，第189-190頁。呂妙芬曾在民國初年的“孝經學”著述中提及此書，參見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版，第321頁。
 
2詳細討論參見石岩：《五四時期思想界研究墨學熱潮出現的原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5期。
 
3 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學衡派。參見沈鬆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台灣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李孝悌：《略論五四時代的保守思潮》，台北《幼獅月刊》 1982年總第353期；付潔：《<學衡>與近代墨學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4 參見趙妍傑：《近代中國非孝論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1期；王桂妹：《“孝”：林紓與“五四”新青年論爭的“隱性”焦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5 參見林慶彰：《研究民國時期經學的檢索困難及應對之道》，《河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6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17，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9-1160頁。
 
7 吳慶坻：《蕉廊脞錄》，《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26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
 
8 參見戚學民：《清廷國史<章學誠傳>的編纂：章氏學說實際境遇之補正》，《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2期。
 
9 劉聲木：《遺民修<東莞縣誌>》，《長楚齋三筆》卷8，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39頁。
 
10  Reginald F.Johnston.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London：Victor Gollancz，1934：316-317.此事得到陳伯陶確認。參見陳伯陶：《瓜廬文勝》卷2，香港大學圖書館藏，第45-46頁。
 
11 陳伯陶：《瓜廬文勝》卷4，香港大學圖書館藏，第72-73頁。
 
12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13 《販書偶記》將陳伯陶誤為東莞人。參見孫殿起：《販書偶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2頁。
 
14 汪中文：《孝經著述考》，台北編譯館2003年版，第393頁。
 
15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32頁。
 
16 吳道鎔：《澹庵文存》卷1，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頁。
 
17 易白沙：《述墨》，《新青年》1915年第2號。
 
18 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曆史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頁。
 
19 小野川秀美、島田虔次主編：《民報索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0—1972年版。
 
20 羅檢秋：《諸子學與五四思潮》，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總第55期。
 
21 別士(夏曾佑)：《中國社會之原》，《新民叢報》1903年第34號。
 
22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436頁。
 
23吳虞：《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根據論》，《新青年》1917年第6號。
 
24羅正鈞：《劬盦文稿》，《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8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4頁。
 
25 何休解詁：《春秋公羊傳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26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2，《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8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
 
27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2頁。
 
28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頁。
 
29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8頁。
 
30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15-16頁。
 
31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18-19頁。
 
32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14頁。
 
33 吳道鎔編：《廣東文征》卷2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242頁。
 
34 《圖畫：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墨翟》，《民報》1906年第1號。
 
35《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頁。
 
36 《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頁。
 
37 易白沙：《述墨》，《新青年》1915年第2號。
 
38 陳伯陶：《孝經說》卷下，香港奇雅中西印務1927年版，第4頁。
 
39 《黃式三黃以周合集》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261頁。
 
40 章念馳主編：《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2頁。
 
41 參見呂妙芬：《<西銘>為<孝經>之正傳?—論晚明仁孝關係的新意涵》，《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2008年總第33期；嶽賢雷：《<西銘>孝論：逆向時間性與自然血脈上的人文精神》，《原道》2018年第1期。
 
42 陸寶千：《章太炎之論墨學》，《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91年總第20期。
 
43 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44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2頁。另見鄔蕾：《論孝的原則與政治忠誠》，《原道》2014年第2期。